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为魏晋时期文坛领袖“竹林七贤”之一，其流世传文数量虽不及阮籍、嵇康二人，但其《酒德颂》为千古绝唱，况且“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妇孺皆知，刘伶真是名副其实的“好酒者”。
刘伶是个矮子，容貌又甚为丑陋，可才气过人，且最负酒名，他从不随意和人交往，但认识阮籍、嵇康之后便认定知己，提着酒罐到竹林中去了。
刘伶借酒消愁，抒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当妻子的虽然也了解丈夫的苦闷，但为了他的健康，还是苦劝他戒酒。一次刘伶馋酒馋得厉害，叫妻子预备酒。妻子生气地将酒壶、酒杯砸个稀巴烂，哭着说：“你喝酒喝得太多了，为了健康，你该戒酒。”刘伶说：“夫人说的有道理，现在我要在鬼神面前发誓。”妻子一听破涕为笑，以为他要痛改前非，便匆匆供上美酒佳肴。刘伶见酒肉供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女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端起供案上的酒一饮而尽，肉也大吃特吃，不一会儿醉倒在桌下。妻子见状，哭笑不得，便不再劝他戒酒。
据说刘伶喝酒喝到兴头上，常脱光了衣服在家里“裸奔”。一次，正巧被一个客人撞上，客人对他这种伤风败俗的举止很不解，便说了他几句。谁知刘伶把眼一瞪，反问道：“我是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裤子的，我倒想问问，你怎么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客人哑口无言。刘伶对生死问题看得很透。据说他经常乘坐一辆鹿车（即露车），怀抱一壶酒出游；还带了一个扛着铁锹的随从，且事先嘱咐他说：“如果我死了，就随便掘个坑把我埋掉！”
刘伶如此不可救药，却能恬列“竹林七贤”而无愧，唐代官修的《晋书》甚至还专门为他立了传。如果说，阮籍、陶渊明、李白是靠他们的诗酒人生成为中国酒文化的重镇，那么，刘伶就不啻为一个无须重兵把守的要塞了。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君子’（指隐士）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伶是一位真正遗落世事的“隐士”，他的主要著作就是喝酒。
如果说嵇康是用语言和音乐来批评讽刺政治的，刘伶则是用行为来表达这种不满。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刘伶每天都喝的酩酊大醉，但在那个践踏名教、虚伪盛行的时代，他估计是最清醒的。在理论上，他也许也能够像“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几位那样“难得糊涂”，但他做不到。性格决定命运，他只有在醉酒中麻醉自己，让这个肮脏的世界自己面前模糊起来，从而减少痛苦。宋人叶梦得是刘伶千百年后的知己，他认真地解读刘伶：“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以为保身之计，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醉不是真醉，是以醉来掩饰对时局的不满。有担当的文人都爱指点江山，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欲指点而不能，只有通过醉达到另一种清醒。
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带着镜子，只能到外在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影子。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绝不可能实现在深山老林里，也不可能实现在酒坛子里。由此看来，清醒也好，糊涂也罢，醉酒当歌，只能让这个世界多一个酒鬼。也许，从积极向上到愤世嫉俗的蜕变中，有很多无奈，很多凄凉。但是，一个人却不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道德准则，更不能因此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合理、正常、美好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蔑视财富，藐视金钱，也可以有比追逐金钱更高尚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如果只会缩在自己的窝里汪汪乱叫，只会抱着酒坛子醉生梦死，只会对现存的一切嗤之以鼻，那么，你的价值还不如那些金钱的追求者——至少他们还为市场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