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叩问历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怎么也闹不明白：2000多年前的汉代儒生难道神经都有毛病，否则为何个个像犯毒瘾似的，发热昏，说胡话，做妖道，扮巫师，装神弄鬼，占卜算命，而且乐此不疲，甚至于掉了脑袋，灭了九族，犹不觉悟。像夏侯始昌、京房、眭孟、夏侯胜、翼奉、李寻、田终术之流患病打摆子也就算了，要命的是连刘向、班固、郑玄、何休这一类大学者同样凑这个热闹，这样一来，汉代思想界真的变成一片光怪陆离，乌烟瘴气，没得治了！
造成这个局面，汉代第一号儒学大师董仲舒恐怕难辞其咎。史称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上》）一个“始”字，道出他在玩弄“阴阳五行”，装神弄鬼方面的“开创之功”。“为儒家者宗”，则表明后来的儒生对他亦步亦趋，像得流感似的，一样发热昏，讲胡话。何休“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又擅长“风角、七分”，在自己的代表性著作《春秋公羊传解诂》之中侈谈“二类”（人事与灾异）；郑玄做梦，梦见孔子告诉自己“起，起，今年岁在辰（龙），来年岁在（蛇）。”（按，汉儒迷信的说法是“岁至龙蛇贤人嗟”，是大凶之象）故郑玄醒来“以谶合之，知命当终”，于是不吃不喝，躺在床上静静等死，就是例证。
当然，董仲舒作为汉儒中间的“大哥大”，他装神弄鬼也有独到之处。其中最擅长的大约就是呼风唤雨。农业社会，靠天吃饭，雨水是耕作物的命脉，久旱不雨，便颗粒无收，是要饿死人的，故自上古以来，遇旱求雨，始终是一项重要的祭天仪式，也是众多巫史神祝混饭吃的主要手段。董仲舒明白风调雨顺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所以举纲挈领，紧紧抓根本，装神弄鬼也先从“求雨”入手。
向汉武帝上了“天人三策”后，汉武帝秉行自己对儒家思想大师“不可不用，又不可大用”的基本用人原则，赏给董仲舒一个“江部相”的官职，就是让他离开权力枢要中心，到江都侯国去当国相，在相对次要的岗位上替朝廷效劳做鹰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董仲舒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求雨”能耐付诸实行了。于是便在江都这块地盘上一试身手：“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汉书·董仲舒传》)似乎还蛮有效果的，“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同上)。董仲舒因此而捞足名声，成为众多儒生艳羡的对象。他自己也沾沾自喜，到处宣传自己装神弄鬼，“求雨”成功的经验：“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
不过，董仲舒不会以“求雨”为自己装神的终极目标。作为汉儒的领袖，其志固不在小，他的根本目的，是要拿“求雨”成功为招牌，证明自己“天人合一”理论的应验性。而提倡“天人合一”的宗旨，又是为了参与政治，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施加自己的影响。
董仲舒想施加的“影响”，说白了，就是企图在“天人关系”中树立“天”的最高权威。以“天”的名义，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原则，置放在皇帝的权力之上，借此来约束皇帝的所作所为，即拿神权限制君权。所谓的“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春秋繁露·郊祀对》)，这就是董仲舒的主张，也是他千辛万苦装神弄鬼背后的台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始终是怀有使命感、责任心的思想家所倾心关注的命题。古人同样有这类意识，无非是表述的方式不同而已。欧洲中世纪社会情况似乎好办一些，因为那里有教会，能与世俗的王权相颉颃，形成互相辅助、互相制约的双头政治格局。顾准指出：“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的人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顾准文集》第250、251页）真可谓一针见血。
可古代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自皇帝制度确立之后，高度专制便两千多年不复动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由君主“独制四海之内”，这意味着皇帝拥有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想砍人的脑袋就砍，想玩女人就玩，想搞多少财宝就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尚书·洪范》），真的是随心所欲、杀人越货没商量!“民一于君”，“臣下闭口，左右结舌”（《慎子·佚文》）。若是这个皇帝还有半点人性，老百姓尚能苟延残喘；要是一旦摊上像桀、纣这类头上生疮、脚下流脓的“天子”，那老百姓(包括朝廷大臣、王公贵族)就只好自认倒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乖乖等着人家来砍你的脑壳吧!
