编者按：根据不少读者的要求，爱思想网特发郭世佑教授的一篇旧作《走近真实与“走向共和”》。该文是2003年春《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时，作者应《浙江教育报》之约撰写的长篇专论。目前，郭世佑教授正在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赶写《教科书以外的辛亥革命》（暂名），准备结合自己整整30年来潜心研读汗牛充栋的辛亥革命历史资料与各种胜利者的回忆，用可靠的资料来说话，既纠正教科书与政治宣传精心构建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与刻板印象，打破国共两党先后组合的某些历史神话，也不同于当代某些作者与网络舆论离开历史资料的丰富想象，并不刻意贬低辛亥革命。该书预计2011年5月出版，山东人民出版社将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隆重献礼，预祝郭老师的新著早日出版。
一、电视媒体的神力
近一月来，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出台，省内外的师友与媒体纷纷来电，电子邮件也像雪片一样不断飞来，索取观感者有之，询问史实者亦有之，还有的传来评论文章，嘱我再评。
遗憾的是，对于历史剧，特别是长篇电视剧，平时我就很少看。因为无论电视剧编得怎么真，也不可能都真，作为史学研究者，一旦发现不真，职业的警觉性就容易冲淡文艺欣赏与娱乐的趣味性，就很难投入，所以尽量不看；加上精力有限，我常对20集以上的电视剧望而生畏，遑论59集之长。既然没看，就无法对电视剧本身作出比较系统的评论，只能根据我所认定的可靠史料，对某些颇有争议的提问给予回答。
综合有关信息之后，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一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编导与演员把史学界至今尚存争议的近世人物与事件义无反顾地搬上银幕，我很敬佩他们的勇气，还有胆识，至少他们比我这样瞻前顾后的职业性史学研究者要勇敢得多；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帮我们就我国广大民众之于晚清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史学创新的承受能力做了一次最广泛、最有效的民意调查，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可以预计，广大民众对近世历史的了解与思考不会随着电视剧《走向共和》的谢幕而嘎然终止，他们对史学创新成果的兴趣与敏锐也将由此递增。
至于受众群体中出现的诸多分歧，既需要电视剧的编导们予以重视，也值得史学研究者三思。
二、史学成果难以直接转换成社会效益
一部历史剧要想获得成功，无论是半真半假地“戏说”，还是在真说中去细说，都离不开学术界的职业劳动成果，否则，“满纸荒唐言”，只能骗骗孩子。
自从1978年理论界与学术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这样长期遭贬的历史事件，像李鸿章这样长期被骂为“卖国贼”的历史人物，史学界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与新的结论。例如，1980年春，我国史学界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就发表了李时岳先生的宏观性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其影响还超出了史坛，波及整个理论界，只是难以走向民众而已；1981年春，《人民日报》理论版还连续发表李时岳、姜铎等人关于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论文，尽管彼此的争论十分激烈，但许多历史的线索与真相越辩越明。为数更多的学者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往那些对晚清统治阶级立足于批的史学评判是很偏颇的。不仅如此，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学术界对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的内涵、特点与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得失，也展开过前所未有的学术讨论。我也参加了其中的讨论，对有关情况比较清楚。
尽管近20年来，史学界的研究已有明显的变化，史学的学术更新相对较快，但中学教科书改得较慢，高校、电大、函授、自学考试与干部培训中十分普及的公共性政治理论课《中国革命史》变得也慢。即便是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也显得有点滞后。中华书局1994年重版的全国高校的近代史教材《中国近代史》，被认为是至今最好和最新的近代史教材，但它也毕竟只是集体式的编写而成，编者内部的学术分歧也不小，加上教材本身就是力求 “定论”， 力求四平八稳，不求大胆创新，而且它距今已有9年。而这9年来的史学研究就像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现实社会一样，已经今非昔比了。
要想把某些创新性的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及时向社会大众普及，转换成社会价值，如今看来还颇有难度。由于封闭式的学术传统所致，许多严肃的学者一般不写通俗性的读物，史学作品都只写给同行专家看，与自我欣赏差不多，否则就容易被同行看轻，要改变这个传统还不太容易。再说，如今学者们的自由空间并不太多，风靡全国的工科管理模式比亚当•斯密捕捉的“看不见的手”还能干，许多单位每年都对学术研究者的严谨成果去填表打分，还有各种形式的评奖、课题申请等，而那些形俗质不俗的通俗读物要么不能作为学术成果去记分，要么同许多在两三夜之间就能编出一本的猎奇性史书一起算，使人望而生畏。其实，既要通俗、生动，又要准确、翔实的历史书籍比拼凑宫廷“秘闻”、“逸事”和雅、俗不一的人物传记要难得多，它对作者的要求也并不比撰写一般性的史学论著的要求低。
