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仁爱是一种人道思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比较儒家仁爱与道家的慈爱、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行善惩恶，可以看出世界不同文化都强调“爱”，但对“爱”却有不同的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儒家仁爱思想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独特智慧。
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是“仁”，其内涵非常丰富，范围非常广泛，几乎统摄着一切美好的德性。“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孔子对“仁”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作了全面深入的阐释。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1]，“仁”的基本内涵就是“爱人”。
对于什么是普世价值?当今人们对此争论很激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对普世价值如何界定，所谓普世价值，应该是具有超越性、普适性、永恒性的价值。我这里试图发掘和诠释儒家仁爱思想的普世价值，以就教于大家。
一、儒家仁爱的层次性
儒家的仁爱思想在践行上可以分成五个层次：
(一)、仁爱之心。也就是说你首先应该是个“仁者”，有仁爱之心，能够爱别人。儒家认为这是根于人天生的性善而内在地形成的品质，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发端。孟子是彻底的性善论者，他指出仁爱是人天生的本性，把是否有良善之心看成是人与禽兽最本质的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共有同情心、羞耻心、礼让心、是非心。有了“四心”也只是良心的开端，还要扩而充之，推而广之，才会拥有完全的良心。
(二)、自爱。儒家强调仁爱是要从自爱开始，以自爱为起点，但不是以自爱为中心，应该不断扩展。代表性的观点如孔子说“仁者寿”（《论语•雍也》）[2]，有爱心能爱人的人身心健康，就会长寿。汉代杨雄说:“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3]这句话强调了人要自尊自爱。自尊自爱是关爱他人的必要前提。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不会对他人产生友好行为。丧失了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人，也常常对别人采取损害的行为。自爱不是自恋，是自律、自尊、自强。一方面，依推己及人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不知自爱，没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如何能够爱人呢？自爱与爱人是相通的。另一方面，自爱不仅是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它也要在人—我关系中实现，即有被他人尊重的要求。一个人如不自爱又怎么能让他人来爱自己呢？
(三)、爱亲人，即孝悌之道。孔子非常重视孝悌，主张处理一切人伦关系，都要从孝悌做起。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表明“爱人”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如果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孝，他还能对别人有仁爱之心吗？所以，孝悌乃为道德伦理的根本与基础。惟有能行孝悌者，才能去爱他人。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5]“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 [6]这里的亲亲，包括爱自己的父母，也包括爱其他的亲属，仁爱当从侍奉双亲开始。儒家孝道思想以《孝经》为代表，《孝经·圣治章》又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7]这是符合道德逻辑的，怎么能够相信一个人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肯亲爱，能真心实意地热爱他人？仁爱思想是从家庭血缘亲情引申出来的，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之爱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即使有这样的爱，那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由功利需要引起的索取式的爱。
(四)、“泛爱众”，即爱一切人。孔子又将亲情之爱推广开来，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充满爱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8]；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9]，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１0]，国君节用而爱养人民，不要无穷无尽地使用民力，使老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时间。他还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１1]“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１2]《论语•乡党》记载，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只问是否伤人，而没问马。这里的人应该是养马的奴隶。孔子关心养马人的安危，说明他的“爱人”具有广泛性，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朦胧的博爱意识，具有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彰显出孔子宽厚伟大的人文品格。
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13]心中有仁，就能爱人，能爱人，别人也能爱戴你；心中有了礼，能尊敬别人，别人也就能尊敬你。爱戴和尊敬都是相互的，这就教导人们要对他人友爱、尊重，要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孟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14]敬爱自己的父母，也要敬爱别人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也要爱护别人家的孩子。人不要把自己的爱局限在狭隘的天地，不要太自私。
(五)、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儒家还把仁爱之心推向天地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孔子虽然没有把“仁爱”推及物的明确论述，但他对自然界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之情。《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5]这就充分体现了孔子爱物及取物有节的思想。《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载孔子之守狗死，谓子贡曰：“路马死，则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弊帏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也。”孔子对死了狗马都要把它们包裹了埋葬起来，显示了对动物的悯爱之情。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认为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万物，《孟子·尽心上》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推人及物，在爱人的基础上，将爱心进一步向外推展，将仁爱精神和情感贯注于无限广大的自然万物，用爱心将人与自然联结为一体。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16]，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
