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一部力作。本文题目中有"零和社会"概念，是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提及的，这里略加解释。
所谓"零和社会"，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的能量转换是完全转换，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可以想见，一个人、或者一个社群的社会能力被彻底剥夺，将会面临着什么？
1768年的"叫魂案"发端于一桩实在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浙江省德清县，因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在维修时，一位叫沈士良的农夫给了修桥吴石匠一张纸，纸上写着沈农夫两个侄子的名字，沈农夫请吴石匠把这张写有名字的纸贴在木桩上打入水里。沈农夫如此行为，是他长期受到两个侄子的欺凌，把活人名字贴在木桩上用大锤撞击，可以勾去他的精气因此而生病或死亡。此即所谓"叫魂"。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一种诅咒，确实足够恶毒，不仅是当然的道德问题，按《大清律例》还是严重的法律问题，这种带有"妖术"的装神弄鬼举动，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道"之罪，如果罪行严重，是要杀头的，但可以肯定--这不是政治问题。
吴石匠并没有答应沈农夫的要求，也可能认识到了这个行为的恶毒程度，于是他召来地保正（估猜大约相当于村长一级"干部"），将沈农夫扭送衙门。沈农夫招来一顿板子之后予以释放。毕竟，事出有因，且没有形成主体事实，属于"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这一开始，就如脱缰野马，怎么也刹不住脚：德清县人的"叫魂"传闻不胫而走。"叫魂案"就此蔓延开来，首先抵达临近地区萧山县，其后转入邻省江苏苏州，然后再转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长江下游地区，直达汉阳府。"叫魂案"开始严重蒸发。
此时，"叫魂案"的内容也随后发生变化，"案犯"的主体成员，不再是石匠一类有职业的人，而是以游方和尚、闲散乞丐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变，改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缕头发（或者衣服的一角）。这样，这些行为更具备了"妖术"特征。各地衙门对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被抓获者大都酷刑伺候，严刑之后却发现，没有一个案例够得上严格意义的"叫魂案"，不过是民间因恐慌而引发的一系列虚假案情。如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与政治无涉。
在民间社会，总会不断流布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叫"风起于青萍之末"，一面叫"流言止于智者"，对流言的处置自然能够考验官员的"执政能力"，只是，通常情况下显得并不严峻。
流言在传布。各地官员都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处置，不能说这种处置是妥当的，官员们处置的方式都有个共同倾向，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进而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尽管不难看到权力的滥用，总得说来还能做到就事论事。倘若事情就此结束，就不足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僵硬和人治特征的标志，也无法成为君主专制权力无限膨胀的典型事件。
这时，乾隆皇帝已经陆续收到一些禀报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员傅恒、尹继善、刘统勋起草了一份模棱两可的"上谕"，一面要各地官员"留心查禁"、"重治其罪"、"严加惩治"，一面还要"不动声色"。"上谕"于1768年7月25日发往各地。
当"叫魂案"蔓延到山东时，事情发生了转折。
山东巡抚富尼汉所辖地区抓获几个乞丐，"证据确凿"地证实了"妖术"的确存在。但是，富尼汉并未到此为止，他更加怀疑在"妖术"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妖党"，并且认为"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在乾隆"上谕"下达前一天的7月24日，他将案情上报朝廷。接着，他辖区内又有几例内容相似的案件，这更加确定了他的怀疑："确有妖党潜藏于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且有好几个"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其中一个案犯招供自己来自江苏扬州。
皇帝接到富尼汉的奏章，再于7月29日发出一份紧急诏谕，命令对"妖党"进行清剿。但此时乾隆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清剿动机。
不仅富尼汉所辖山东，全国各地陆续对案情都有所奏报，奇怪的是，唯独江苏地区却没有一起案例上报，乾隆认为：既然别的地方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而江苏却在"叫魂案"案发伊始明明就在苏州出现过案例，富尼汉上报的案件中也涉及扬州。这不是糊弄皇上么。
原来，当初江苏巡抚在审理案件时就发现这个案件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也就更不会想到还存在什么"妖党"，辖区内一个小小案件何必惊动当今圣上？这个原本实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为对朝廷隐瞒实情的证据。
