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古书，有个坏毛病，就是束书不读，光问有什么用。孔子离我们很远，距今2485年，他做梦都想不到（他只梦周公），我们会拿他干什么用。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 [2]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 [3]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4]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5]《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有人说（当然是知识分子），他最想生活在宋代。
我想，他说的宋代，肯定是东挑一块儿，西挑一块儿；上挑一段儿，下挑一段儿——没有宋江、方腊，没有辽、金、西夏。
苏东坡，只看他游山玩水，做诗文。
宋徽宗，只看他写字画画，玩古董。
当时的天下怎么样？一部宋史有分教，不用我来多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用《论语》代替《语录》，有意义吗？ [6]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7]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 [8]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骛。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 [9]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10]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11]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
汉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饼。六国的后代，全都找出来，置守冢，血食天下，造反的陈胜也在其中，视同六国诸侯。孔子沾了这个光。 [12]
儒家作为受害者，终于打了翻身仗，重新扬眉吐气。当时的文化融合，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东人都往陕西跑。
汉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馆。司马迁访之，流连不忍去。
汉唐以来，孔子拟于王侯，从一介布衣，变世袭贵族。皇帝还改朝换代，他却是万世师表。
当初想不到。
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全世界，统治者治天下，都靠三大法宝，一是国家（管制度），二是宗教（管灵魂），三是学术（管思想）。中国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径不同，只是配方不一样。
大地域国家，行政效率高的国家，中国最典型。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不如它命大祚长。与之相反，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至今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唯一统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草原帝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统压倒国家大一统。翻毛大衣里外穿，结构不一样。
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但有学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靠学术大一统。
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秦始皇都试过，汉武帝是继承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大一统；整齐六国宗教，是宗教大一统。前者可安定社会精英，后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传到汉代，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绝无后，其他三家，名、法、阴阳，都是技术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没有独立地位。战国晚期，道家融名、法、阴阳于一身，势力相当大，汉初仍如此。汉武帝整齐学术，两者换位，名、法、阴阳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脉），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余威，不绝统绪，后来发展为道教，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是学术大一统。
秦代有200个祠畤，西汉有700个祠畤，都是领国家津贴。汉武帝的郊祀系统，分东西两大块，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为中心，东土以八主祠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 [13]这是宗教大一统。
秦汉大一统，汉武帝是顶峰。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最后的杰作，还会大翻盘。
汉武帝死后，贡禹、韦玄成毁庙，匡衡、张谭废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只在长安四郊设祭），是秦汉大一统的后续事件。他们推翻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西汉的700个祠畤，被他们搞了个一风吹。这件事，意义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视。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它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孔子改制考》，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14]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15]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 [16]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17]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政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18]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 [19]
东方之道德不能大行于天下
近代有一种说法，“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 [20]
亚洲，只是东方的一部分；东亚，只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即东方，是大言不惭。 [21]
文明是传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穷兵黩武，第二是疯狂开发，没问题，都该批判。但这类病，发达国家得的早，急性转慢性，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不发达国家得的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读《新儒家宣言》，我的感觉，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22]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这是种族偏见。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阳货》17.2），推广于世界，是同样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们学好，人家也没教他们学坏。
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精神；重技术，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
我国，大家庭早已解体，养老院正在兴办，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现在该明白。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国近代争体用，老是喜欢说，“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有人说，“现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讲道德那阵儿，就是社会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极而衰，都有这一段儿。 [23]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相信，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国学和国粹，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80年代骂祖宗，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气候变了。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的符号，但中国传统并不等于孔夫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一个儒字所能概之，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的视野下。
什么叫国学？我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第一，西学不入，无所谓国学，它是成心跟西学拧着来。第二，所谓国学，都是不中不西之学。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传统考据，太旧，应归入清代学术；考古学和比较语言学，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学。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
大师，都是另起炉灶，足以转移风气的人。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好像还没有。有，也是徒有虚名。