我国许多读者都喜欢读西方史家写的书，包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大陆一版再版，好象只是他们的写法比我们的好，文字活泼、生动，其实，并非每一个学有所成的学专家都能写出这样的佳作。它既需要扎实的史学根底，取舍自如，更需要可以飞翔的思想，还有深入浅出的文笔，是文、史、哲三者的有机结合。4年前，我应《东南学术》之约，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曾经强调：“哲学的思辨与睿智，文学的灵气与优美，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要想达到其中的一种，都很不容易。……三个一相加大于三。”（参见郭世佑：《过渡中的驻足——我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如果能做到三者兼顾，打动读者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我也曾异想天开地打算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写一部通俗的中国近代史，却犹豫至今；中华书局某编辑曾约我写一本具有自己风格的《梁启超传》，至今也没动笔。究其原因，一是怕写不好，二是担心投入太多，还不能作为研究成果去填表，不值得，就是没怎么去为读者考虑，想来也惭愧。《走向共和》的编导倒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的神力，以他们的学识与风格做了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这至少是值得庆幸的。我们固然应该坚守历史学的严谨，但不等于我们有资格去剥夺别人在娱乐中普及历史文化知识的权利。
三、革命史观的影响不可低估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应当解决一个前提性的认识问题，那就是：面对前所未有的西方强敌，近代前人的最佳出路究竟是什么？
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人们过多地强调暴力反抗，应当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问题在于，如果不尽快提升反抗水准，不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路，即便是再彻底、再不妥协的反抗，也顶多是像号称“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将士那样战死沙场，反而遭来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借口，比以往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更糟的《辛丑条约》便是最好的注脚。以往我们过多地夸大了义和团运动阻止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作用，既忽略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与互相牵制所起的作用，也忽略了《辛丑条约》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君不见，就在《辛丑条约》签定不久，留日学生就已发出警告：“无形之瓜分，胜似有形之瓜分”。连湘军老帅刘坤一在离开人世前也在哀叹：“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显然，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学习，还是讲授，还是研究，既需要爱国激情，更需要理性思考。感情可以出诗人，却难以出科学。
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史观，固然对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过较大的理论作用，也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但它的某些片面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运用革命史观解释现代中国革命时，他的论点常常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政论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政治家与革命家最看重的是灵活求用，职业史家所看重的首先是冷静求真，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坚持用前者来指导后者，史学的求真就容易受到掣肘。
在革命史观的规范下，人们重革命、轻建设，重视人民阶级的暴力斗争、忽略或贬低晚清统治者的改革。对于暴力斗争，不管时间、地点、条件，革命的时间越长越好，手段越激烈越好，对外越主张打就越爱国，如果“妥协”求和，那就不行，就是卖国主义，强调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实，“妥协”是一个中性词，不是贬义词，“妥协”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必备的政治素质与心理素质，如果该妥协时不妥协，就像该斗争时不斗争一样，都很糟糕。
受革命史观的制约，许多读者容易接受和保持战争年代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定势，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区分历史人物的影响还很大。虽然许多人已经知道“好人”、“坏人”之类分法很糟糕，但真要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在我国，无论是读者，还是学术界，对论点的兴趣明显多于对论据的兴趣，连许多基本的事实都没弄清楚，就随便下结论，轻事实判断，重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这种现象值得克服。人们还喜欢对历史人物搞盖棺定论，追求简单化的褒或贬，容易流于空谈，或者轻信某些人云亦云却似是而非的所谓定论。一旦有人试图从史实出发，就某些所谓盖棺定论做出新的探索，就惊呼有人“翻案”，不得了，非围攻不可。
