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模式已随苏联的崩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因为这一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在战后随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而扩展到了世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也曾搬用过这一模式，且深受其害。按邓小平的说法，是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实际上是将苏联模式当作中国改革的“对象”看待的。所以，中国如何改革和发展，与如何认识和对待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难以完全割裂的。
记者：肖老师，您好！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话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热议。与此同时，关于苏联模式的议论也多了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与邓小平的论述相去甚远的看法和说法，使问题变得有些混乱不清了。
肖枫：是的，情况表明，对苏联模式的科学定位仍然是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虽然早在20多年前苏联模式就已随苏联的崩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因为这一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在战后随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而扩展到了世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也曾搬用过这一模式，且深受其害。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要“以苏为戒”， 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考虑“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按邓小平的说法，是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实际上是将苏联模式当作中国改革的“对象”看待的。所以，中国如何改革和发展，与如何认识和对待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难以完全割裂的。
记者：您能否重点谈谈如何看待和对待苏联模式的问题，以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呢？
肖枫：好的。这要从苏联模式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含和用法的历史演变谈起。关于苏联模式，西方的含义和用法（包括苏联），与我们中国的含义和用法是很不相同的。
“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等概念，开始是西方用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贬义词。斯大林主义，常被作为“极权主义”、“独裁暴政”的同义词，作为“红色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在1945年后的美国使用尤其普遍。斯大林模式，通常指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作为“模式”，与苏联模式常可互相通用，或被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总之，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这些概念，虽然彼此间有些差别，但西方对此并不重视，他们要突出的是其使用这些概念的共同目的，这就是：它们不仅仅否定斯大林个人，而是将斯大林与苏联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乃至苏联的全部历史、苏共的全部实践“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全盘彻底予以否定的。当然就时间而言，“斯大林主义”出现得更早，而作为“模式”的两个概念要靠后多了。
苏联党和政府长期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也频繁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等概念，是作为“兵营式社会主义”、“极权制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以便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是主张全面彻底否定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历史和苏共的实践的。
中国从来就不赞成并且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一系列论述引领下，“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已被广泛采用。然而中国使用这些概念时，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和苏联剧变时期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具体内涵。中国使用的“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意为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中国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是很负面的，但并不否定苏联要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正确的、符合历史趋势的。实际上中国的态度有两层意思：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不行，但苏联要搞社会主义本身没错。
记者：邓小平是如何使用“苏联模式”这一概念的？他又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一模式的呢？
肖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邓小平相关论述的引领下广泛使用“苏联模式”这一概念，总体看，使用这一概念的含义和用意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邓小平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的，主张坚持前者（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彻底地改革后者（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不能因体制出了问题而否定制度本身，也不能为坚持制度而拒不改革具体体制。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些青年因社会主义具体做法上出了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强调要教育青年不要因“具体做法”上的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存在着“如何搞社会主义”、采用什么“体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基本制度”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有合适的“具体体制”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体制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对于具体体制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坚决、彻底、大胆地改；对属于“基本制度”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当然这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但与具体体制“可彻底推翻重来”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样一个概念，为“苏联模式”的含义定了位。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一个“搞”字，显示他所说的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即“具体体制”，是不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内的。1988年邓小平对一位非洲客人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请注意这个”搞“字--引者注），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苏联搞社会主义没错，但他们那种搞法不行，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改革这种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邓小平的这一说法与当年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连使用的某些词语和说法都十分相似。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年谱》上的这样一段记述：1956年4月4日，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会议对此文修改稿作最后一次讨论。他在会上强调中国应从中得到什么教益的问题。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了，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这里说的要考虑“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就是指不要照抄照搬苏联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就是要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
第三，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并不高，唯一明确肯定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的是“落后的”、“不成功的”、“僵化的”等负面词语，这表明他对苏联模式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作用，总体上是否定的。
第四，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对象”。邓小平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去“苏联模式”、增“中国特色”，既同苏联“切割”、又不“照抄”西方。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用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办法，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
记者：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这一界定是有很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您能否深入地谈谈？
肖枫：邓小平所讲的苏联模式，其基本思想是：“模式”就是“体制”；“苏联模式”就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通俗地说，也就是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如果从结构上看，苏联模式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所选择的搞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体制”，它与基本制度一起共同构成整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基本制度”是处于具体体制（即“模式”）之外而非“模式”之中的；但它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它如果被否定和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垮掉了。
