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抗战胜利他51岁，正是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尽快恢复被日军破坏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使他和同事们的研究走向正规；二是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关于前者，他曾经多次与中基会负责人任鸿隽联系，要求予以补助；至于后者，则有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
1946年9月，胡先骕在著名的《观察》杂志发表《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一文。文章指出：“自今日之形势观之，苏联对于中国所加之劫持，与在东欧之争霸权，实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之建立。”此外他还在《观察》杂志上还发表了《〈未了知之人类〉译序》和《经济之改造》、《思想之改造》等系列文章。
1947年6月，胡先骕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再论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文章认为：“苏俄绝无与中国友好之愿，得寸进尺，割我疆土，杀我人民，掠我物资，阴谋颠覆我政府，……将我置于彼魔掌之下。”除此之外，他还有《如何挽救当前之高等教育危机》、《国民党之危机》、《论整饬县政》、《论一年一度之科学运动周》等文章问世。
就在这一年，胡先骕还通过独立时论社发表大量文章。独立时论社是由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创办的一家民间通讯社。张、崔、王属于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独立时论社，是为了将社员的文章提供给各地报刊使用。因此胡先骕说：“我写独立时论社那些文章是因为我们发表政论的方法在中国是新颖的，而有很大的力量的。一篇文章在国内各省几十家报馆同时发表，是可以获得广大的读者群。我认为这真是我发表争论最有效的方法。由此或可团结我所谓的进步力量，而组织一中间路线的党。”
1948年3月，胡先骕在《经世日报》发表《今日自由爱国分子之责任》。该文根据司徒雷登的建议，提出真正自由的爱国人士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便形成一种既可以“遏阻##主义之狂潮，亦可助政府之贤明领袖挣脱其党内极端反动自私分子之束缚”的力量。
同年七八月间，胡先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邀请张肇骞、唐进、汪发缵、冯澄如等人正式成立社会党。9月上旬，天津《大公报》发表《中国的出路》（又名《社会党政纲》）一文。该文由王聿修执笔，因发表时由胡先骕等12位教授联合署名，所以又称为“十二位教授宣言”。文章说：“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与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基于这一判断，文章认为要想避免“集权##主义的威胁”，并争取民主@@的成功，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政党，这样人民才能有所选择，政党才能发挥相互砥砺相互监督的作用。
据说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还被国民政府当作传单，用飞机向##党统治区散发。
9月底，胡先骕赴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会并当选为该院院士。与此同时，由于内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所以他又与任鸿隽商谈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南迁事宜。随后，他又以自己的言论为由，要求允许他“携眷南下赴庐山植物园暂住”。
就在这时，地下党开始与胡先骕秘密接触，希望他能留在北平。最初做这项工作的是静生生物所冯澄如的儿子冯钟骥。此人当时正在北平崇实中学读书，胡先骕看他年轻，提出要见其“高级代表”，于是对方派杨伯箴与他见面。杨当时30多岁，是北平中学委员会书记。他与胡先生秘密见面以后，终于让胡打消了离开北平的念头。
尽管人们不知道杨伯箴与胡先骕谈了些什么，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官至教育部副部长的杨伯箴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于是，静生生物调查所首先失去了独立地位，胡先生也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