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亚当·斯密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以来，其研究主体就是制度。从政治经济学一产生，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制度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后来在经济学不断地走向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了科学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发现，讨论制度相当困难。当把制度抽象掉之后，许多经济现象分析起来更容易。因此到了19世纪末之后，在经济学逐渐走向经济科学的转型过程中，为了避开分析制度带来的困难，经济学者们就用假设的方式把制度固定住，对制度不予讨论。这样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制度都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下，去寻找“没有制度”的经济中的规律性现象。
科学地讨论制度的主要困难在于定量化。任何科学都始于定量的观察，由此得到系统的严密的结论，并由此使理论可以得到定量的验证。当经济学变成科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定量地度量其研究对象。比起离开制度的“纯”经济和金融现象，度量制度更难度。因此，从20世纪初以来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其最重要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制度固定住（或称为没有制度），只探讨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现象。
在那个时期，经济学界还存在一个和新古典经济学有所区别的制度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严格地说，所谓的制度学派或者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老传统，因此并不是新的学派。
今天讨论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区别于奥地利学派，区别于老的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是科斯和诺思。其核心内容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以及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等。用这些新的概念、新的分析工具讨论制度。但是，从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讲，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还是20世纪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就是指上述的新概念和新分析方法。但是，当我们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时候，如果强调的是新概念、新分析方法，那就不局限于科斯和诺思发展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在科斯和诺思那个时代，他们提出的概念是新的。到现在，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和方法了，已经不再是新的了。所以，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着和整个经济学的主流融合及共同发展的趋势。
当人们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倾向是清楚地区分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但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对制度的研究，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并不真的有明确的界限。因为主流经济学自从70年代以来系统地引入了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又称机制设计理论），此后制度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比如说制度设计理论，顾名思义研究的就是制度。而且制度设计理论产生的直接背景就是兰格和哈耶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辩论的延续。这一辩论的内涵就是最大、最基本的制度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设计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重合。只不过它和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方法不同，它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科斯的理论、诺思的理论看上去也不同，但整体上，研究对象是一样的，都是制度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主流学术界通常将制度设计理论视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而博弈论本身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在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前，经济学者们把制度假设掉，在不看制度的情况下分析市场经济，中心问题是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均衡，由此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去讨论市场经济。但是，引入了博弈论以后，讨论的对象就扩展到人和人之间在社会上的任何博弈，超越了单纯的市场供求。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就可以看到制度经济学在概念上与博弈论的重合。诺思将制度定义为社会博弈的规则，而博弈论讨论的正好是人的社会博弈，在不同规则下的博弈。当我们讲社会博弈的规则时，指的就是制度，并讨论什么样的制度下博弈会出什么样的结果，这正好就是博弈论要讨论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的发展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为系统地从理论上研究制度奠定了基础或者部分基础。就此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日益融合，而不是相互分野。
除了理论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经验研究。在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验研究都有了巨大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制度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中东欧国家，包括中国、越南，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段时间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化，极大地刺激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的变化，包括互联网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与制度相关的数据在过去很难获得，但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变得更加容易获得。有没有数据实际是科学发展的决定性问题。任何科学的经验工作的第一关就是数据，而互联网的发展为获取大量数据奠定了重大的技术基础。另一个重大的技术基础就是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这使学者们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变得极其容易，人人都可以在家里对数据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上述两个因素相结合，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使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领域的经验研究蓬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领域在很大范围内是互相重叠的。经常很难清楚地划出界限，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人为地划清界限。
