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读者，对蒋廷黻大约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写过《中国近代史大纲》，其它还有什么呢？当年，他与胡适一样，曾经可是个风云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上，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台湾蒋介石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此外，上不了履历的，还有《独立评论》的发起人、“新式专制”的鼓吹者等等。然而，看一个人履历，依然无法窥得他的全貌，我们还是从头说起罢。
大致来说，蒋廷黻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属于弃学从政的那一批人。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他被校长罗家伦从南开挖到清华，领导了一个重镇的历史系。中国史学当时还是乾嘉的天下，刚到清华，他就碰到一件怪事。他想找众所公认的汉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授汉朝历史。他问：“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杨先生面露难色：“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若干年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却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开天辟地，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发掘了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前年，何炳棣先生访问上海，曾经谈到，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和雷海宗先后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就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度身制作的“煌煌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份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李济之先生说过，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不过，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民国以来，政治坏得不得了，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蒋廷黻也这样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说得不错，蒋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曾国藩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对西洋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所以他不会满足于清华园内的安谧与舒适。他听到的，常常是校园外隆隆的炮声和饥民的啼哭。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宁，很想动动，走出去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蒋廷黻建议办一个周刊，胡适很是犹豫，因为《努力周报》留给他太多的教训。蒋廷黻一再坚持，并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持，最终胡适也同意了。每个发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经费。这样，便有了那份著名的《独立评论》。胡适虽然是刊物的灵魂，但蒋廷黻当之无愧为《独立评论》之父。
纵观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的言论，最引起争议的自然是免战论和专制说了。姑且不论其中的是是非非，它们的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二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争气。这样，当日本鬼子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蒋廷黻与胡适等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大唱抗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声音。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者有一把燃烧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如果说在抗日问题上，蒋廷黻与胡适是合穿一条裤子的话，那么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他俩却成为了死对头。大敌当前，本来应该全国一体联合抗日，但让蒋廷黻痛心的是，放眼神州，看到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内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依仗武力，割据一方。令国不成国，政府不成政府，中央不成中央，地方不成地方。在哥大念博士期间，蒋廷黻就受到邓宁和海斯两位教授的影响，相信国家之重要和政治秩序之重要，决不亚于民主和自由。他是学历史的，从欧洲近代历史的演进之中，更坚信现代化的发展要分为两步：先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随后发展和建设。与其分为各式各样的小专制，还不如用一个大专制取代小专制，先将国建起来。不过，他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这个大专制越开明越好。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于是，胡适与蒋廷黻、再加上丁文江等，在《独立评论》上，围绕着民主与独裁，轰轰烈烈地干了场笔仗。如今的人回过头来看蒋廷黻，一定会觉得他迂腐不堪，难道在中国搞专制，还会有开明这一回事？然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讲到民主，却会不由自主地记起不久之前民初那段丑陋的议会民主，蒋廷黻心有余悸地谈到：“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身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也许有他的一点道理：民主在中国，假如是民初式民主或民粹式民主的话，未必不比专制更可怕。
蒋廷黻因为鼓吹专制，引起了世人的颇多误解。后来，为他作传记的陈之迈先生，为他作了一个辩护，说蒋廷黻所心仪的独裁，绝对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这应是公平之论。不过，蒋廷黻作为一个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确是一个不易之事实。他有句名言：“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蒋廷黻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不是宪法和议会，而是发展与公平。
一直到四十年代，当他在苏联和美国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有实地的观察以后，他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文章，重新检讨自由主义的价值。他说，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的至宝。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到四十年代末，他对专制的反思似乎更坚定了，一再表示：假使人生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依然不过是作牛马。只要在全能主义政府下生活过的，就更加能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办《独立评论》，还仅仅是影响舆论，按照蒋廷黻的经世大伦，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是影响国策。这样的机会来了。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自由知识分子上庐山谈话。蒋廷黻也是其中一个人选。他对国事的见解和行政的干练，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末，蒋廷黻突然收到南京急电，原来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将组成“人才内阁”，邀请他担任自己的政务处长。这个位置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而行政院秘书长由先期入京的老朋友翁文灏出任。两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为最高领袖的内管家和左右手。
