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历史方位上有了“新时代”的判断，明确提出了新的思想指南，并紧密联系对于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里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我认为，认识这些非常重大的中央指导精神，还必须同时领会如何保持住前进定力，在这么多新变化的同时，要看到“两个不变”，这样才能走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路。试把这一认识链条作一简要勾画。
关于新时代，概括起来可认为是我们已经走过了“站起来”（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富起来”（以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成就为支撑）两个时代，而现在进入的是基于站起来富起来两个时代的发展而实现“强起来”历史飞跃的时代。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新起点的判断，对应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以这个思想来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达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进而实现2049-2050的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当然是非常重大的指导性表述。其他领导人随后又一致地把这一思想全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那么作为具有统领和指导全局意义的理论思想，面对现实，以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需有一个原点和支柱：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运行中间，对主要矛盾应持有怎样的认识？十九大报告非常清晰地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对这个重大新判断加深认识，有必要追溯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拨乱反正之后，回归党的八大认识的那个表述框架。
八大的认识是落在“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用语上，虽然这在学术上有其纠结之处，并不容易说清楚（内含的基本关系，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讲是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但生产关系亦有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动的反作用），但八大毕竟是有了一个具有实事求是态度的表述框架：这个实事求是，在于按照历史唯物论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关系怎么把握，注意到马克思有生之年认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革命，是需要欧洲先进国家一起实现，而列宁主义的突破则是在资本主义薄弱落后的一环即俄国，可以首先实现这一革命，其后又引导了中国革命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于是，当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在八大形成的这一正面认识表述，隐含着新中国必须在经济建设方面紧抓不放，来化解这个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八大有如此实事求是态度的认识，但很遗憾，很快它就被搁置一边，转为1957年以后走向“阶级斗争为纲”。直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把这个认识框架提出的时候，在前面半句不再直接提制度问题，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后面“落后的生产力”只是把“力”字去掉了，表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样，以前面的半句话更清晰地落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引出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使落后的社会生产这方面能够提升起来、先进起来。当然，这就是支持了邓小平那时已确立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所必须坚持的（他说要“扭住100年不动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
现在十九大的表述，是在前面半句，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表述为“美好生活需要”，更充分地表达为更加综合的概念——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探讨起来可以这样认为：物质文明之上还有精神文明，所以过去已说到“文化”，已涉及精神生活层面，而现在实际上是进一步提升对于人民需要的认识，更综合地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我们整个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要素，都加入进来，比如更好的人权保护、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民主法治配套条件等等，都可更具包容性、更充分地囊括进来。人的需求层次有逐步提升的规律，升级发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不断发展的动力，又是对供给侧有效供给的压力与挑战。在人本主义的“人民为中心”立场上，为适应这种客观需要，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在另外一侧，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充分只可能是相对的，这个“不充分”，原来的表述里已经有，也就是“落后”之意，现在的关键性认识，是把充分与否作为一个动态变化中更偏于总量描述的概念放在平衡的后面，作为从属于“不平衡”问题的新表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平衡与否，是动态变化中间直指结构问题、更偏于质量描述的概念，现在以“不平衡”带出“不充分”问题，显然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最关键的是不平衡。这也正是新时代我们“追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发展理念所必须牢牢把握的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
如果按照这样一些分析来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新表述，其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晰的：这一表述合乎逻辑地指向最高决策层过去已反复强调、十九大报告现在称之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供给侧改革主线，是和前面原点性质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认识内在契合、一脉相承而引出的。在实际生活中间，这会进一步指导我们怎么样在实现现代化的改革攻坚克难瓶颈期、即现代化关键的冲关期，在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之下，着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潜在威胁——这也就是要面对制度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生态结构等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不平衡的因素，及时、有效地来加以克服。如果按照这样的一套认识来考虑可做、必做之事，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即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十九大之前，都已经在正式场合接受“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而加以使用，这个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指对所有供给侧要素等量齐观，所强调的是传统要素支撑力下滑过程中间，怎样使科技和制度这两个供给侧要素的巨大潜力得到发挥的问题，这正是为支撑我们能够在追赶-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所必须抓住的主要的供给侧关键要素。
实际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又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十九大报告里面有这么多的“新”，指出这么多的“变化”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两个不变：一个是我们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个是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而且强调得非常之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实际”，只有认识这个最大实际，才能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最后落到“保持我们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我注意到，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思想界其实有很多纠结和迷茫，宣传上反复说不忘初心，强调信仰，但却很少听到接着说“初心”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多个媒体上给出的信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既然讲初心讲信仰，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经典的关键点上来，《共产党宣言》说我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远景追求，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并非常清晰地说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才能达到这个境界，然而现在实际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个体会，大家在有意无意回避这个“自由”概念，一说自由，好象氛围都不对，是不是自由化啊，是不是新自由主义思路啊。