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第三轮改革的元年，也是中国经济追求“新常态”或向“新常态”迈进的元年。进入或追求“新常态”，就是制度转型，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就是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的市场环境，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并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政府应当大幅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等。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后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
经济“新常态”是近期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是对2008年—2009年发生“大衰退”之后世界经济政治状态的一种描述和预测，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下降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表象背后，其本质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2014年5月，“新常态”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之中。2014年7月29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问计当前经济形势，再次提到“新常态”：“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种观点是，“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笔者以为，这种认识没有说明什么是“新常态”。那么，什么是我们追求的新常态？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对“常态”有一个理解。
经济常态应当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稳定性状态”。经济的“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
那么，中国上个历史时期（1979年—2013年）的经济运行状态是怎样的呢？依笔者看来，上个历史时期的经济运行状态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虽然建立，但还不完善。由于政府的公司主义，唯GDP至上，进而“大干快上”成为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主旋律，虽然推进了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水平，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粗放式发展方式成为主导，对能源和原材料过度依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成为这种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致使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乃至生命本身都受到污染的威胁，因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有日渐增多和激化的趋势；政府权力过大，取代了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形成了“半政府”或“半计划”的特征，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以及保留较多的行政审批权力，市场自身潜能和效率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政府权力过大，做了很多不应做的事，同时严重缺位，很多应当做的事没有做。由于政府主导经济，也使得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就造成一种寻租的环境，使得腐败越来越严重；由于国有企业对一些行业的高度垄断，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平等进入，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
中国要告别上个“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状态，迈入新常态。那么，什么是“新常态”呢？依笔者看来，所谓进入或追求“新常态”，就是制度转型，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怎样才是好的市场经济呢？其基本特征就是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的市场环境，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参与者是平等的；由于消除了严重垄断，自由竞争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障；政府在向公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使得市场经济的契约、信用得到了充分保障。
而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并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要发挥民有经济的作用，必须对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弥补市场失灵和提升国家与民族竞争力的手段。按照这一定位，国有企业就必须从一般竞争领域中退出，垄断行业逐步向民有经济开放。只有这样，民有经济才会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潜力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此外，政府应当大幅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等等。
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们追求的经济“新常态”应当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可持续”。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应当让位于以转型升级、生产率提高、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中国经过前一个阶段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社会保障问题的制约日趋严重，旧的发展方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追求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告别前一阶段不顾资源短缺、竭泽而渔、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污染性发展，透支人口红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透支性发展，进而转入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逐步转向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开拓创新。
二是“优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优结构”是其基本内容。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实现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方面。要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优化经济结构，主要是四大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这是新常态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根本推动力。
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经济增长的目的更加明确，因而居民消费应当是经济主要的新增长点。需求结构中居民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变化，内需占比增加。201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2014年前三个季度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接近50％，达到48．5％，投资率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
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三次产业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前三个季度，这一比例继续上升到46．7％。产业结构调整应当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相向，因而公共消费的基础建设投资将成为投资的新经济增长点，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此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面临转型升级，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需要进一步优化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在社会公正的旗帜指引下，这种转化和融入应当是在消除经济和政治上的诸多不平等的转化和融入，从而使这种城乡结构的优化有了十分清晰的内容。区域结构优化也同样如此，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京津冀之间的巨大发展差异、人均收入水平落差显著、环京津贫困带的严峻性、河北与北京、天津发展的巨大差异，使得这种协同发展应当把推进河北更快发展、推进整个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放在协同发展的重要位置。
三是“稳增长”。建设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放弃政府的公司主义，告别对GDP的崇拜，也就需要告别以增长速度论英雄的阶段。因而，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就是告别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真正进入经济换挡期。这也就意味着“不搞强刺激、大调整”，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减速，而是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提升经济质量的前提下，推动经济适度增长。
四是“新动力”。要进一步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进一步摆脱种种束缚，充分发挥市场的潜力和效力。因而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就成为追求“新常态”的重要内容。李克强总理上任时提出的“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让市场来做”，正是充分发挥市场潜力和效率的形象表述。而要发挥市场潜力和效率，就要进一步推进改革。这包括充分发挥民有经济作用，意味着放开微观市场，放松各种市场管制，撤销市场中的很多樊篱；也意味着政府将下放诸多权力尤其是投资审批权力。因而，就政府而言，重要的是减、放、管。
“减”主要包含减政，即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那些本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工作交给社会，将那些大量的本应由政府承担而政府没有承担的工作接过来；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政府不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不应直接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减少赋税。让企业轻装，需要减轻企业赋税。
“放”，政府向市场放权，按经济规律办事。例如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这将是金融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政府向社会放权，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中央向地方放权。发挥地方的优势和积极性，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增强地方自主权。
“管”，管的含义是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政府自身改革不仅要减少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加大对市场监管，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转到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来，转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转到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自身的管理，杜绝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革至为关键。国企改革在于进一步的市场化，在于国企与政府进一步分离，在于国企要进一步资本化运营，从而提升民有经济发展以至市场经济整体效率。
此外，财政体制改革十分迫切。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中国经济“新常态”，其增长动力还包括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用信息化推动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等内容，这里不再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