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让他的弟子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只有曾皙的回答最让他满意。曾皙是这样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场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春游：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穿上春季的服装，几个大人，领着几个孩子，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和新鲜的空气里，在“吹面不寒杨柳风”中翩翩起舞，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然后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你看，何等的惬意！而孔子之所以夸奖曾皙，正是认为做人就应如此轻松简单，而不是要摆出一幅很沉重的模样来。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快乐并不是挣扎一番、追逐一番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在身边，就在你脚下。快乐和善恶无关，它是超越了善恶的东西，不是善恶的结果，而是蕴含在善恶之中。有人企图以“为善”来作为快乐的途径，其实这种观点是苍白的，它仅仅是把“善”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如此，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据《荀子·宥坐》记载：有一次，孔夫子与众弟子们在游历陈国、蔡国时被围困，连续困了七天没有食物可以吃。弟子们都饿红了眼，尤其是子路，还闹起了情绪。他质问老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老师您一辈子累德、积义、怀美，为什么却总是遭遇厄运呢？”听了子路的牢骚，孔子狠狠地批评了他：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怀才不遇的人总是占大多数的。君子需要的只能是“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可能根本就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做了恶事的人可能更有了好的结果，相反，那些积德行善的人命运可能却是很糟糕。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就不去行善了吗？难道我们就要去作恶吗？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孔子一再告诫我们：仁义并不是手段，它本身就蕴含着幸福。那些做了错事的人，那些不施仁义的人，即便我们不批评他们，他们在这种恶的行为中也难以感觉到幸福。
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知者”和“仁者”都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仁人志士”。孔子赞美仁人志士的修养功夫，实际上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和广大民众都来做这种“知者”和“仁者”。这种“知者”和“仁者”既快乐又长寿，不正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最高境界么？！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
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要培养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理想君子，这种人才仅仅能治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乐山乐水”的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儒家社会理想。应该说，孔子这种理想人才教育思想是相当有远见的。
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做仁人志士与乐山乐水不仅不相矛盾，而且还是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这种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后世儒者的道德修养影响极大，如汉儒董仲舒高唱《山川颂》，宋儒周敦颐追求山水之“真境”，他们都实现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人格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