当消息发表以后，不少朋友纷纷劝蒋廷黻三思而行。劝者中，有的是对政府的“诚意”深怀疑虑；有的以为政治是污浊的，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学者的清高，以在野之身议论时事。蒋廷黻呢，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治与教书一样，也是一种清高。当然，他是学历史的，何尝不知道从政的风险、在野之悠闲？但他认为，民国政治虽然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已经有进步，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得罪了君王就被遭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并夷九族。再说，万一不得道而行，还可以回大学教书。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胡适倒很体谅他，在他晋京之前，送了他两句诗，那是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留下的：“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作笔名。
在衙门里面当官，真的可以做到“泉清”？这就要看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了。蒋廷黻显然属于后者。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斩钉截铁，可以视作他做官的座右铭：“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作事。——吃苦要做事，捱骂也要作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怀着作事的决心，他一入政府便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翁文灏比他早入阁，且位置更重要，但翁一直以稳健、保守的技术官僚形象出现。虽然都是好朋友，但两人的性格和抱负差异很大。蒋责怪翁太消极、太“费边”了，而翁又觉得蒋是一只不知深浅的“磁器店中的猛牛”。两个人“官司”一直打到胡适那里，要胡适来裁决究竟谁对谁错。
蒋廷黻在政府的头三个月，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他很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交叉重叠，互相摩擦。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原先的支持者也退缩了。他还仿照西方的规矩，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不久，蒋介石下手谕，让蒋廷黻与翁文灏对换位置。蒋廷黻不干，认为蒋介石有欠公道。他给胡适写信表示：“我个人的去留是无关宏旨的，——我们不干政治则已，干则此其时矣！”
蒋介石也看出这条“磁器店中的猛牛”留在中枢不会太平，便暂时外放派他到莫斯科做大使。壮志屡屡受挫，但蒋廷黻并不因此消沉，待到几年后他回到中枢，重新出掌政务处长，依然我行我素。为了公务经常很尖锐向同僚和朋友发难，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官作长久了都不免圆滑，蒋廷黻却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其书生的耿直本色。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偏偏蒋廷黻却要求自己和部下，即使说错，也不能不说。据张平群先生回忆，当抗战时期担任行政院发言人时，顶头上司正是蒋廷黻。行政院每周都有记者招待会，碰到中外记者尖锐的提问，一般人都会以“无可奉告”、“不予置评”来应付。但蒋廷黻却要求张平群“尽量地说，宁可说错犯过，可是不要不讲”。至于说错的责任，由他蒋廷黻来承担！
十年京官，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陈之迈说蒋廷黻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
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与他曾经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不过，纵然最高领袖有肚量容他，中国的官僚体制容纳了他吗？在他从不诉苦的湖南人性格当中，又藏起了多少常人不易觉察的悲凉和孤独？
蒋廷黻虽然在官场中作为有限，但仍然保持着一份天真的自负。相信自己很懂政治。那代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有点自以为是。胡适有一次还笑咪咪地对他说：“廷黻，谈政治，你还得听我的！”以他的自负，蒋廷黻未必肯服气。丁文江生前颇以为自己可以当军校校长，蒋廷黻却向人夸海口，认定自己是首任台湾省主席的最好人选呢。
蒋廷黻、胡适、丁文江这代自由知识分子还保留着许多古代士大夫的遗风，在性格上最接近宋儒。钱穆在谈到宋儒时这样说：“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报负。——他们依仗的是书生们的社交团体，要把社会名教高驾在朝廷官爵至上。——他们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权位至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籍，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为严肃。他们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像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此种精神来支撑。”虽然蒋廷黻没有明说，他的最高人生目标，其实就是做一个范仲淹或王安石，那是经世知识分子理想的臻境了。
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看作是一门志业。他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二是“靠”政治而生存。前者无宁是政治家。后者只是一些以政治为饭碗的食客而已。真正的政治家，天生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从内心里将政治视作自己的生命，从而获得一种生命的意义。韦伯还谈到，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秉赋：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基于上诉关切而产生的现实使命感并具有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需的责任伦理；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韦伯理想中的政治家，是既在世俗又不为世俗，拥有权力又不迷恋权力，在工具理性的行动中追求价值理性的神圣目标。在从政的蒋廷黻身上，韦伯所描述的激情、理性和责任伦理似乎都不缺少，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政治家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政治家，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才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而在一个专制政体中，哪怕开明专制也罢，需要的只是听话的技术官僚，而非有自身理念和追求的政治家。蒋廷黻曾经是那样热烈地鼓吹专制，以为民主不可行，殊不知正是其心仪的专制政体，成为自身最大的障碍。到四十年代末，蒋廷黻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在体制里面做一个公务员难有作为，曾经考虑筹建一个中国自由党，为自己开拓更大的政治空间。因为没有人响应，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学术圈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回答，反问了李济一个问题：“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命运真是与蒋廷黻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在蒋廷黻的反问中，也许他已经悟到点什么，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