什么叫国粹？国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从海边向内陆推，从城市向乡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武术方术、中医中药，穷乡僻壤唐人街，老人爱听的地方戏，愚夫愚妇的各种拜拜，更是国粹中的国粹。古迹、古物和古书，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像大熊猫，应该抢救保护，我完全同意，但说发扬光大，那就过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
西方有科学幻想，我国有人文幻想。比如侠客和奇女子，就是这等幻想。金庸弘扬了这一传统，读者无其数。武侠，是中国的名牌产品。据说，打义和团那阵儿，中国人就有一种精神（《神鞭》）。这种精神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港台武打片，杀入好莱坞，很让国人自豪。它们有个永恒主题：东方不败（如国术家霍元甲、方世玉、黄飞鸿、陈真）。李小龙是经典。他的墓在西雅图，我吊谒过两次，截拳道，号称道，“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墓上题辞），然而，他却死得早。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浑身精瘦，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而且服药，有时会昏倒在地上。
中国近代，兵败，气短，让人觉得百不如人，但俺们有功夫。擂台上，外国大力士，蛮壮如牛，瞅准肚皮，狂击无效，叫人着急，最后，还是倒在了俺们的脚下。日本武士怎么样？他们有功夫，也顶不住俺们的精神，中华有神功。
还是老舍写得好，夜深人静，沙子龙把门关好，一气札下六十四枪，遥望星空，微微一笑，只说“不传不传”（《断魂枪》）。不传才是最大的自尊。但近百年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类幻想，却绵绵不绝。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现在的功夫片，钢丝悬吊，空中对打，背景如诗如画（《卧虎藏龙》）。幻象升级，升不上去怎么办？不妨来点荒诞。《功夫》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齐声喝彩：要的就是荒诞。
有种说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体会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讲国粹。 [24]
难怪西人以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拍个《龙年》给你看。
知识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乱法犯禁的结果，是整顿和归顺。轴心时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难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众所爱，也能成为意识形态。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 [25]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为帝王师，到底是谁的胜利？
孔子的乌托邦，不是烟涛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隐士幻想的世外桃源，只是周公时代的君子国。他的听众，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孔子不是大众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
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
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理想国》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专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设想相似，至治之极，政刑将无所用之。柏拉图，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达是：让哲学家当国王，或让国王当哲学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共产主义，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令人想起红色高棉）。学者说，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柏拉图三说叙拉古国王，均无功而返。失望之余，他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圣门之徒，常常分不清。
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 [26]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本文原载自《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1.15）。
注解：
[1] 此节是以杂感的形式写成。
[2] 洪业《半部〈论语〉治天下辨》，收入《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05－426页。
[3] 崔述疑古，是为尊孔。顾颉刚对他有所批评。我们在第一讲已经提到（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4] 同注2。
[5] 他说，“我相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么，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参看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9页。
[6] 参看Leonel M.Je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 UniversalCivi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 fig.3（两种小红书：左为《毛泽东选集》，右为曲阜县文管会仿《毛主席语录》印的《论语》）。
[7]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248－254页。案：拿孔子当“敲门砖”，他提到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其实，还有孔教会长康有为，宋明理学加基督教的崇奉者蒋介石。
[8] 《史记•儒林列传》特别提到他的五个学生：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其中子路是死于孔子前。
[9] 宗教大一统，是他开的头，他立过的国家级祠畤，估计有200个左右。
[10] 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取六国，以吏治为重，儒术不过为缘饰。他请知识分子兴太平，“别黑白而定一尊”，只是为了统一思想，和汉武帝并无不同。其禁书、焚书，也和清初类似，只是为了消除民族记忆。李斯熟悉知识分子，也懂政治，下手特别狠。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是老传统，李斯害死韩非，已经开了头。
[11] 这两件事，焚书是焚书，坑儒是坑儒，相距有两年。
[12] 司马迁作三十世家，是以《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并列，他称陈胜为陈涉（涉是其字），属于尊称。
[13] 注意，太一是道的别名，既是哲学本体，
也是宇宙中心。汉代学术，虽定儒学于一尊，但宗教，却和道家关系更大。汉武帝后，道家在政治上丢了阵地，但在下层社会，在宗教方面，影响比儒家大，足以同儒家做长期抗衡。东汉晚期，道家变道教，接收了两汉宗教的所有遗产，仍然保持着这种优势，儒道之争是古代思想的两极，延续时间最长。
[14] 西文，Confucianism，既可以是儒家，也可以是儒教，就像Taoism，既可以是道家，也可以是道教。
[15] 上引Leonel M.Jesen的书。
[16] 周宁《孔教乌托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17] 当时人，喜欢把什么学问都说成是哲学，他们把中国的人文学术叫哲学，把中国的文人叫哲学家。
[18] 上引周宁书，123页。
[19] 上引周宁书，128页。
[20] 王国维《致首野直喜》（1920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收入《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11页。
[21] 东方，是道地的西方概念。西人所谓东方，概念很笼统，就像一切非基督教文化，全叫异教文化，不是西方，就是东方。欧洲人的地理视野，是随欧洲势力的扩张，由近及远。他们所谓的东方，本指北非、西亚。后来，扩大到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他们的笼统印象。
[22]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评论》第九卷合订本（上册），香港：民主评论社，1958年。案：此文所说的“世界人士”是西方人。他们向这些人提出要求，你们“应向东方人学习”五件事，第一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第二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第三是“一种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第四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第五是“天下一家之情怀”。
[23] 汉以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抱朴子•外篇•审举》）。宋以来，以忠孝治国，也很失败。
[24] 参看：鲁迅《述香港恭祝圣诞》，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2－45页。
[25] 参看：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523－552页。案：勒南受过法国天主教的最佳训练，却把耶稣还原为凡人，研究《论语》，我会想到他。参看：〔法〕欧内斯特•勒南《耶稣的一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6] 上引周宁书，129－130页引曼海姆（K. Mannheim）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