头脑清醒的思想家看到了这种绝对专制皇权的弊端，于是想着法儿试着给它套上一件紧身衣。人力是不成了，只好就助于老天，所以墨子说“天志”，把人事的最后判决权交到“天”的手中：“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墨子·天志》）天下非一从之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所以虽贵为天子，亦不能为所欲为，只有“循天之道”，才方能在金銮殿上坐下去，否则，大事不妙，等着让别人来“革命”吧!
董仲舒更加干脆，直截了当把“天”和皇帝的关系定位为“父”与“子”的关系。让“天”来管“人”，用神权来限制君权。照他的见解，天子对广大民众来讲，固然是最高的统治者，但是在老天爷跟前，他仍是儿子，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般，以孝道“事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与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倘若做天子的违反了“天”的意志，不恭行做儿子的“孝道”，那就是逆伦，他就要被“天”(父亲)剥夺财产继承权，天子的宝座也就百分之百坐不成了，“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春秋繁露·顺命》)。从这个意义上，萤仲舒如同他的前辈孟夫子一样，也鼓吹以有道伐无道，肯定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式的“犯上作乱”合理性。因此，《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称：“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这么说过：亚里士多德一般地将灵魂区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两个方面，但是理性本身并不构成美德，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双方的统一中，美德才存在……灵魂的非理性的一面，也是一个环节。这个非理性的一面，当它和理性发生关系并服从理性的命令而行动时，我们称此行为为美德。
董仲舒装神弄鬼自然滑稽可笑，其行为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神学目的论，自然也是非理性的。可是，往深处说，包藏在其深处的政治意图却是现实的、理性的。前者(外壳)服从于后者(内质)的“命令”，这乃是“理性与非理性双方的统一”，是“美德”，是合理。弄清楚了这一点，董仲舒装神的良苦用心，就可以理解；汉儒发热昏，讲胡话，也能够原谅。
当然，理解不等于赞同；原谅也不等于肯定。因为，董仲舒装神弄鬼，想假神权限制君权，纯粹是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根本无法达到目的。皇帝是独夫，但可不是笨伯，他口上自称“天子”，可这只不过是虚应故事，做个姿态给人们看的，其内心里不会真的把自己当作“天”的儿子。说白了，他不至于傻到去相信虚无缥缈的“天意”，改变我行我素的人生哲学。平时可以睁眼闭眼，让董仲舒这些书呆子故说八道，装神弄鬼，以示自己的“开明”；可一旦触犯了心意，冒渎了龙颜，那就要炸响“雷霆之怒”，毫不客气地扬起鞭子，亮出屠刀，对这些饶舌多嘴的书呆子照关照杀不误。
还是这个董仲舒，终于有一天装神弄鬼走到了尽头。他写了一本《灾异之记》，在里面对辽东高庙之灾说三道四，议短论长，结果让主父偃参上一本，举报他胡言乱语，对朝廷大大不敬。汉武帝大光其火，一道圣旨下来，董仲舒马上被扒去朝服，摘掉官帽，扛了锁链，进了班房，三堂会审，按律量刑，就要问罪开斩。幸亏多人说情，汉武帝这才回心转意，暂且寄下董仲舒颈上的人头。小命虽然保住了，但拿神权限制君权的春梦同样也就做完了。
人毕竟是怕死的，老子讲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恐怕是喝冷水不怕碜牙的大话，万万作信不得，至少在董仲舒身上是这样。拨云见天，跌跌撞撞出了死牢后，他学乖了不少，知道在鸟笼子里什么是可以说的做的，什么又是千万不能触动的，明白了禁止思想与言行的“红线”究竟划在哪里？“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不再拿性命去同天子的权威开玩笑，“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装神弄鬼的悲喜剧至此草草收场。
可敬而又可怜的董仲舒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