君不见，当年李时岳先生在率先重新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时，就遭到过围攻式的批评，有的甚至还提出，在洋务运动研究领域也有“精神污染”，这个“污染”之源就是李时岳。及至1990年代中期，在李时岳逝世前后，还有人不想放过他。这就有点像巴金所说的，有的人自己不独立思考，还不允许别人独立思考。
还在延安时期，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曾经对历史学家何干之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由于现实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走职业史家之路，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毛泽东并不认为他就是专业性的近代史专家，并不认为他的某些史论就是不可移易的定论；
二、假如他真能做一个专业性的史家，他就不能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任何阶级的功利主义同求真的职业要求是不容易统一的。
近年来，我在为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的指导教材主编《中国近代简史》时，尽量结合我自己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尽量增加晚清统治者谋求改革与试图缩小中外差距的史实，适当总结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将革命与建设并重，只因篇幅有限，加之读者主要是学革命史过来的党政干部，不能把他们以前学的知识冲淡过多，增加他们的应考负担，其创新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只能说我不想放过弥补革命史观之缺憾的一切机会。
四、爱国主义教育需要理性提升
至今为止，革命史观的影响还很大，从每年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的入学考试答题情况中就可见一斑。据我所知，总有那么一些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喜欢把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课程变成慷慨激昂的演讲课，甚至举行讲课比赛。为了渲染课堂气氛，总喜欢像说书杨家将一样，一味讴歌暴力反抗，贬低对外和谈，片面地歌颂那种“即使打不赢，也要咬一口”式的爱国主义，不大关注历史条件，不大考虑不同身份的近代历史人物都有爱国的权利，也会有各自不同的爱国表现。其实，在晚清历次对外战争中，既没有哪个督抚官员投降过侵略者，也没有哪个最高统治者蠢得要卖国，这应该是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事情，没必要通过制造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搞窝里斗，厚诬前人。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果掌握晚清实权的慈禧太后、受命于朝廷的李鸿章等都是卖国的，那么，卖国对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有那么愚蠢吗？要知道，李鸿章、袁世凯之辈特别是慈禧太后这样的庙堂主宰如果真想卖国，那就比康有为、孙中山或广大民众去救国要方便和容易得多，这个破碎的“大清之国”早就被卖掉了，那还叫什么“半殖民地”呢？还有什么资格和必要作为主权国家，在谈判席上同西方列强讨价还价呢？
在战与和的选择中，清朝最高统治者或当事人的考虑同一般民众的考虑是不一样的。民众可以凭激情行事，统治者却需要冷静考虑，权衡利害。历史是如此，现实也未尝不是如此。当然，不是说晚清统治者就没有什么失误了，不是没有什么责任，我们需要的是根据角色分工的原则，衡量各色人物在对内、对外中的各类表现，区分得失，不是按“爱国”与“卖国”的标签划线，
非此即彼。已故陈旭麓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指出过，误国不等于卖国。
许多专业研究者与各级行政领导都喜欢在中国近代史中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要对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予以适当提炼，惟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式的爱国主义才是近代前人的最佳选择，它既可以体现在战场上，也可以体现在建设中。状元出身的张謇之所以投身实业，办大生纱厂，最早的心理动机就是他在自己的家乡南通“看不到一绽国产的纱绽”。名声不佳的袁世凯之所以首创巡警制度，就是针对《辛丑条约》签定之后，直隶地区许多军事重镇均由洋人把守、不准中国军队驻扎这一严峻的现实，他作为直隶总督，面对国防权利与能力严重丧失的局面，就想同洋人打擦边球，因为《辛丑条约》没有规定不准建巡警。他对巡警的组建，主要还不是为了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这同后来的巡警只对内颇有区别。不要因为袁世凯后来为了当“洪宪皇帝”，签订了“二十一条”，就断言他以前就一点都不爱国了。
3年前，出席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学者参观义和团骨干赵三多的家乡河北威县时，有位日本学者不无自豪地对我说：“我们日本人不搞爱国主义教育”，言下之意是，他们不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能爱国。此话对我触动很大。据我所知，并非日本人不搞爱国主义教育，而是他们的方式与理念与我们截然不同，效果也不大一样。
