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游》的开头，以非常夸张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叫做“鲲鹏”的大鸟：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呀，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海面上急骤的狂风盘旋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大海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方才停歇下来。”春日林泽原野上蒸腾浮动犹如奔马的雾气，低空里沸沸扬扬的尘埃，都是大自然里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天空是那么湛蓝湛蓝的，难道这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抑或是高旷辽远没法看到它的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在这里，庄子借助上面这个叫“鹏”的大鸟，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有待”和“无待”的差别和不同境界。在庄子看来，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翅膀像云一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的波涛就有三千里，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平静下来。这只鸟够大了吧？是很大，庄子已经把它描绘得不能再大了。但是，庄子在后面话锋一转，随即指出了这只大鸟的缺陷——有所待。也就是说，这只鸟即使再大，也要有所凭借。比如，它必须依赖海才能遨游，必须依赖空气才能扶摇直上。只要有“所待”，能与外物相区别，它就是可以经验的。尽管它很大，以至于我们只能以夸张的手法来言说它，但它仍然是可以言说的。比如，它毕竟生活在海中，没有海大，它生活在天空下，不能充塞整个宇宙，仍然会受到外物的牵制。
庄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谓“知者不言”，并不是说那些智者都闭着嘴不说话，而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得意忘言”；而言者不知，也并不是说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说他们仍然在语言中还没有抽身而出。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做到借助语言，而又不被语言所俘虏呢？
庄子告诉我们，概念化的语言是无法切入“道”的，唯有通过“比喻”的方式和形象化的语言，才能将人带入到“道境”中去。这种语言的优势在于，它能将“道”显示出来，而不是将“道”意指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旦心领神会，就会不自觉地将语言抛弃。正如庄子所说的：竹笱是用来捕鱼的，捕到鱼后就忘掉了鱼笱；兔网是用来捕捉兔子的，捕到兔子后就忘掉了兔网；言语是用来传布思想的，领会了意思就忘掉了言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表达哲学的方式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隐喻式的。这种表达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在显示，而不是指称；它是在隐喻，而不是定义。这里，没有单纯的相同，也没有单纯的相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看山是山，看山又不是山；看水是水，看水又不是水。语言符号与其表达的东西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但你又不能说毫无关联。就好像猜谜语，谜面与谜底之间，既有相同性，又有相异性。谜面与谜底的相同，使猜谜成为可能；谜面与谜底相异，使猜谜成为必要。正是这种隐喻的表达方式，使得“相同”和“相异”之间互相叫劲，从而提供了一个意义的空间，达到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对此，你只能去领悟，而不能去理解。你要去分析语法，估计里面都是语病，不是词不达意，就是逻辑不清。正因如此，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主“悟”的传统，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个主“智”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