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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审慎看待未来宏观经济运行三个特点

  

  2013年经济运行将有三个特点:一是短周期因素稳中回升,但内生的投资动力仍不强;二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资金环境趋向宽松,财政赤字将略有扩大;三是新型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1.短周期因素稳中回升,但内生的投资动力仍不强

  

  2012年9月份以来,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目前,不仅PMI等先行指标回升,中国制造业指数在2012年10月份起就已超过50的荣枯线,汇丰制造业指数11月份起也超过50的荣枯线。而且经济的一些同步指标也出现了回升,如工业增加值持续3个月回升,2012年11月份更是回到10%以上,社会零售总额也回升到14.9%。广受关注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开始回升,2012年11月份累计同比达到16.7%。

  特别是一些实物量指标也出现了回升,如用电量、石油消耗量、货运量等,从侧面进一步确认了数据回升的可靠性。从企业的库存来看,部分行业的库存调整还没有到位,但部分行业的库存已处于历史低位,随着销售量的回升,已出现补库存的现象。即使对于部分库存调整尚未到位的行业,为了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也开始进行必要的库存周转。

  总之,从短周期(主要是库存等)来看,经济已处于底部回升的阶段。考虑到2013年地方政府存在投资扩张冲动,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加速。经济短期因素的稳中回升的态势较为明显。

  但我们还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内生的投资动力并不强。我国在上一轮投资高速扩张后,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设备的利用率并不高。如何结合产业升级、集中和转移,有序实现过剩产能的调整,成为2013年不得不关注的议题。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预期下,企业进一步扩张产能的预期并不强烈,我国也不宜简单的扩张产能。这制约了我国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从数据上看,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仍处于下降过程中,2012年11月累计同比已降到了22.75%。虽然近几个月来房地产市场有所复苏,但由于在建面积有所下降,考虑到建设周期等问题, 2013年的房地产投资(扣除土地投资部分)快速复苏的可能性也不大。

  由此可见,2013年虽然存在补库存、基础设施投资扩大、生产经营活动有所恢复等短期复苏,但推动实体经济投资大规模扩张的条件并不具备,经济复苏的力量并不强劲。经济需要在这种环境中,逐步从负债支撑的资产扩张,转向有助于成本、费用节约的投资。

  

  2.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资金环境趋向宽松,财政赤字将略有扩大

  

  我国的货币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一是货币投放机制已发生变化。外汇占款和贷款并重,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非信贷资产扩张等其他货币投放方式。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资金直接流向外贸企业,包括其中的中小企业,但当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量下降后,以贷款为主的投放方式,则重新受制于银行体系的信贷分配。虽然2012年的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都处于历史高位,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却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城投债等)、国企及大中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挤占了中小企业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是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快速下降,非银行金融体系快速发展,特别是“影子银行”系统发展迅速。“影子银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贷系统的不足(提供额外的流动性,规避不尽合理的行政管理措施),也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过渡形式。但“影子银行”系统的信息不透明,一些业务的运作也不规范,具有内在的扩张特性。一方面改变了货币的运行机制,加速了现有的货币流通速度,一些货币与经济、通胀之间的实证规律需要重新验证,降低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隐藏了一些系统性风险。

  三是实体经济的内在趋势和杠杆率发生变化。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快速提升,在经济内生动力尚未有效培育起来之前,负债扩张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加杠杆的方法刺激需求,空间有限,但风险加大。

  四是巨额存量货币的影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的货币存量已相当巨大,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80%。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2013年也还不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最大威胁,但社会上的通胀预期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引起通胀的燃点较低。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仍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2013年的货币政策基调明确界定为“稳健”。但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看,2013年企业的资金环境将相对2012年宽松。2012年的贷款规模应在8.2-8.3万亿元之间,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贷款适度增加,则2013年的贷款规模应超过8.5万亿元,应在8.5-9万亿元之间。当贷款增加9万亿元时,在存贷比保持在75%之内的要求下,存款至少需要增加12万亿元。

  2013年还需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量,银行的非信贷资产将继续增加,再考虑流通中现金的正常增长,则M2增速会在13%-14%。2013年还需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除了增加货币供应和信贷提供外,可能还需要适当地降低基准利率,理顺货币传导机制。因此,不论从数量指标来看,还是从价格指标来看,2013年企业的资金环境将比2012年略为宽松。

  从财政政策来看,2013年的财政赤字应该会有所增加。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来看,是与扩大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考虑到2012年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和土地等基金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融资存在一定的约束,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下,2013年为了保持必要的政府投资力度,也对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中央投入比重和转移支付规模提出要求。

  

  3.新型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城镇化作为最大潜力的扩大内需领域,涉及的面较广,所需要的配套政策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广泛。城镇化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农业人口、农村经济卷入工业经济,纳入城市生活,这既是实现聚合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也是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变。管理得好,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但管理不当,也容易产生规模不经济。

  2011年,我国第一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口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61.6%,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1.3%,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这说明,一是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存在提高农业效率,进一步转移农村人口的空间。但考虑到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大量的老弱病残,青壮劳力的比重已不高。蔡昉2007年估计,2005年我国剩余劳动力为2500万至1亿人。二是非农就业人口和城镇非就业人口占比超过城镇常住人口,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存在进一步城镇化的条件。三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严重小于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这凸显了我国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的欠账,城镇化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支持。四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00年到2010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了78.52%,但城镇人口仅增加了45.18%,但是城市的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问题却逐步严重,一方面反映了城镇化的粗放式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管理能力的不足。

  为此,新型城镇化需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包括征地补偿、农村集体用地确权流转和耕地保护等。二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涉及户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和统筹,社会公共服务,如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问题。三是产业和就业问题,涉及传统产业升级,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引入民间资本,农业现代化和经营机制的创新等。四是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如物流体系建设等,五是财政和金融问题,如何为城镇化和农村基础设施融资,如何保证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财力和事权的匹配。六是城市布局和城市及社会管理问题。人口密度的提高,资源紧张,如何更加有效使用资源,如何保证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公平合理,如何在市场机制之外,引入必要的法制规范。

  这个过程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如何避免产生城市贫民窟的问题,这需要将城市化和产业、就业紧密结合起来。需要完善社会安全网,对市场失败者和弱势群体的必要和合理的支援体系。二是如何保障农民长期利益的问题。除了需要保证必要的征地补偿外,还需要结合农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为农民获得长期收益提供机制保障,否则容易陷入涸泽而渔,激发短期过度消费。三是避免为城镇化而造城。城市的布局应有经济和社会合理性,避免简单的造城,最终形成“鬼城”。部分保障房和城镇建设已有过深刻的教训。四是应保证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性,应加强城市管理(交通、水、垃圾、治安)能力。五是需要配套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应避免陷入文化的沙漠,产生社会问题,尤其是犯罪、腐败(不仅是公务员)等,提高城市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充分发挥合理法制的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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