汉代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17]强调仁爱不能局限在爱自己，要扩展到爱别人，这样才能体现仁的精神本质。又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非但爱他人，连鸟兽昆虫都要爱。所以，“仁”其实就是“爱”的同义词。
北宋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说：“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人是我们的同胞，万物是我们的朋友。爱人能够使社会生态得到平衡，爱物则造成自然生态的平衡，这就把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此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之说加以进一步详化深化，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8]，二程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19]朱熹说：“天地与吾身共只是一团事物”[20]，是说仁者是把天地万物都看成是有生命的统一整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21]“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22]阐述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及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这里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显然是来源于孔子的。
总之，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爱思想是有等级亲疏之别的，是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先亲爱自己的亲人，再层层由内向外、由近及远有等差地扩展到他人，这就包含了我们今天常常说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四个方面的关系。
二、仁者爱人本质上是一种人道思想
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中，等级制度把不同的人限定在严密的范围只内，是不可能来探讨人的价值、人的完善、人的理想、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属于人本主义范畴的思想观念的。到了春秋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孔子站在人道立场上开始深入地思考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问题。一方面他试图在原始人道主义基础上，用道德上的自我更新，即通过树立人格理想，施惠于人，克制己欲，来达到社会的共荣与安宁；另一方面，他希望用周代分封制，重新明确上下之等级秩序，使社会成为有森然分层系统的组织，来阻止战争与掠夺，反对动乱与凌替。孔子超越当时社会的一般思潮，把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人”的研究上，提出了“仁”这个概念，以“仁”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把人从天命神学中解放出来，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地形成了一套人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奠定了基础。
孔子反思西周礼乐文明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云哉?”（《论语•阳货》）[23]强调指出礼绝不只是人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些玉帛钟鼓之类，而是有其内在精神的，这就是仁。又“林放问礼之本”，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大哉问”（《论语•八佾》）[24]。礼的本质就是指礼的精神实质，也就是以“仁”为支柱的道德体系。孔子站在“人之为人”的高度来反思春秋社会礼乐崩坏过程中人与人(包括君臣、诸侯卿大夫、父子等方面)的关系变化，在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上重建全新的文化模式，这样开启了儒家人本理性的思维路向。正如有学者所论，“《论语》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其特点是：‘仁’不是以祖先神的崇拜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基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就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25]孔子不仅反对暴政、苛税，反对战争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而且主张“使民如承大祭”、“使民以时”的仁义政治。
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大抵都是沿着人道的思路继续前进。他们首先是有感于社会现实中的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人生的问题；然后对人的本质、人性等问题作出认真思考，以此确立一套价值系统，再以这一价值系统来反观现实社会和政治，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进一步完善、充实由孔子开始重构的文化模式。
《礼记•中庸》有“仁者，
人也”[26]；《礼记•表记》说：“仁者，人也”[27]；《孟子•尽心上》载：“仁也者，人也”[28]。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特征，也就是说，具有了仁才能成其为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满足、停留于自然、本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在消极地适应环境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满足了生命的基本需求之后，更进一步对生命的意义发生追问：到底什么是人？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人？《孟子•离娄下》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29]。“恻隐之心”即是仁爱心的起点。孟子还把仁爱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指出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并举例说，古代的先王由于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与这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落得一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听不得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儒家多以“人”释“仁”，以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其根本意义在于肯定人的价值，承认人的独立人格。
三、儒家仁爱思想与其他各家的比较