经验研究的迅猛发展告诉我们，新制度经济学不但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实际上，已有的这些发展是为下一步更大的发展奠定基础。一方面是在理论上，引进了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另一方面在经验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从大量经验研究中发现的规律性内容。这些都有待于好的理论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至今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之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科斯定理，诺思的理论，包括对制度的定义和路径依赖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不仅有概念上的推动，也包括经验研究上的帮助。下面我分别就诺思的理论和科斯的理论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是诺思关于路径依赖的理论。概括地说，路径依赖理论是指在制度演变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中不同制度的演变和过去的制度相关，进而可以分析，过去的制度，在什么意义上，会决定后来演变成什么样子。例如一个关键的制度因素是，过去的制度能否使这个制度本身有兑现承诺的能力。过去的制度如果使得其统治者能够兑现其承诺，那么制度就会向良性循环演进：从具备部分兑现承诺的能力到承诺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如果过去的制度里没有这种能力，这个制度可能很难向良性循环演变。在一个统治者完全没有承诺能力的制度中，可能一直发展不出来统治者兑现其承诺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讨论。诺思和他的合作者应用这个概念讨论了宪政的发展，为什么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现代宪政的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发展不出宪政。诺思认为，在英国产生宪政之前，在封建君主制下，封建贵族们实际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强迫君主兑现一些他的承诺。也就是说，在英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中，存在部分使君主兑现其承诺的机制。从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起，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这个制度显现了良性循环，君主在贵族的集体制衡下，被迫越来越多地兑现其承诺。从一开始能承诺一点点，到后来越来越多地兑现，最终建立宪政。宪政归根结底就是以分权的方式，迫使统治者必须兑现他许下的承诺。
有不少经济史学家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发展。诺思的理论甚至对博弈论也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诺思关于制度决定承诺兑现能力的讨论，后来在博弈论中成了一大类的主流问题，即所谓的动态博弈论问题。
科斯对经济学主流的影响更大。例如，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应用非常广泛，有大量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它反过来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从理论的角度讲，交易成本理论是一种化约形式（reduced-form）的理论。所谓化约形式的理论是相对于从经济现象最基本的原理（first principles）出发的理论而言的。所谓最基本原理相当于公理，是大家公认而不用解释的基本出发点。而化约形式的理论是以直觉为基础的从中间假设或中间结果出发的。
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的基本理论都是从最基本的原理产生出来的，尤其是物理科学。例如牛顿力学定律。经济科学也试图这样做。但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极其复杂，所以一切都追求从最基础的原理或公理出发来构建理论，往往在难以实现的时候，把人们陷入技术陷阱里，看不到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相比之下，科斯定理把称为“交易成本”的中间结果作为起点，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由于交易成本不是最基础的原理，作为黑匣子，它启发人们如何去构建更基本的理论。面对化约形式的理论，到底什么是交易成本，什么东西决定了交易成本？市场上和企业内部这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为什么带来的成本不同？到底哪一种类型的交易成本更高？
进一步看，无论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还是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都是以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合同和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的合同，到底有什么差别？如果它们之间没有质的差别，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企业和市场的差别。在现实中，人们感到（或者观察到），在企业内部交易和在市场上交易有质的不同。有企业和没有企业也有质的不同。如果是质的不同，到底是什么不同？这里面涉及合同理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和产权理论。什么是企业？任何一个组织被叫作企业的时候，意味着整合在一起的一组产权。所谓市场指的是人们在市场上互相交换和买卖产权，如果买卖的只是一个产品，那是关于这个产品的产权，如果买卖的是股份，就一定在交易产权。所以，人们在市场上交易的内容和在企业内部交易的内容是有质的不同的。
为什么会有产权？有产权和没有产权到底会不会造成差别？为什么产权重要？这些是从交易成本理论受到启发提出来的基本问题。奥利弗·哈特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启发下，打开了交易成本理论这个黑匣子。其出发点是合同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剩余控制权如何分配的问题。所谓的剩余控制权分配就是产权的分配，因为谁有产权，谁就掌握了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存在的原因，既包括了合同自身不完备的特性，也包括人们为了控制产权有意设计的不完备合同。这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这些理论发展对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学，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除了科斯和诺思之外，威廉姆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姆森的理论是对科斯理论的直接延伸。在哈特的工作之前，交易成本理论之所以变得威力巨大，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贡献是威廉姆森。科斯的写作并不多，他只是原则上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在概念上说清楚了，但如何应用这个概念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大量是威廉姆森的工作。此外，刚才讲到从不完备合同理论的角度解释产权，这个基本思路也是源于威廉姆森。当然严格的理论构建工作，是哈特。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不同层次的贡献，在科斯那里更像哲学概念，而威廉姆森把科斯的抽象哲学概念具体化，而且他有大量的观察。威廉姆森基本上不太使用系统的数据，而是根据经验观察，他用哲学概念把大量经验观察串在一起，然后又哲理性地讨论为什么要有产权，产权的作用是什么，最后发现它和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相关的。
