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魅力与意义之一，便是受访者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兴之所致，会讲出许多书面历史不常书写、不常记录的日常琐细。历史的点点细节，往往在口述中凸显出来，因此也格外丰富、丰满、生动，不仅如此，从中还可另窥历史的深意。有趣又有意义，口述史在国内自然渐成历史学的新热点，从事口述史的机构与个人越来越多。“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几年来业绩不凡，《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1931－1945中国往事》（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出版）就是其最新成果的结集之一。
这本书整理收录了二十余位当年的年轻人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这十四年的个人历史，他们出身、经历各不相同，在那长达十四年的战争阴云下，真是各有各的“活法”。“随军家属的战时生活”是一位女性的叙述，女性的细腻细致，使这段口述格外有趣，而从女性的角度讲述了自己的战时生活，更为难得，也更有意义。
口述者谢雪萍，1920年生于广东德庆，14岁就到广州一纺织厂做工。工厂旁有一个“仲恺农工学校”，晚上就是工人夜校，下班后，她就去上课，识字学文化。显然，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党领导，至少是“左倾”学校。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广州也遭到日本军机猛烈轰炸，她上班的工厂也被炸毁，工人全都遣散。在夜校时，她从邹韬奋先生出版的《激流》杂志上，读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经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即可。她在学校受到左倾思想教育、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立即萌生了到延安抗大读书的念头。但广州离延安十万八千里，去延安要自筹盘缠，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失业年轻女工，只得先到此时尚未卷入战火的香港一家纺织厂做工。1938年9月初的一天，她的堂姐和男朋友来到香港找她，说他们筹到路费，可以去延安。二话不说，他们一同来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开始奔赴延安。她文化程度不高，但自筹经费、不远万里也要去延安的经历，可以看到当时延安、共产党的魅力之大、吸引力之强。
她记得很清楚，自己是1938年9月18日到达延安的。开始，她在抗大女生队学习，后来由于来延安的女孩越来越多，成立了几个女生队。1939年，干脆成立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她们都到女子大学学习。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办校宗旨“一是要把女大的学员统统培养成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再就是为他们延安的‘老光棍’解决点问题。当时，学校修了一个礼堂，所谓礼堂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些长的木条凳子，能装几百人。修大礼堂讲大课，都是请些名人来讲，像艾思奇这些人都在那儿讲过课。延安所有的干部都可以到那儿听课，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他去听课就可以‘物色’人选嘛。”（《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4页）有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回忆、研究文章，很少有将该校宗旨的“再就是”这一点说得如此明白。
有一次上课，有人跟她说话，她并未在意。过了几天，班上一东北大姐约她去市场，过了延河，看到延安城里跑出一匹马，一个空得挺挺的小伙儿骑在上面。东北大姐介绍说，这是“小广东”，然后又向她介绍说“这是张昉”，就是课堂上跟她说话的那个人。此后，时任东北干部队队长的张昉就不断约她出去，两人开始“交往”。她记得张昉第一次约她到外面吃饭，要了法国面包和“三不粘”。所谓法国面包就是馒头片裹上鸡蛋一炸，上面撒上白糖；“三不粘”就是放油蒸的鸡蛋羹，蒸完后碗、勺、筷子都不粘。在当时的延安，这是很金贵的一餐了。过了好久，才有人对她说，这位张昉是张学良的弟弟，真名叫张学思。抗战期间，张学思一直用“张昉”这个名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部队挺进东北，才改回原名张学思。
与张学思“好了”之后，她也就调到东北干部队。东北干部队开赴前线前夕，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个朋友请队长张学思和政委高存信吃饭，让他们带上谢雪萍和高的女友白竟凡。回来的路上，张、高二人商量说：“干脆，咱们今天晚上结婚吧。明天在这开一个会宣布就算解决问题了。”回到自己的窑洞，她把被子搬到张学思的窑洞，就算是结婚了。第二天，1940年9月7号，举行了集体婚礼。（《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5页）延安时期的婚恋嫁娶，自有特色。
战争是严酷的，婚后部队就立即开往前线，突破重围，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在前线，她参加了几次激烈战斗。“掌史突围”，是冀中军区一次很有名的战斗，吕正操司令员曾有文章回忆这次战斗。谢雪萍参加了这次战斗，对如何在枪林弹雨中突出重围等场景的细致回忆，更加生动。
在部队，谢雪萍开始在卫生部工作，后来在调查科工作。在行军途中，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由于敌军紧追不舍，她不仅在野外生产，生孩子第三天就带着孩子一起跑。但孩子刚满月时敌人越逼越近，不得不把孩子送给老乡。兵荒马乱，一年后，经过日军“铁壁合围”大扫荡，她再到那个地方，整个村子都没人烟了，孩子更找不着了。这个孩子，她只见了一个月，就永远骨肉分离。这孩子后来存活下来了吗？如果存活下来，年近八十了，这近八十年的经历如何？可能永远无人知道，这位“农家子”其实是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大军阀张作霖的嫡孙。这就是战争中女性、儿童的命运、人的命运……