虽然江苏官僚如此自以为是，但"叫魂案"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皇帝所在的北京，甚至越过长城，进入满人居住的地区，被抓获的案犯也越来越多，成为全国性恐慌。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有儒道释三种主要形态构成，治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一般都以此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意识形态加以确定。但我的看法是，这都属于治国手段，也就是一种工具，支撑各朝代政权的意识形态，其核心乃皇权自身，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具有一定神授意义，并在此条件下构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中心主义"--通俗地说叫"官本位"，但"官本位"不足以涵盖权力所能延伸到的各个层面。正是权力中心主义的存在，才是中国专制制度特别强大的缘故。由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为汉人统治，因此并无特别宣示的权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权力的绝对性。而清朝相对汉人则为异族，满族具有自身的民族特征，入主中原之后，随即将这一特征推广，强加给了全体汉人，这就是"削发"、留辫--它对于清代统治者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对王朝体认的一个根本标识。在满清入关后，重大而血腥的屠杀事件几乎都出现在江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在江苏，而这两地现在还都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属上海管辖），当年"嘉定三屠"与江南人拒不削发、对"削发"事件的认同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叫魂案"在乾隆眼里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这是不是企图动摇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骨子里有阴柔一面，士风淫靡，但在江南士人阴柔表象之下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当年，南明覆亡，平日里的铮铮男儿，却齐刷刷地输给过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至今，金陵市井可以随口报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却要在侯方域、钱谦益、冒辟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许乾隆皇帝体会到了这样的"坚韧"，他对江南官吏素来恶誉，屡屡指责江南官僚"吏治恶习"。
于是，他处心积虑地暗示要地方各级官员注意"叫魂案"的严重性。
由于皇帝对案件追查的要求在不断加码，整个八月，乾隆几乎完全陷于"叫魂案"处理中，排查也只好跟着乾隆的调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终于耐不住性子，他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第一次直面"削发"问题，不再如以前一样地闪烁其词，最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迹。其实，他对此早有敏感，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点穿的原因，乃是因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这种具有"谋反"性质的事件出现，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而且更不愿意的是由于自己"点穿了"这个臆想出来的"实质"而引发全国性的民变--他心虚得很。
至此，清剿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针对的不再是什么"妖术"，而是谋反。
案件一旦涉及"谋反"，就不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介入案件审理的也不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大员。可是，中央官员一接手案件便立刻掂出了事情的份量：这些案件几乎全部是地方官员为满足皇帝的"重视程度"伪造出来的，案件的发生都如江苏的案例一样，大多数是因为恐慌引起的（其中还包括一些民众之间泄私愤的栽赃），被抓获的"案犯"无不是在严刑之后提供的虚假供词。有意思的是，这些京畿大员们并没有一味地附和皇帝，而是客观地指出了案件的实质--这正中国儒家传统的风骨，他们尽管经常混淆是非，但在自己的"是非观"里并不轻易妥协，所谓"愚忠"。
皇帝呢？也没有继续顽固地认为这是对王朝基础的破坏，他顺水推舟让官员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处理，自己随即超然事件之外，继续明察秋毫地"圣明"。仅仅过了半个月，乾隆便再次变换自己的态度，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属"荒唐无据""而原因却是"奸徒撒谎"和"问官锻炼成招"，一转眼，自己便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圣明。进入10月之后，几乎变成了"平反月"，到11月初即全面停止对"妖党"的清剿。
但案子毕竟是皇帝御批，是乾隆不断层层加码才弄到这个地步，即便纠正冤假错案，也丝毫不能损害皇帝的尊严--其实就是个面子，只好把所有罪过推到了地方官员的头上：这不是皇帝的不高明，而是你们的蠢笨才导致这个结局的。
以"权力中心主义"构成的统治结构，体现为皇帝对地方官员的垂直管理，这样，皇帝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信息，结果却引来皇帝本人的横加干涉，他可以随时随地介入到与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事务性工作中，而各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面对的不是事情的对和错，而要竭力揣摩皇帝的意图，皇帝的感受才是判断是非的依据，唯有如此，方能直接体现出皇帝的绝对圣明和皇权的绝对性。如此行政，看似高效，其实效果极坏。正是来自皇帝的压力使案件不断偏离实际轨道，皇帝屡屡批评官员不明事理，却没人知道皇帝的"事理"到底为何？直到案件确定多是冤案后，他依然能够理直气壮地批评官僚们没有按照他意图去办。