虽然官方表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里面有自由，但主要媒体宣传上谁也不讨论，这就是中国社会氛围中我们的复杂之处。实际上要处理好与这相关的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确实非常复杂而艰巨：人的自由肯定不可能是无限的，不是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真正的“自由王国”，必须是把权力和人性关进法治笼子之后才有哪个自由境界，才是从此岸的必然王国到达了彼岸的自由王国的境界。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要经过很长时期才能够实现的一个境界。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认识这个事情，在“两个必然”旁边有马克思强调的“两个决不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两个必然”是指出历史发展的大潮流的大方向，而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在其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之一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非常清晰地讲到“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一方面，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终于看到了持续性高的超常规发展态势，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经显露出蓬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可能不需要在此一一列举，也有那么多“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现实情况，在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种种不成熟——可能不需要我一一列举了。这么多不成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央现在强调两个不变，是及时提供了认识上的清醒剂，回应了一些不当看法。迎接十九大的时候，我看到有文章说中国现在已经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使我马上联想到当年全党讨论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长期的现实，要经历几代、十几代甚至可能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走完这一历史过程，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到中级阶段了？至于我们的国际地位，近来也有学者在公开场合非常明确地说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越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而且不仅是GDP按照所谓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在科技创新能力上，中国也已经超越美国（甚至外国人在一边唱“中国崩溃论”的同时，另外的一边也有人持此种“中国已经第一”的说法）。十九大报告显然已经回应了这种不够清醒、甚至可以说头脑有点发热发昏的认识。毛泽东当年说过“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问题，邓小平南巡强调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于我们这些年发展成就方面，恐怕须注意容易被渲染到不中肯的状态，说我们跨越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们已经成了世界头号强国，甚至创新上已经是最强之列便是这种表现——如果讲不足、问题和忧患意识，可能不中听、不安全，但这样讲成就如何辉煌，过了头也可能很安全。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防范的思想认识误区。结合着领会十九大精神，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把握好中央精神的大背景、大思路，再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可以比较清楚、实在一些。现代化经济体系，按照我的理解有一个传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60条”）包含了那么丰富的改革内容，但最核心、最浓缩的认识是提出了现代国家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现代治理这一最浓缩的核心概念——治理与管理一字之差，境界大不一样，管理所强调的无非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掌控这个架构，而治理强调的一定是突破原来的认识框架，使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调动一切积极性和潜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这是“六十条”的精神实质，反映着现代化必须要掌握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沿概念——包容性发展。“60条”后面跟着反复强调的现代市场体系，十九大已进一步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概念，但基本面仍然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同时还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必然要进一步引到非常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应当于供给侧着眼掌握的新认识框架，即已经有所探讨的怎么样“守正出奇”。“守正”是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遵循、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律，但“出奇”是说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以前探索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就一路实现现代化了，还必须面对挑战性问题的考验“出奇制胜”，继续超常规发展。“出奇”就可能有巨大的风险，超常规发展处理不好就可能违背规律，但是不要以为不讲赶超战略、简单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一路现代化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这种复杂性、挑战性的问题是供给侧改革要要处理的系统工程，落到概念上我们可以最简洁地强调“有效市场”后面要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实即政府怎么样施行理性的、成功的供给管理。供给侧不应是一般泛泛而说的供给管理，传统体制下那种高度集中命令经济也可归为一种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比如企业建个厕所这种结构上的细节问题都需要领导机关批，不批就不能动，那是违背规律、窒息活力的非理性的供给管理。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是理性供给管理，一定是追求在“守正”前提下“出奇制胜”，比如我们探索政策性金融、PPP创新，地方政府在自己发展战略贯彻里面必须要掌握好产业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等，无一不和守正出奇紧密联系在一起。
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正应该是这样一个中国守正出奇中走向现代治理的体系。经济体系如讲内涵，要处理一系列结构优化、机制优化问题，比如，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怎么样更好处理结合互动的关系：对此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非常明确地强调了，金融无论多么重要，出发点和归宿都要落到服务实体经济上。这个经济体系从外延讲，则包括怎么样进一步处理好国内和国际的互动关系、全面开放环境下义无反顾加入国际竞争面对的关系，比如一带一路推进中怎么寻求共赢，人民币还要最终自拆防火墙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而真正国际化，以成为不折不扣的硬通货，再寻求世界各方更广泛地提升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等等。在外接视角，现代市场体系与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回避地要处理从物质文明层面开始，按照“五位一体”来说，如何对接到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并对接到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谈论经济体系，如以为是到经济为止，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个系统工程，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怎样对接整个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全面配套改革的问题，按照中央时间表，要力争在实际上有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实现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突破。在十九大之后得到中央进一步指导，应力争在2020年全面小康的同时，全面改革能够取得决定性成果，而这一决定性成果，可以给我们进一步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203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充沛动力与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