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广大军民，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红土地上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治国安民的伟大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是，瑞金就有了共和国摇篮、红色故都之称。
1、重大决策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作出的重大决策。具体来说：一是统一领导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残酷“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二是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反革命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2、精心筹备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权以统一领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革命斗争的构想。自此，中共中央将建立全国性苏维埃革命政权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了长达1年零9个月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沟通全国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联系，动员苏区军民投入建立苏维埃全国政权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决定把“一苏大”的会址放在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后迁瑞金叶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与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等对筹备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牵头筹办“一苏大”的会务和各项庆祝活动。6月，苏区中央局决定11月7日召开“一苏大”大会，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苏大”筹备就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呼之欲出。
3、“瑞京”奠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一个崭新的红色国家政权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为庆祝“一苏大”的召开，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
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同时，会议产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
1、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国家政权的历史序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二个红色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因为地处农村和面临战争环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里的中国”、“马背上的共和国”、“山林里的国度”等等。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正式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二苏大”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大纲等决议案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形态更加完备。总体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博古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走向消亡，而是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换成地方政权的形态得以继续延续，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可见，瑞金的“红场”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逻辑！
2、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但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围剿”与反“围剿”、封锁与反封锁的激烈较量中，创造性地领导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积累了宝贵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科学总结对敌斗争和治国安民的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军队建设、党的建设、革命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多方面内容的中国革命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架和活的灵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培养造就了我党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据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党政军群干部总数，共有五万余人。这支干部队伍，是苏维埃和红军时期的一代精英，他们既是苏维埃政权的开创者，又是新中国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骨干。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有经验、最有威信、最成熟的领袖。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过的干部，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方面的重要领导人。
3、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实践还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并充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一是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后，在我们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严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中央苏区写下《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把调查研究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红军也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由此形成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并成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二是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和政府就牢固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并努力付诸实践。毛泽东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当时苏区的干部都满怀深情地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实际问题，树立了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公仆”的形象，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三是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当年中央苏区的干部没有薪饷，只发伙食费，干部下乡和开会，必须自带干粮。有这样一首革命历史歌谣，被老区人民广为传诵：“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高度评价。当时在苏区政权机关提倡的精简、廉洁、高效的作风，以及为发扬这种好风气而进行的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无私奉献以及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弘扬和光大。
苏区人民为保卫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苏区时期，赣南的总人口为240万左右，而参加红军的共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参战组织的有60余万人。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就有12万人参军参战。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有10.82万人，占江西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43%，占全国同类革命烈士总数的1/16。瑞金共有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17200多名。瑞金下肖村一户农民家庭的8兄弟先后报名参加红军，全部为革命牺牲。红军主力长征后，仅据兴国、瑞金、于都、宁都、石城、会昌、寻乌、上犹8个县统计，被国民党杀害的苏区干部群众就达36154人。
中央苏区频繁的反“围剿”战争，军需浩大。战争物资和经费供给以及繁重的支前任务，全部由苏区人民承担。仅1934年5月至9月，为准备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赣南人民就为红军贡献军粮84万担、被毯2万余床、棉花8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以及其他大量的军需物资。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人民真正是把家中的最后一把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颗盐，全都奉献了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的牺牲和奉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长期以来十分关心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关心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老区建设给予了政策上的倾斜和人、财、物等方面的帮助，使革命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曾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必将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顽强拼搏、再立新功！
主要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4日。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3、刘孚威、余伯流：《治国安邦的预演民主新政的初探——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求实》2001年第22期。
4、余伯流、凌步机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凌步机、舒龙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龚培兴、罗惠兰、刘若飞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材，2005年。
6、胡国挺、凌步机主编：《共和国之根》，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