新制度经济学面对的挑战性的问题，可以分为方法论方面的，其中包括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和制度方面的。从大问题的角度来看，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发达经济还是发展中经济，制度的问题都是最基本的。先讨论发达经济，然后讨论发展中经济，包括中国的问题。
发达经济的制度问题少一些。但即便如此，在发达经济中，今天面对的所有最困难的问题几乎都是制度问题。一个例子是不平等，一个例子是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如同前不久出版的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经济学界、在社会上都引起巨大的轰动。无论人们辩论的观点是什么，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能忽略的：整体上在发达经济里，除了北欧国家之外，不平等在扩大，尤其是美国的不平等在迅速扩大，而不平等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最基本因素。这是发达经济面对的一个最大挑战。这个挑战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熟练劳动力和不熟练劳动力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教育水平高低的问题，或者掌握的是资本还是劳动力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如果制度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不平等会更快地扩大，进而严重冲击社会稳定。之所以把不平等问题中最困难的部分视为制度问题，就在于在高度自动化无限制地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替代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被替代的劳动力在社会上怎么办？在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时，要么人工智能、自动化会遇到严重的抵制或导致社会不稳定，要么不适当的解决方案会带来大量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与此相关的制度问题，一面是有抵抗，另一面是道德风险，财富的二次分配就解决不了，社会不平等就解决不了，技术的变化就可能使社会变得不稳定。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产生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制度也决定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非常不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后建立的金融监管制度，相当成功地保证了几十年来没有重大金融危机，每一次爆发的金融危机都相对小，容易处置。直到2008年，爆发了和1929年那次可以相提并论的危机，其原因就是制度上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的制度已经在几十年里避免了重大金融危机，后来又不行了呢？原因是技术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化，使过去建立的制度在一些方面过时了。技术变化中最突出的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的变化。这是产生重大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至今相关的学术研究仍然不充分，更没有寻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发达经济中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
和发达经济相比，发展中经济面对的制度问题远更为严重。世界上为什么存在不发达国家？为什么在过去一百年里，能从发展中经济演变成发达经济的屈指可数？长期以来，这是经济学关心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如果没有制度差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在几十年里，世界上所有的经济都应该大体趋同，换言之，不应该有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没有制度障碍的情况下，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一定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就应该有大量的资金技术进入不发达国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所有不发达经济都会变成发达经济。之所以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是不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制度阻碍了自己的发展。简单地说，一个经济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严重的制度障碍。当我们讨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经济学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就是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国的改革成绩主要是中国在制度改革上的成绩；而中国改革出现的最大问题，也在于制度改革上存在问题。与此相似，所有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制度问题。因此，对于所有发展中经济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新制度经济学面对的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
以上讨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面对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既有巨大的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从理论上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博弈论和制度设计理论，都是研究制度非常重要的基本分析工具。但这些并不是问题本身。如同偏微分方程和欧几里得几何在物理学里是重要的分析工具，但不是物理问题一样。与物理科学必须要面对物理现象和物理数据一样，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也一定要面对数据和现象。如何从现象出发，利用这些分析工具来构建能够被定量验证的解释制度的理论，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挑战。
如果把理论的起点严格限制在基本原理上，至今在绝大部分的制度问题上，我们还很难构建出能够定量验证的、基于博弈论或制度设计理论的理论模型。这是制度问题的复杂性带来的重大挑战。在面对这个重大挑战时，一个可行的步骤可能是，暂时放松或绕开以基本原理作为构建理论的起点，而发展化约形式的理论。实际上，科斯的理论、诺思的理论、威廉姆森的理论，都是化约形式的理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经验研究。其中包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处理等，都涉及巨大的挑战，需要巨大的创造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从来就受制于如何度量制度的问题。今天我们对于如何度量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面对着一系列的困难。例如，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是法治。作为学术研究，什么是法治？怎样度量法治？如今，经过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很长时间的集体努力，收集了多种数据，发展了若干种度量的方式，但是仍然存在基本缺陷。与此相关的例子还包括对产权、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等的度量。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面对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挑战。在经验研究方面，作为经验研究基础的度量和数据，新制度经济学需要当年库兹涅茨发明GDP度量市场经济活动那样的突破。
