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近代史教科书的修订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受到关注，即究竟应该以“革命史观”为主线，还是以“现代化史观”为主线？这里谈点我的看法。
所谓“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总看法。历史是内容极其丰富且相互联系的多面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观察到历史发展的多个侧面及其线索。毋庸置疑，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确以救国与革命为主要线索，“革命史观”是言之成理的学术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是以这一史观为主导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从器物层面到思想文化乃至制度层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经历着一个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这便是“现代化史观”的看法。
以往，我国史学界曾出现过关于这两种历史观的争论，有人认为这两种史观是对立的。其实，“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并不矛盾，更谈不上对立。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追求现代化的富民强国之理想，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离开了时代主题，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便要大打折扣。
史学理论家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是说，历史认识是当代人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历史的再评估。我们的思想不应该停滞和僵化。有学者指出，一部以“振兴中华”为弘旨的中国近代史，数世纪之交这30年的研究成绩最辉煌，这是因为执政党能够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做出与时俱进的认识转变――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识转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认识，进而治国方略也随之发生重大转折――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在党和国家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并且于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做出相应的修订，是完全必要的。
说到治学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僵化，著名近代史学家胡绳先生堪称楷模。胡老是“革命史观”的奠基人，但从他晚年的学术探索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改革开放的实践启示与历史反思以及“现代化史观”学术成果的影响。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正在疾驰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胡绳指出，在落后的农业国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问题。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些结论：必须在“三个有利于”前提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参见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尽管胡绳先生的某些具体观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但他从百年中国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我们当然应该把这些历史经验写进教科书中，让后代人知道什么是民族振兴的成功之路，以及我们是怎样历经曲折最后走上这条成功之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与发展观是相互联系、不可割断的，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之上。我们现在做的不能与历史教科书上写的不一致，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正是教科书需要修订的地方。
在修订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取得了很大进步，其重要特征之一，即为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有了比较正常的关系。忆往昔，戚本禹之流搞“为革命研究历史”的闹剧，把史学弄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最后陷入“影射史学”的绝境。经过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史学工作者们唾弃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那套“左”的做法，克服教条主义和片面性思维定势，注重科学，追求真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获得了学术成果的大丰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浓厚的学术氛围，使“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等不同的学术范式得到了兼容并蓄、相互借鉴与共同繁荣。修订历史教科书应该重视和反映这些方面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