既然不能埋怨皇帝的神经过敏，只能责怪地方官员的超级愚蠢了。那些查处"叫魂案"的官员们--不论他们曾经是什么态度：消极的、积极的，统统受到了处罚。据孔飞力统计，整个案件中受到处分的官员达195名，其中包括把案件夸大为"妖党"的富尼汉。
尽管我们可以假装宽宏大量的地认为：皇帝毕竟担负整个江山社稷，多加一分小心也是理所应当。坏就坏在这"多加一分小心"上，它体现了"权力中心主义"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权力的不可捉摸性。在整个事件中，最为荒谬的还不在于皇帝的严苛，也不在于官僚们的见风使舵，而是"削发"问题的本身。按说，是否"削发"并没有任何危及政权安危之处，而且按大清律，也从来没有在律法上规定这是一个强制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依法办事"，实际上整个清王朝根本不需要削发留辫--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更不是一个涉及清王权统治的政治问题。但"权力中心主义"却导致对事件性质的认识、分析、判断，全靠皇帝是否有一颗悸动着的"多加小心"。这样，原本孤立而不相干的刑事事件，甚至是道德事件，一转就变成了危及统治根基的政治事件，把涉事民众一下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上，朝野上下沸反盈天，朝臣们一面承合皇帝的高度警惕性，一面又要面对尴尬的现实。为了得到皇帝所需要的口供，不能不对事主施以刑罚。残酷的刑讯逼供之下，什么样的口供不得到？什么样的罪名不成立？什么样的冤案造不成？
这个结果导致：整个"叫魂案"中，除了证明皇帝的高明外，竟然没有一个受益者。皇帝通赢，余者全输。
整个案情真相大白后，凸显出的是"零和社会"的结果。边沁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了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零和社会的结果不仅相反，甚至更加极端，所有人都没有从中得益，并且要向更加弱势群体、个人转嫁自己的损失，最终可能激活各种社会矛盾。
康乾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乃以"盛世"著称，整个社会状况都处于上升期，此时，西方社会中轰轰烈烈的拓殖运动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危害，反而使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输入国，当然，由于有着和珅这一类超级腐败分子，普通百姓并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但总是利大于弊，远远强于灾害频仍、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时期。繁华的国际贸易带动了国内的经济繁荣，即便在十八世纪中晚期，苏州商埠的繁华程度在国际城市间也是鹤立鸡群。
但在盛世之下乾隆皇帝却显得如此惊慌，以致大动干戈，这就表现出由意识形态主导下"权力中心主义"政权依托的虚弱本质，当皇帝觉得"削发"问题很可能冲击大清王朝根基时，其余人必然要作出更加过激反应才能符合"圣意"，不仅违背事件本来面目，连基本的"就事论事"都难以做到。就这样，大清律法中没有定罪记载的"削发"行为、在1768年里实际也不存在"叫魂案"，仅仅因为民间对某种妖术的恐慌，硬是被乾隆活生生地捏造出一个轰动全国的"妖党"，仿佛大清王朝岌岌可危，随时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1768年的欧洲图景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拓殖运动如火如荼，现代科技蓬勃发展，早在1688年英国已经爆发了光荣革命，而1768年，正是启蒙运动达到最高峰值时刻--21年后的1789年，即迎来改变世界的法国大革命。
世界的剧烈变化配之以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国却毫无触动，他对江南--这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方充满了轻视和鄙夷："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唯江南为甚"，他从没有想起来研究过世界变化的可能样式、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适应新的世界形势--这并非我用现代眼光要求那个时代，而是1768年是一个离现代世界已经非常接近的时间。我们时常批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对于中国似乎应该改为"世界没有论"，除我泱泱天朝，这个世界非蛮即夷，非我族类，根本不承认在我们之外还有一个他者的世界。
从这个事件中不难看出王朝统治的僵化和荒谬，偌大帝国，从来没有谁寻求过任何政制上的变革，而把帝国之基础建立在一个空洞无据的"意识形态"上--仅仅几缕发梢便把一个国家搞得寝食难安，乾隆对民间毫无由来的妖术恐慌火上浇油，引发了一场全国性政治震荡，强大的帝国经济基础，仅仅过了70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便被枪炮轰得粉碎。
清王朝的覆灭，导致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盛景成为一片虚幻，也导致清末民初直至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横冲直撞--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使我们的身上流动的历史血液、哺育过我们的历史，成为一种任意舍弃之敝履。这种历史的痛感时时萦绕在我心头：一个拒绝变革的世界，其所维持不过是个死亡的世界，历史只能在变革中得到延续。
传统中国，毕竟还有刘统勋这样忠心耿耿、精明强干的朝臣，他们继承了中国儒家风范，刚直中正、申明大义，没有因为皇帝的忧心忡忡轻易附和、断定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反清势力"在兴风作浪，他们用自己的机智、才华阻止了悲剧的进一步延续。如此果敢之士，如今大约也成一件稀罕物了吧。
一场可能引发政权危机的"叫魂案"终于落下了帷幕，其结果是，所有涉案人员，从官僚到平民--一无所获。一场社会零和化的图景跃然眼前。
来源：《同舟共进》2012年第九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