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曾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由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内部也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个中缘由相当复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在老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有朱希祖、钱玄同以及“三沈二马二周”。然而，其他几位章门弟子如黄侃、汪东、吴承仕等，却似乎与以上这些同门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黄侃离开北大，即是“为同门者所挤”[1](p27)；而当杨树达推荐吴承仕任教北大时，马幼渔也答复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2](p26)双方矛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根源，这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造成。
首先，思想观点的分歧，这尤其以黄侃与钱玄同的截然异趣为代表。关于二人之间的矛盾，黎锦熙曾经分析说：“其远因实起于民七八年间的新文学运动”[3](p82)。具体说来，黄侃当时经常在北大课堂公开抨击钱玄同[4]。而作为回应，钱氏则批评黄侃的一首词“有点像‘遗老’的口吻”[5](p24)，结果引起黄氏大怒，“骂为看词都看不通”。时至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二人更在章氏面前大吵一架，黄侃首先指责钱玄同说：“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氏登时大怒，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帐！”于是双方大吵，以至于章氏不得不“疾出排解”，但是二人终于从此反目[3](p82)。由此可见，二人的矛盾实因思想歧异而起。与此相类似，周作人之所以不满黄侃，也与黄氏思想较倾向于守旧一派有关，他对黄侃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就极为反感，曾写道：“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6](p380)，言词中显然充满了嘲讽之意。
此外，钱玄同与吴承仕之间在晚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以致吴玉章在挽吴氏联中即曾说其“受同事排挤”[7](p1)。此事缘起于吴承仕向来在师大开设一门“三礼名物”，但到了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将之废除。究其缘由，据黎锦熙猜测，“钱先生实在是不慊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3](p77)；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因吴承仕此时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故引起钱玄同的不满，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就指责吴氏“投机、腐化、恶化”[8](p5141)。而以上二说无论何种更确切，都说明他们二人之间矛盾主要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导致。
其次，黄侃与同门之间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性情乖戾有关。章太炎便一再评价黄侃“性少绳检”[9](p473)，“行止不甚就绳墨”，颇“俶异”[10](p260)，并且指出：“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11](p351)，“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11](p335)。周作人也回顾：黄侃“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6](p546)，“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6](p405)。朱希祖同样也说：“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齬不能容。”[12]甚至连黄侃自己也承认“余性卞”[13](p56)。不难想见，以黄侃如此乖戾的性情，其他同门是不愿意与之来往的。马叙伦即回忆：“季刚为人在其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1](p27)
再次，黄侃、汪东、吴承仕虽然也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但他们与其他弟子并非同时师从章氏。其中吴承仕是在民初章氏被幽禁北京时，才有机会问学于他的，因此“其同门……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2](p26)；而黄侃、汪东尽管早在东京时期就师从章氏，然而更多的是私下问学，似未曾长期旁听章氏在大成中学与《民报》社的讲学，故而他们与其他同门之间的接触较少，交往较疏远，私交亦较浅。这可以从《钱玄同日记》中的有关记载看出来，钱氏喜好“雅谈”，常拜访“三沈二马二周”，却极少与黄侃、吴承仕等人交往。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侃、汪东、吴承仕三人均非浙籍人士，这在十分注重“省界”等地缘观念的近代知识界，便不免造成了他们与其他浙籍同门的隔阂。历史地看来，清末留日学生基本以“省”为单位，并由各省设立留日学生监督，留学生抵达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也大多是各省的同乡组织。缘是，“省界”观念逐渐形成，“如花初萌”，各省同乡会纷纷设立，以省份命名的刊物也层出不穷，如《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浙江潮》、《江苏》、《洞庭波》、《云南》、《晋乘》、《河南》、《四川》等，以至当时就有人观察到：“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14]
至民初，此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尤其反映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一事上。美国学者魏定熙曾敏锐看出：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个环节均有浙江关系在起作用，“先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马叙伦、夏元瑮、陈黻宸都极力支持蔡担任此职，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关系密切，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15](p125)。而沈尹默也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16](p171)因此，在这种几乎被“浙派盘踞把持”[2](p70)的情况下，黄侃等非浙籍人士“为同门者所挤”，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作为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的群体，浙籍章门弟子最初是比较团结凝聚的。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如朱希祖便较少与同门来往，周作人曾回忆：“逷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6](p563－564)。而随着时局的变幻，他们内部更是发生了一些分化，这尤其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
关于二人交往，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曾经概括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这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二人关系变化的轨迹。具体说来，他们最初相识于《民报》社听讲，但当时关系尚不亲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则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从《鲁迅日记》来看，钱玄同每隔三五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夜谈，往往一谈就是半夜。通过这些思想交流，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由是促成了鲁迅《狂人日记》的诞生，并成功地动员了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5](p305－307)。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讨论也是相当频繁的，“他们两位碰在一起，别人在旁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17]。在此期间，鲁迅还对钱玄同直白的文风予以了肯定，指出“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18](p4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但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在此之后，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却日益恶化，最终不仅二人“默不与谈”，甚至还互相抨击。