我收藏着一张已故著名近代经济史专家丁日初先生亲笔题赠的照片。在丁先生与师母的背后，那是一块纪念碑，是日本人在美国海军准将伯里1853年率军侵犯日本领土的横滨久里滨登陆处建立的纪念碑，碑名由伊藤伯文题写：“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里上陆纪念碑”。据几位日本学者告诉我，类似的纪念碑在日本还能找出不少。在我国，我们有许多关于抵抗外来侵略的纪念碑，不可能为侵略者建纪念碑。我们的许多纪念物都试图昭示一个道理：我们中国之所以没有被列强灭亡，是因为我们有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之所以还显得落后，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理念却有所不同。通过这样的纪念碑，他们试图告诉日本民众：我们之所以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我们不必过多地埋怨别人；我们应当牢记挨打的事实，惟有励精图治，急起直追。我不敢断言这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孰优孰劣，但我时常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前无可奈何：日本已挤身于可与西欧任何国家比肩的强国之列，我们中国却仍属于第三世界。看来，日本的爱国主义理念比我们更富有积极的内涵，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需要慎重提炼和升华。
五、李鸿章：一个被长期误解的爱国能臣
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４９年，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特别是在清末的50年，它比打打杀杀的“五胡十六国”时还要复杂得多，用李鸿章的话说，他们所遇到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尽管当时能有李鸿章这么头脑清醒的人还不太多，还在浑浑噩噩，继续做“天朝上国”的美梦。
要想“制夷”，必先“师夷”，个中道理，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早就说过，问题是“师夷”之论曲高和寡，没多少人愿意听，做起来更难。这是因为，如果“师夷”，至少会遇到思维与感情两大障碍。论思维，历史的辉煌早已昭示，只有别人向我们学习的，哪有“用夷变夏”的道理？论感情，中国人不仅很讲面子，还很讲气节，怎能拜强盗为师？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既明说，也真干，虽然经常碰壁，他和老师曾国藩等还是发起了以“师夷”为主的洋务运动。由于英法联军把清军打得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还惨，北京首次遭劫，连咸丰皇帝都在惊恐中丢了性命，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师夷”。曾国藩、李鸿章等力排众议，从创办军事企业开始，率先把机器引进国内，机器工业开始出现零的突破，我们不要小看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将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不要因为清朝的新式军工企业就只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当知那时的太平天国已如强弩之末，已经对清朝统治者不构成主要威胁了。
乃师曾国藩死得较早，李鸿章就秉承师教，并以后来居上的架势，创办许多事关国计民生的民用企业，包括轮船运输、机器采矿、铁路、电报等。有人说李鸿章创造了47个第一，这未必精确，但在当时坚持改革与开放方面，没有谁比他做得更好，他办洋务的功劳最大，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鸿章是一个有远见，有能力的人，他坚持办洋务，不怕谤议和围攻，他还主张用西方人才的标准来选拔中国的人才，“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改变八股取仕的落后方法。这就打破了文化民族中心主义，在当时很不容易。面对守旧者的轮番围攻，他仍坚持自己的见解：“综核明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虽然我国历史悠久，“我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这是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爱国者，他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做了不少实事。
李鸿章之所以会被当时和后世都骂作“卖国贼”，主要与他“主和”，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关，好象他就是“卖国”的专业户。但要知道，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同西方列强是战好，还是和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打不行，打又常常打不过，结果只有签订不平等的条约，灾难更大。再说，李鸿章只是受命去签约的，并不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也不是没有据理力争过，但毕竟是弱国无外交啊。