由于生理原因，女性负担比男性更重，每月一次的“例假”平时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多是小麻烦，但在战争年代、物质匮乏时期，还真是个大问题。来月经的时候就把破布、衣服剪一剪、洗一洗，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晒一晒，“有的实在没有办法，就弄一些沙子洗洗干净，弄个布袋装上，搀上一些黄土，就这么个干法”。（《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0页）。虽然笔者阅读有限，但还是读过不少女红军、女八路、女解放军、女志愿军的回忆，这是第一次读到女性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解决例假问题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确是女性日常生活中必须应对的大问题。
她与白竟凡是同时举行的集体婚礼，婚后又立即同时在敌人紧追不舍的险恶环境中怀孕：“我与白竟凡也不争气，一结婚就怀孕了。”（《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56页）怀孕是男女双方的事，但“不合时宜的怀孕”总被说成是女性的“不争气”，将这种“不合适宜的责任”完全推给女性、由女性承担。这种说法非常普遍，人们习以为常，自然而然脱口而出，对这种说法下潜藏的对女性的歧视，久而久之则习焉不察，内化为一种难以根除的、集体性的潜意识。语言社会学研究表明，语言不仅仅是社会历史传统的消极反映，同时又“无意识”地强化这种语言中的观念和概念。虽然我们意识到它的某些不合理性，但却无法抛弃一种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还必须遵从它的规则、规定，字还得这样写，话还得这样说。现代语言学表明，事实上以最精细微妙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这套与特定的思维内容相关联的符号系统有武断的性质，你要用它，就得不折不扣地尊重它的条件。从儿童时代起，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就把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观念和成见也都铭刻在自己的脑子里了。这些思想、理想、观念和成见一代一代传下去，并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语言，这可能是我们难以摆脱的困境。连女性自己，也习惯这种“自责”的说法了。
这种女性歧视的潜意识根深蒂固，篇后的“校注者手记”也明显反映出来。本书每篇口述后都有一篇“校注者手记”，对口述者的经历、口述文本的背景都作了必要的介绍，对一些人物、地名、组织机构名称等等，也做了认真的考证、清晰的说明和要而不繁的概括，对读者理解文本，大有裨益。看得出，校注者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委实值得其他口述者学习。
然而，本篇“手记”对谢与张学思结婚前的经历有简明扼要的介绍，但对她与张结婚后的经历，则全无介绍：“谢雪萍老人是原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的遗孀”，一句话说明了张学思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海军参谋长，而对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则未介绍，两处有关介绍全都是：“自1940年9月两人结婚后，谢雪萍一直陪伴在张学思左右”，“1940年与张学思成婚，之后一直陪伴张学思左右”。（《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1、162页）对婚后、建国后她供职何处、任何职务，则只字未提，似乎婚后她的身份就只剩下丈夫的“家属”了。但要知道，她可是1938年就奔赴延安，上过大名鼎鼎的“抗大”和培养县以上干部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早早就在八路军某部卫生部、调查科工作并不止一次参加激烈战斗，是标标准准的“老八路”、“三八式”、“三八干部”。建国后论资定级，当属“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校注者手记”中她却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她的意义只在于“一直陪伴在张学思左右”。“校注者手记”还无意地、因此自然而然地写道：“‘战时的女性生活’描述的是随军女性的日常生活，其中多是无奈。”（《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2页）这是校注者对谢雪萍的基本定位：只是一位“随军”的女性，所以才将谢雪萍这段口述历史定名为“随军家属的战时生活”。“随军”者，非军队中的正式一员也。在这种定名之下，她不是战士，更不是干部，总之她不是军人，只是军人的“家属”。可这篇口述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她是历经战火考验、货真价实的“老八路”，她是有自己独立性、主体性的“从军女性”，而不是依附他人的“随军女性”。以“随”代“从”，一字之差，谢氏的主体性顿然全失，成为一个附属性的客体。
平心而论，校注者这种歧视并非有意为之，恰恰相反，其主观意图不仅没有对女性的歧视，而是有意识地想为被屏蔽、被遮蔽、被失声的女性擦去蔽障、发出声音：“一直以来，谈到战争我们会不自觉地把女性屏蔽掉。”“谢雪萍的口述，以一个女性的视角观察战争，描述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以往的战时生活景象。这份难得的口述史料，为人们了解抗战时期的大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述林：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第163页）
尽管校注者的“显意识”努力想摆脱这种性别歧视，但其“潜意识”依旧未能摆脱这种歧视。这种欲“摆”不能，更说明摆脱的困难。“显意识”要慢慢变为自然而然的“潜意识”，路长道远。当然，“显意识”的改变毕竟是“潜意识”渐渐演变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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