新制度经济学面临的这些挑战，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机会，尤其是有兴趣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做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不过，要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取得研究成果甚至突破需要具备很多方面的基本技能。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甚至覆盖了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作为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覆盖很宽，很全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知道其内容。因此，作为每一个学者，一定有其偏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做出贡献，需要有好的经济学基础，包括理论的和实证的。理论方面包括前面讨论过的博弈论、制度设计理论。即便不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不在这方面创新，也应该熟悉这方面的基本文献和基本理论。经验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体。在经验研究中，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
当然，新制度经济学面对的是很多巨大的挑战，简单机械地应用教科书或者文献里的方法，是不能应对这些挑战的。仅仅熟悉方法论并不能保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学者。在我们面对的制度现象中，只有少数从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得到解答。制度现象的绝大部分，至今都是没有得到解答的。所以，到处都是挑战，到处都是年轻学者可以取得突破的地方。问题是，必须要有创造性。但创造性从哪里来？创造性是从对现象的观察来。对现象的观察有多种角度，多种方法。以数据为例，哪些尚未被认识到的数据是可以创造性地加以利用的；在已有数据和文献的基础上，可以如何构造（construct）数据，例如库兹涅茨构造的GDP数据。对制度的深入研究，依赖创造度量制度各个方面的指标。
今天有了网络，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如何利用大数据，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来构造度量制度各方面的指标，这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可以做出许多突破的巨大机会。相关度量的突破，会带来经验研究的突破，甚至带来理论的突破。多数理论的突破都不是从数学上推出来的。理论的重大突破，其起点都是概念上的。而概念上突破的起点，多数是经验上的观察。给定现在的技术发展，年轻学者从理论上、从数据上、从经验研究上都有非常大的空间去实现突破。
对于关心中国制度的年轻学者而言，应该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因为对之前太过于严重的制度障碍进行了改革。但是，中国遗留的制度阻碍仍然非常严重。探索这些问题，既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机遇。
现在的年轻学者从事理论的比较少，而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中，更多人侧重数学，更少人面对制度问题。相比之下，远为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经验分析。表面上，很多人能熟练地将文献上和教科书上已有的方法，运用到比较现成的数据上。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机械地应用工作很难在学科上有突破。
真正重要的突破性工作，要么就是发现了其他人没能发现的重要问题，要么就是提出了其他人尚未知道的重要方法。发现重要问题，依赖直觉，或者称为洞察力、眼光。而洞察力需要学者有更宽广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的每一个奠基人，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他们的开创性突破都是来自他们对制度现象的直觉。新制度经济学不局限在经济学范围，是跨学科的。好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历史都要有所了解。要站得比较高，你要知道重要的细节，但更要把握和理解整体趋势。没有高度，没有直觉，就抓不到大的问题。
除了与文献相关的直觉外，直觉的另一个来源是现实。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人的思想必须是完全开放的。当人的认识受到限制，有禁区时，当有很多问题不敢或不愿意讨论的时候，就走不远。社会科学上能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必须是完全自由的人。思想上没有限制，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因为讨论制度不可能回避政治制度。
对于选择只做技术性工作的年轻学者，不应该限于机械地应用已有的技术手段。创造性的工作有两类：一类是创造性的数据构造。由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领域的潜力特别大，突破的机会特别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包括文字处理以及对文字的理解）里面包括了巨大的，传统上人们没有想到可能使用的数据。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把大量文字变成数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问题。比如说与法庭相关的数据，现在大量的案件都在网上公开了，数据量非常大。如果能利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把已经公布在网上的这些案件分门别类变成统计数据，就可能在理解中国的司法制度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此外，中国各方面的历史文献更是汗牛充栋，这里有大量的领域等待着年轻人去开辟，打开深入认识中国制度的突破口。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可能对统计学、方法论带来挑战。现在已经有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在学习人工智能，以借此在经验研究的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而这些突破最有前途的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因为新制度经济学面对新数据。在新制度经济学里，一旦方法论上有突破，数据上有突破，就会带来这个领域的突破。这些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技术固然重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大的想法更重要。让我们看看自然科学的大想法是怎么和技术连在一起形成的。在人类文明史中，第一门形成系统的自然科学是物理科学。而奠定物理科学的基础是天文观察，是历经数百年的巨大量的天文观察数据。这些数据详细、精确地记录了天体运动的规律。从这个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物理学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规律，然后，才有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而这两个突破奠定了牛顿力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坚实的天文观察记录，不能确切知道行星是怎么运动的，而是天天读古希腊人对物理世界的解释，就永远不会有突破，就没有物理学。突破的来源是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东西是别人没看到过的。
回到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行星运动规律”来自哪里？来自历史的记录！从大量国家的长期历史记录中寻找制度的规律性。现象会告诉你，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有什么东西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但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才能真正指导我们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里产生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