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曾经的“天之骄之”正日益面临最为尴尬的失业威胁，这将引发重要的政治文化后果。关于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学研究，近年来有所进展。廉思团队相继将低端就业大学生和高校青年教师冠以“蚁族”和“工蜂”的称号，这表明大学生的前途已经高度依赖于教育和个人能力之外的因素，如果你没有充足的社会资本，无论学业如何，都将经历艰难的初始积累与奋斗期。2013年，高校毕业生将高达699万，而就业需求却下降了15%，出现了“最难就业年”。相对而言，大学生无论是挤身“蚁族”还是“工蜂”，对社会而言都基本可归入安全稳定的群体，对社会价值是一种正贡献。然而随着就业供需比的进一步失衡及社会分配领域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大学生失业可能存在规模化趋势，可能出现一定数量的对既有社会与文化秩序具有冲击力的“雄蜂”群体，从而呈现出大学毕业生群体的“雄蜂效应”。
社会群体中的“雄蜂”概念来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该书第八卷讨论五大政体（王制/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之蜕变机制时，柏拉图引入了“雄蜂”的概念，但不是原始的雄蜂，而是人文化与社会化的人类雄蜂，他们往往是一群欲望喷张但出身、能力与时运不济的人，具有天生的反秩序冲动。这样的雄蜂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刺而无害的雄蜂，沦为乞丐，自生自灭；另一类是有刺有害的雄蜂，成为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不断地将政体由最尊贵的王制一直拖拉到最糟糕的僭主政体。根据政体流变的具体阶段，这些有刺的雄蜂相继担当过莽夫、寡头、绝对平等派式的民粹领袖和极权的僭主等角色。
在大学生失业现象不断加重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既不是大量的“蚁族”（相当于无刺的雄蜂），也不是少量的“工蜂”，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有刺的“雄蜂”。 这种有刺的雄蜂具有一定的高等知识储备，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具有一定的高度要求，对社会既有的分配秩序具有极度的不满。他们倾向于捕捉任何一种有利于个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制造各种关于激进改革的话语，充当各种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们在定位很高的职业追求中失败，但绝对不接受“蚁族化”的卑微，他们强烈要求社会的补偿和承认，他们有着充足的知识和能量来引导社会文化的激进变迁。更关键的是，根据社会集体行动的一般规律，少数精英卓有成效的组织化行为足以完成对大量“蚁族”的思想与行动动员。
有刺的雄蜂并非在道德上天然为恶，而是他们的遭遇和行动逻辑常常会导致极端的后果。从历史来看，他们构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推动破坏旧秩序的进步力量，也可以是导致任何秩序紊乱不堪的破坏性力量。他们在高端职业诉求上的失败表明他们在社会资本上的匮乏，他们以自身的理智来追溯社会资本分配不均的制度性根源，于是希望通过激进变革获得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新社会资本结构。从近些年世界各地的社会危机来看，其中大学生失业及其雄蜂化的因素值得关注。
对于这些来自高知群体的有刺雄蜂而言，传统的道德说教几乎是无意义的，他们对秩序与公正的理解常常是既深刻又片面的。他们在谋求高端职业失败后将责任归于社会和体制，他们不会转为“蚁族”，更不会回乡创业，而是游走于城市边缘，以其知识、技巧和青春激情去实现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在这一社会化奋斗的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分化，有些人因其优异表现与合作取向可能获得体制化的接纳，有些人则与社会边缘群体广泛接触，在维权与代言过程中逐渐成为此类群体的精神领袖。这样，这些体制外的、无法具体职业化的有刺雄蜂就在城市边缘空间构筑起诸多的亚权力中心，成为社会治理的对抗性力量。中国近代激进革命与社会秩序巨变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有刺雄蜂与边缘群体紧密结合并逐渐转向政治和革命领域；另一方面社会中上层对此社会结构异动采取粗暴压制的态度，进一步激化阶层矛盾。
在有刺雄蜂的社会影响之下，社会文化会出现诉求绝对平等的激进倾向，要求打破既有的美德、荣誉和财富壁垒，主张社会没有高低贵贱，一切趣味平等。这种表面民主化的取向由于缺乏美德涵养和节制伦理，会被有刺雄蜂一步步带入民粹乃至于个人集权的政治境地。很多转型社会由于无法有效管控与转化这样一些柏拉图意义上的有刺雄蜂而以相当激进的文化与政治方式建立起了所谓的民主政体，而这些民主政体缺乏巩固的内在德性，很快出现民粹化，甚至出现极权的僭主。
当然，这里引述的柏拉图的“雄蜂”概念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学的预警性分析。对有刺雄蜂的预防成为柏拉图提升政体品质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柏拉图似乎没有细致讨论如何善后对待这些雄蜂，而只是给出了简单清除的建议。历史证明，面对有刺雄蜂的体制外挑战，统治当局通常会进行严厉压制，但历史也不止一次证明，此类压制通常会刺激雄蜂的力量聚集和发挥，最终引发秩序崩解。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改革红利的递减规律与社会资源分配的重新结构化，大学生这一高知群体基于学历和知识本身的制度性收益将日渐降低，教育与知识的福利承诺将日益落空，而财富与权力的欲求丝毫不减。这些结构性与阶段性叠合的矛盾可能制造出大量的有刺的雄蜂，他们会不断冲击改革共识与社会既定秩序的底线，成为秩序破坏者。治理这样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我们的体制需要相当高的弹性和包容性，要通过连续有效的青年成长计划与政策实现体制资源扩容，将破坏力转化为改革的推动力，将社会洪水疏导为灌溉用水。宜疏不宜堵是必须坚持的政策智慧。同时，在国内资源条件约束之下，可以考虑将国家国际化过程中的资本输出与文化输出所需要的人才缺口优先向这些特定人群开放，以国际空间资源的补充来缓和国内资源分配的过度紧张。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升国内资源分配的制度正义，抑制优质社会资源与机会的体制内循环，抑制社会资本对人才选拔的扭曲效应，通过加强标准与程序的公正性建构，充分吸纳高等教育体系输送出来的不同类型人才。
总之，大学生规模化失业很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文化变动，出现冲击社会价值观与秩序的“雄蜂效应”。中央提出的“公平出彩”是疗治这一效应的有效思路。我们的政策与制度建设不能立足于简单的维稳模式，此类模式对“雄蜂”群体尤其无效。我们应当立足疏导，提供机会，提升人才选拔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变有刺雄蜂的破坏力为时代进步的创造力和推动力，最终实现社会各群体更大范围与程度的共识与共赢。
（本文原载《新产经》2013年第6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