儒家的仁爱不等同于墨家的兼爱。墨家讲兼爱。墨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他认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大夫之间的篡夺，人与人之间的相贼，都是不相爱的缘故，就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墨子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就是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30]兼爱学说体现了墨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关怀，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墨子的兼爱从来没有得到落实。
儒家的仁爱不同于道家的慈爱。老子推崇“慈爱”，把它作为三宝之一，《老子》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31]老子对儒家的仁、义、礼、智提出了批评，认为仁义等道德，非人性之本有，而是人为地强加的，违背了“道法自然”的规律，但并不反对“仁”，他所提倡的是无私爱的“天地之仁”和道家的“圣人之仁”。 《老子》又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32]上面两个“不仁”中的“仁”是指儒家人为的私爱，“天地不仁”指天地对万物无私爱，“圣人不仁”指圣人对百姓无私爱，就象对待“刍狗” 一样。天地之仁是无偏私地慈爱宇宙中的万物，圣人之仁是无偏私地慈爱所有的百姓。切不要从表面看到老子在批评儒家的仁义道德，就以为道家反对仁爱，其实道家强调道层次的大爱。当然，儒家的“仁爱”也并不是老子所批评的只停留在人道层次的“私爱”，其实也是上达天道，普及万物的。
综合比较三者，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爱”主张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然后推恩出去爱别人，以至一切人；墨家的“兼爱”是无条件地讲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道家的“慈爱”是从“道”的本质中引伸出来的，强调回归于“道”的无私之爱。尽管儒、墨、道三家所讲的“爱”在立论根据和实现“爱”的方式上有不同，但都强调“爱”却是共同的。
儒家的仁爱不同于佛教的慈悲。佛教讲慈悲。佛陀的本性即是慈悲之性。“慈悲”即是佛性。何谓“慈悲”？《大智度经》卷二十七十:“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即“慈”为给予众生之快乐，“悲”为解除众生之痛苦。《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是无染著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是当知如是等心。”“慈悲”心就是没有被任何邪心、邪念污染的清净心、仁爱心和怜悯心。佛教认为，人人皆有本来清净之心，人人皆有慈悲之心，所以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性。
儒家的仁爱也不同于基督教宗教的博爱。基督教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宣称基督爱自己的朋友，甚至是爱自己的敌人，说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出去给别人打，说爱邻居就象爱自身一样。这种爱是超越国界、民族、信仰，能爱到世间所有的人，因此宣扬普救主义，也因此有一种强烈要求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倾向。实际上对待自己和别人一视同仁是不可能的，对朋友和敌人都爱显然对朋友而言是刻薄了，对敌人而言又是太宽厚了。事实上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这样。另外，比起儒家来，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源自于上帝的仁慈，停留在虚无缥缈的偶像上，不象儒家的仁爱是建立在现实的、入世的、生活化的基础上。其实，儒家也讲过“博爱”，儒家的“博爱”就是所谓仁。如唐代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亦云:“大仁博爱而无私”。
儒家的仁爱不同于伊斯兰教的行善惩恶。伊斯兰教教人行善惩恶，要求穆斯林不仅自己要仁慈，要行善。《古兰经》中说：“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劝善戒恶，确信安拉。”“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伊斯兰教以神的名义警戒人们：冥冥之中，确是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整个宇宙及其宇宙中的一切，它就是真主。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真主将要兑现他的绝对的公正：行善者受赏，作恶者受罚。这就在告诫人们遵循正道，劝勉行善，戒惩恶行。
世界不同文化都有与儒家仁爱思想接近的观念，其共同之处是都强调“爱”，而不同之处是对“爱”有不同的角度、侧重的阐释，形成了不同文化的特色。那么，以强调等差之爱为基本特征的儒家仁爱思想是否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其一，儒家仁爱思想是以血缘亲情之爱作为其价值源泉的，这是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特点，但是其他文化后来都经历了断裂和转移，淡化了血缘亲情，只有中国文化和儒家一直以此作为基础，一脉相传发展到今天。
其二，儒家仁爱思想在血缘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形成了同心圆的层递扩展特征，这是符合人类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逻辑次序的。当然，在中国古代由于立足于血缘亲情而形成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局限，这种扩展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那里没有得到充分地实现。
其三，儒家仁爱思想可以以拟血缘亲情之爱的方式得到扩展，如《论语·颜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传统社会师徒如父子，桃园三结义都是这种方式的典型表现。
其四，感通、感应是仁爱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感通就是不需要任何外在机制就能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感通机制具有两个方面的逻辑,一是将心比心；二是以心换心。儒家仁爱思想以“感通”为本性，人不仅能自我觉醒，以内心真诚的感情认识自己、悦纳自己，也能觉察别人的感受与需求，进入他人的心灵，产生相应的尊重与关爱，就能够感动与感通。有感必有应，感应是相互的。人与人有感应，人与万物也有感应，这是一种爱的信息交流，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应。日本学者江本胜经过对纯净水结晶图案进行了实验，发现奇妙的是，事先看过“爱和感谢”字样的水形成了华美庄严的结晶，看到“浑蛋”之类伤人的字眼的水则混沌一片丑陋不堪，听到巴赫作品的水如同乐曲结晶成相互联结的奇妙结构，若是听到嘈杂愤怒的重金属音乐水结晶的效果则与骂它“浑蛋”类似。这说明无害人害物之心，而有爱人爱物之心，被爱之人之物必然会感而应之。
其五，儒家仁爱思想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世界。《孔子家语·礼运》的“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就充分显示了古圣先贤的博大胸襟和精神境界。
总之，儒家仁爱思想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独特智慧和普世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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