如鲁迅即曾致信友人说：“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19](p4)，“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19](p253)，“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19](p309)；而钱玄同也在此时的日记中多次提及：“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20](p4554)，“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21](p5404)。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22](p13)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22](p22)可以说，二人关系至此已彻底破裂。而究其缘由，这大概包含了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思想的分歧。鲁迅曾回顾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23](p456)，这无疑是对钱玄同“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表示不满[3](p208)。与此同时，钱玄同反对开设“辩证法”一课也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他曾作诗嘲讽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24](p435)这一方面是对钱氏曾戏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的针砭，另一方面也明确表达了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与此相对应，钱玄同则讽刺鲁迅是“左翼公”、“左公”[17]，并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3](51)。
其次，除了思想分歧之外，二人的人脉关系同样也值得注意。1929年6月1日，鲁迅第一次北游时曾致信许广平感叹：“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18](p313)1932年底，他第二次北游时又再次拜访了马幼渔、沈兼士等同门。事实上，马、沈等人当时均已远离政治，成为纯粹学者，但这并未妨碍鲁迅与他们的交谊。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与钱玄同决裂，并不完全是因为钱氏退隐，而主要是由于他与“正人君子”交好。
众所周知，鲁迅对胡适、陈源等“正人君子”向来不满，而钱玄同却一贯与他们交好，由是难免使二人的关系恶化。关于这一点，钱玄同曾评价鲁迅“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5](p311)。客观看来，此言或许过当，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鲁迅性格中真实的一面。早在1924年，鲁迅便在一篇文章中旁敲侧击地说：“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24](p56)这显然是怀疑钱氏在“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
另外，鲁迅对顾颉刚素无好感，而钱玄同则积极支持顾颉刚“疑古”，与之“情投意合”[19](p4)，他甚至还为此改名为“疑古玄同”，这自然也影响了他与鲁迅的关系。对此，钱玄同曾说鲁迅易“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5](p311)。1929年，鲁迅曾与钱玄同会面一次。交谈中，钱玄同调侃鲁迅“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指周树人——引者按），不用两个字的（指鲁迅——引者按）”，鲁迅则反唇相讥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指疑古玄同——引者按）”[5](p309)。而恰在此间，鲁迅最为反感的顾颉刚也来探访钱玄同，一时众人皆尴尬不已。当晚，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就描述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引者按)，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指顾颉刚——引者按）叩门而入，见我即蜘橱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18](p301)，言词中无疑是将钱玄同与顾颉刚视为一路人而一并排斥。
与此相类似，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
钱玄同仍与后者过从甚密，这多少也引起了鲁迅的不满。尤其是当周作人在1934年1月发表《五秩自寿诗》后，钱玄同等人纷纷唱和。这在鲁迅看来，未免“多近于肉麻”[19](p398)，“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19](p403)，他并且还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19](p406)此处所谓“北平诸公”，无疑包括了钱玄同。
总之，由于思想的分歧和人脉的纠葛，鲁迅与钱玄同这两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终于分道扬镳，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不过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二人毕竟均是涵养深厚的学者，因此即使在私交上发生了矛盾，但对一些公众问题仍保持着相近的见解。1935年，已与钱玄同分裂的鲁迅便十分中肯地评价：“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25](p384)，充分表彰了钱玄同当年提出这一口号的历史功绩。而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所撰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也称赞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之心理。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遣辞，十分矜慎，……不仅文字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并夸奖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同时，钱玄同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最后，他还总结说：“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这种‘闇修’的精神，也是青年们所应该效法的。……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5](p306－310)，从而对鲁迅一生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于钱玄同的这篇文章，当时即有论者不禁感喟说：“道义相交，情淡若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这种切磋的精神，在今日朋党倾轧，卖友攻讦的风气之中，真有点令人发思古之幽情了！”[3](p208)
同样地，黄侃尽管与钱玄同不和，但二人在学术问题上仍相互肯定。黄侃在其著《音略·今韵》一书中就收入了《钱夏韵摄表》，并且解释说：“吾友吴兴钱夏，因之以成韵摄表，差有纲维，非同臆论。今即依钱表，附以说明云耳。”[3](p192)另据杨树达回顾，黄侃在1932年南归前，还曾对人说北平治国学者，吴检斋、钱玄同不愧为教授[2](p63)。而此时正当他们大吵之后，黄侃却拥有这种学术公心和博大胸襟，更显其可贵。事实上，钱玄同对黄侃在小学方面的造诣也钦佩不已，他曾说古韵分部“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26](p97)。黄侃去世之后，他又在挽联中写道：“小学本师传，更紬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5](p333)并回顾说：“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二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致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由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小学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27](p302)高度评价了黄侃的学术成就。
综上所述，章门弟子内部虽曾由于种种原因发生过一些分化，但是并未远离学术的轨道，他们之间的同门情谊也并未就此完全泯灭。今天看来，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客观公允、不以人废言的精神显然值得后人景仰。更令人感慨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章门弟子逐渐凋零。1939年，周作人在挽钱玄同联中深情地说：“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民报》社址——引者按）”，并注曰：“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6](p587)几乎同时，身处西北联大的许寿裳也在挽钱玄同联中写道：“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17]二人此时都不约而同追忆起昔日那段刻骨铭心的同门情谊，这不禁让人至今思之，犹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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