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的上述论述和思想，为中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苏联模式是苏联人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而可能有的多种方案之一。在前无古人经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能搞到那个样子、取得那么大成就，应当说很不易了。然而这决不能成为至今仍要坚决捍卫这一模式的理由，更不应将其当成“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样板”去推广。即使是成功的，也要适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更何况苏联模式并不成功。因此，中国改革以“苏联模式”为对象而强调“中国特色”是完全正确的。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宣传“社会主义失败了”。对此，中国是如何回应的呢？
肖枫：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弹冠相庆，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由于西方是将苏联模式与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这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的。
但是，当时中国的主流舆论按照邓小平的上述思想，采取的是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的原则，对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作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和回答。中联部曾承担了国家“九五”社科规划的一个重点课题《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1998年结项后出版的最终成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是这样表述的：苏东剧变造成的“大挫折”已永远地留在了20世纪，中国等国家开创的“新局面”将会在21世纪变成繁花似锦的春天。“大挫折”只意味着过去，“新局面”却代表着未来。死亡了的是僵化的一种社会主义旧模式（体制），新生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片新绿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2000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提出：“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误地对待（先是不改革，后是彻底摧毁）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悲剧”。对于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可能完全没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苏联模式失败了”就可能有不赞成的，因为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当时《人民日报》理论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这种观点，说明当时在苏联模式的问题上，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已深入理论界。
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兴起了“重评斯大林”热。这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阵“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也在中国悄然兴起。那么,如何看待这两股“重评浪潮”呢？
肖枫：2000年2月，普京在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是“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集中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的复杂心境。与剧变时相比，俄罗斯人增加了对苏联、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怀念。苏联在剧变中因为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反对派对苏联和苏共极尽抹黑全盘否定之能事，结果苏联被搞垮了。后来俄罗斯人经过反思，出现了“怀念斯大林”和“重评斯大林”的浪潮，这是对“历史虚无主义”搞过头的一种“反弹”，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与苏联、俄罗斯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国的主流舆论从未全盘否定过斯大林，倒是存在着对斯大林问题严重性、危害性和后遗症认识不足的问题。在大批档案材料曝光之后，历史真相日益清晰的情况下，在斯大林问题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地既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又必须重视吸取斯大林的历史教训，无论如何是决不能为其错误进行辩护的。但在当时的“重评热”中有的学者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沿着这一方向前进的，而是恰恰相反，朝着颂扬斯大林、为斯大林错误辩护、肯定苏联模式的方向偏移。这是不应该的，对中国改革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都是极为不利的。
在“重评”潮影响下，学术界有的人不顾、不提邓小平当年的论述了，逐渐偏离正道而向“左”偏转，在如何对待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有些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说什么苏联模式“本身”包括了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大层次”，将邓小平早已排除在“模式”之外的“基本制度”，又塞到“苏联模式”当中去。有位很活跃的教授说，斯大林模式就是苏联“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道路”，它不仅包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还包括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总之，苏联模式被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变成了“褒义和神圣”得碰不得的东西。有人只字不提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却强调：“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这样一来，谁要批评和否定苏联模式，谁就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站在了一起。在这样的氛围下还谈什么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这股浪潮造成了对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一系列正确论述的否定，其作用显然是倒退的、消极的。在这股浪潮影响下，出现肯定和颂扬斯大林模式、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都是毫不奇怪的。
记者：为什么“苏联模式”问题上的理论混乱会出现在“重评斯大林”的浪潮之中呢？
肖枫：这与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和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错误地“同一化”和“同质化”了有密切的关系。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按邓小平的论述是指其搞社会主义的“搞法”或“体制”，而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一生所做的事情何止这一件？他的一生是同苏共和苏联的全部实践、整个历史密切不可分的，所谓“斯大林问题”要比“斯大林模式”问题广泛复杂得多，这两个问题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能“同质”和“同一”的。如果将这两个问题“等同”起来，会混淆许多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造成严重的理论混乱。
必须明确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与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有联系但却有原则区别的两个问题，混淆不得。斯大林模式即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即使被全盘否定了，也只是否定斯大林一生当中所干的一件事情，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就好比我们否定“文革”不等于否定毛泽东一样。斯大林领导苏联军民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并将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凭这两条对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全盘否定。因此对“斯大林模式”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不要将其与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问题混淆在一起。十多年前我就明确提出：应将斯大林的一生和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基本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即对他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和体制应基本否定。
记者：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的讲话中对“苏联模式”有明确的论述。这有何重要意义？
肖枫：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讲话，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源头讲起，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讲到“苏联模式”时言简意赅地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是习近平对苏联模式所作出的科学定位，是学术界必须认真学习和领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定位，明确肯定了所谓“模式”就是指“体制”，是不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其他问题在内的。这是其一。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这是其二。习近平突出强调“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苏联模式是指……”，这表明他知道关于苏联模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而他重视的还是“邓小平所讲的”。这是其三。在作了言简意赅的这番定位之后，习近平同志接着全面阐述了苏联模式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既肯定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起到的重要作用，又指出它后来成为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这是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习近平的这些阐述让人想起了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相关论述。对学术界来说，这意味着在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评价上，又重新回到邓小平的论述上来了，是一次“否定之否定”，是辩证式的前进和发展。今天，学习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对澄清近十多年来在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上的理论混乱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这就是说，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评价，仍必须以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为依据，认真学习、领会并坚持习近平对苏联模式的科学定位。苏联模式不是“筐”，不是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
苏文婉/采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