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不仅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还将是中国决策层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决定之年。他们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增长目标定在多少？
有人抛出“十三五经济增长6.5%即可”论，认为“‘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有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认为定得过低了，当然也有继续对中国经济唱衰的看法。
其实我们应当在更大的区间内审视一番“五年规划”的目标，才能确定，如何定目标，到底应该定多少。
过去五年规划中GDP增速目标，实际近似底限目标
中国的GDP“保八”之论人尽皆知，二十年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年政府工作目标都是一再重申8%增长目标。但可能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会记得，中国在每年都宣布当年经济增长目标是8%的同时，已经有“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三个五年规划的GDP增速目标都不是8%了。
实际上最后一次在五年规划中将增速定为8%，还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九五计划”，在1994年经济极度火热，GDP增速达14%的背景下，定为8%已属保守。谁也没想到几年后将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起点的严重外部冲击。正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而韩元暴跌、日元暴跌等一系列经济危机扩散的背景下，出台了“保八”这个词。
在2001年，尽管经济已经走出困境，但是“十五计划”仅仅将目标定为平均增速7%。实际经济增速达到了年均9.8%。
在2006年，尽管中国已经历了连续的高速增长。但是“十一五规划”仅仅将目标调高了0.5%，将平均增速定为7.5%。实际经济增速达到了年均11.2%。
在2011年“十二五规划”中，目标更为保守的下调到了平均增速7%。实际经济增速大约会在7.8%左右。
仔细回顾过去十五年里的国务院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有两个增速目标，一个是“五年规划”中的7%、7.5%、7%的目标，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底限目标；另一个是直到2011年的历年年度工作报告中的年复一年不断重复强调的8%的当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一个努力目标。
底限可以调低，努力目标不能调低
“十三五”期间，将6.5%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6.5%作为必须确保的底限，那确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应当想起来，这是增长率目标的底限，是不能突破、必须确保的底限，不是可上下浮动的区间。绝不能一开始就松懈；到时候说，咱们打个商量，6.4%、6.3%也凑合凑合让我过关吧。
过去中国决策层，“五年规划”中公告了7%、7.5%、7%的底限目标，同时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出更高的追求目标。这最终得以在外部环境好的时期，实际实现了还高于8%的经济增速。这是值得赞扬的科学、理性的态度。也是“区间论”、“底限论”的经验雏形。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富裕程度的上升，以及外部发达国家经济的不够景气，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把“新常态”当作不必努力提高经济增速的万能挡箭牌，中国经济增速恐怕将很快跌穿“新常态”的正常区间，一路向着低增长奔去。
中国经济仍具有实现8%左右年均增长率的增长潜力，这一点林毅夫教授等学者已有各种充分论述。虽然把潜力100%全部挖掘出来是不现实的，但在2015年和2016年，大于7.5%、略低于8%，例如7.8、7.9%这样的数字，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努力目标。
毕竟，近期以来的外部环境，已经比较优越了：（只要美国公布的数据不是严重注水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逐步进入复苏快车道，进入了经济上升期轨道，足以改善中国对美出口；欧洲、日本虽然依旧处于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但也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萎缩；而最重要的有利条件，就是美联储结束QE以后，大宗商品全线下跌，中国大量依赖进口的石油等能源、铁矿石为代表的矿原料，均有充分下跌。单单油价从QE时代的110美元上下的水平一路下跌至现在50美元上下的水平，就足以提供可观的经济推动。
而内部来看，改革在稳步推进，没有什么重大风险；低油价的输入性通缩产生了很大的降息降准空间；低端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虽然小幅减少，但是高端劳动力供给的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仍在高速增加中，极为适宜结构转型、产业升级。
有人强调，外部环境仍然不够好，外需依然比较疲软。但也请不要忘了，如果外部环境像03-06年的黄金时期那样完美、外需旺盛，那经济增速就不止8%，即便达不到连续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也该追求一下9%啊。
如今虽然条件还不够完美，但7.8、7.9%这样的数字，是可以努力一把够得着的。
五年规划应当充分安排经济周期的影响
二十年前“九五计划”制定时，经验还很少，谁也没想到，美国经济依然欣欣向荣的1997年会出现席卷而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至于“九五计划”开局时轻松达到10%增速，在后面却连“保八”都困难重重。“十一五规划”决定时，面对11%的开局增速，因为估计到经济周期的影响，特意十分保守地把平均增速目标定为7.5%，连8%都没到，不幸言中了美国金融海啸的大萧条冲击。
从经济周期的概率上来说，近几年将是全球经济上升期，而接下来又一定会碰上新的经济萧条期降临。以历史作为参照，1929-1932年大萧条结束之后，1937-1938年发生了又一轮的经济萧条。“十三五”规划中的后几年中的某一年，可能2017年也可能2019年，具体哪一年没人能确定，但在“十三五”期间内发生，可能性是相当大。
“十三五”规划，将6.5%作为必须确保的底限，那确实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应当在“十三五”开局头几年，努力向着7.8%、7.9%的增速努力。而决不能满足于“大于6.5%”就行了。
否则，全球经济形势向好时只有7.0%~6.6%的增速，当新一轮经济萧条来袭，新的QE必然来袭，油价暴涨、出口暴跌等等恶劣局面再来，经济增速岂不是有跌到6%甚至5%的危险？总的平均增速也将跌至6%以下。
届时难道要把“保八”改一改，出一个“一切为保六”的口号吗？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失颜面事小，中国经济硬着陆事大，这是应当是全力避免的状况。
反过来若能在“十三五”开局之初以较高的增速，积蓄较多的调控“炮弹”，留有足够的余地，就能放心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来袭。
因此，在2015年和“十三五”开局的2016年2017年，把大于7.5%，略低于8%，例如7.8%的年增速，作为努力目标，实属必要。并且同“十三五”规划总体增速目标调降为6.5%”并不矛盾，而且互为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