在西方列强看来，这个一米九左右的清朝大臣仪表堂堂，办事讲成效，也很有威严。但在甲午战败后，既凶狠又狡诈的日本政府通过破译李鸿章的电报密码，已经知道清朝的谈判底价，使李鸿章十分被动。他奉命去马关谈判时，在谈判桌上力争，不同意割地，也不同意赔3个亿，但日本政府特别霸道，几乎毫无协商的余地，使他回天无力。在力争过程中，李鸿章还遭到日本浪人行刺，左脸被打伤，子弹留在体内，直到回国后才取出。受伤住院时，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还高兴地说，挨枪使日方理亏，他们也该对我方做出让步了，这何尝不是好事。结果，日本少要了一亿两银子。就从李鸿章的受伤态度中可知，他也在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啊！西方学者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的评价还很不一致，但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仅基本一致，而且还相当高。
甲午战败曾使李鸿章的声名一落千丈，但我们不能断言洋务运动就因甲午战败而“彻底失败”，也应冷静地分析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在１８８８年成军之时，我国的海军实力在世界上排名第8位，日本那时还赶不上。但北洋建成后，就一直没有再投入军费更新装置，而日本则奋起直追，后来居上，最后在甲午战争中占了上风。梁启超赞同当时西方的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鸿章“虽败亦豪”。至于李鸿章在同左宗棠为“海防”与“塞防”谁最重要的问题时，提出放弃新疆的错误认识，值得批评，但不等于他就是“卖国”。当知由于晚清的积贫积弱，有此糊涂认识者还大有人在，谭嗣同不就主张拍卖“大而寒之”的新疆等地来筹款变法吗？
当然，李鸿章不是没有缺点，不必美化。他办事灵活，很重感情。他是靠淮军起家的，所以对淮军将士及后人都很照顾，合肥人找他办事，他经常二话不说，这也说明他缺乏原则，感情用事。曾国藩说他的学生李鸿章“拼命做官”，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不见李做人，只见做事，可知李鸿章的为人不及曾国藩那般正气，任人唯亲，也有一些衙门作风，比较孤傲，更容易遭人攻击。
六、慈禧与袁世凯：心术与能力并举
慈禧是一个既有心计，又有能力的女强人。人们常说慈禧乃“妇人之见，没有远见”，只知玩弄权术，祸国殃民， 留下一幅“老妖婆”的形象，此论可能同男子主义的偏见有关。既然古今中外那么多男人可以玩权术，她一个宾妃出身的女子在统治一个以男性世界为主导的国家，多玩权术也是题中之义。在晚清的最高统治者中，好象还没有比她更能干的人，她有驾驭群臣、威慑四方的能力。她的接班人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比她就差多了，清朝的灭亡就与载沣等不能驾驭局势有关，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力量其实并不那么强大。
慈禧作为实权人物，她对洋务运动还是持支持态度的，只是她为了牢牢地握住权力，不愿洋务派和顽固派中的任何一方的势力过于壮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同时，因为她所垂帘的江山还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总有防备之心。加上她的文化程度不高，特别是刚操纵政务时，还常写错别字，也带来许多毛病。
她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强硬的，也有一定的主见。甲午战争爆发伊始，她也是主战的，只是后来力不如人，被迫妥协。１９０１年1月，还在逃亡西安途中，她就宣布新政，颁发许多法令法规，包括兴办实业、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编练新军、派送留学、废除科举制等，还在１９０６年宣布预备立宪，意味着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前所未有的一步，尽管她是被迫的。对此，我在《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袁世凯是很有政治手腕的老奸巨滑者，他的心计不在慈禧太后之下，但也是一个很有办事能力的人，他是继李鸿章之后办洋务最有成效的汉族大员，比张之洞还突出。因为他曾经有功于辛亥革命，才被孙中山提名并全票选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至于后来搞帝制，落得身败名裂，那是另一回事。武昌起义爆发后，如果他坚决站在没落清朝一边，孙中山等人能否达到结束清朝命运的目的，显然还是未知数。晚清新政期间，全国的新军共编成１４镇，其中袁世凯就编６个，而且兵强马壮。他办的企业、办新式学堂也是最多的，他虽然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但是一个很能干的人。12年前，我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明确指出：“人们一边说‘孙中山让位’，一边说‘袁世凯窃位’，这就自相矛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固然是历史的罪人，但对他复辟帝制前那段有功于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应当予以公正的评价，不能用历史的结果去推导过程，不要以为袁一上台就决定了他必然要搞帝制。”我的见解已为越来越多的同行所认可。
至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一事，也是常为人们谈论和抨击的。应当适当区分的是，戊戌政变发生在他告密之前，他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才去告密。虽然这仍属不齿之事，但与我们以前所说的袁世凯为求荣而出卖维新派也不是一回事。
2003年4月27日于杭州市体育场路浙大寓所
此稿应《浙江教育报》之邀而作，原载《浙江教育报》2003年5月23日，发表时略有删节；郭世佑著《历史不是小姑娘》（郭世佑主编“湘籍学者丛书“之一，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转载时，恢复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