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先生倡 “学在民间论”，其立论高远之旨可佩，忧时伤世之心可悯，而其内在理路，则是欲在政治与商业之外，为当代中国之学术辟一生存的空间。（见“学术批评网”）初读之，很为所动，但细察之，以为一蜃楼也。尝试言之。并祈喻中先生及各位贤达长者指教一二。
“学在民间论”有一基本之前提预设，即存在着这样一个场域，其名曰民间。此一场域之基本特征，庶几有三。一曰与官府相对，不受权力的宰制。二曰与商业相对，不受金钱的宰制。三曰拥有自己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其逻辑当为追求真理，与官场的逻辑是追求权力区分开来，同时也与商业的逻辑是追求利益区分开来。
如此预设，美仑美奂。三足鼎立，互相制衡，各有场域，各得其所。然则，若问此场域曾经存在否，存在过什么地方？如若不存在，则有无可能存在，有无必要存在？如不可能存在，又无必要存在，那么，学术的逻辑能否开展及如何开展？如此三问，如有妥贴之答案，则喻中先生所忧心之问题当迎刃而解矣。
先看第一问。民间可曾存在？存在于何处？鄙人学识浅陋，以所学知识，以为民间曾经可能存在过。可能存在在两个地方。一处是西欧的中世纪。人多以为此千年时光乃为一“漫漫长夜”，必须要等到文艺复兴的曙光来临才能走出。此等成见，国人今犹持之，而其实不然。此时期欧人一般称此为“封建社会”，其实乃一法权社会也，其根本之点在于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力构成有效的制约。如英人1215年之大宪章，为其荦荦大者也。有了权力对权力的反制，方有民间场域的展现。于是，方有商业，方有学术。另一处可能是中国社会的先秦时代。由于近世中国学人之牵强比附，使这一时代成一所谓“奴隶社会”，其流弊今日难除。其实，真要和西人社会比附，则此一时代当为封建社会也。周王为中央，诸侯为地方。相互制衡，也庶几可说是一法权之社会。喻中先生讲到，在孔子时代，“杏坛”可以作为“学在民间”的一个象征。是也。但何以有此一“学在民间”，其前提是有一民间之存在也。此一象征的原因是，“官学日衰，私学日兴，遂有诸子”。（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04，页30。）原来是学术钻了政府的空子，也可算是存在着一民间场域吧。然而秦汉以后，国家大一统，思想定于一尊，权力渗透至每一个角落，如此则怎么可能还会有什么作为制度化的“学在民间”？
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我看，仍然处在秦汉以来的困境之中。我甚至于认为不仅不存在所谓学术的逻辑，甚至于商业的逻辑也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只是政治的逻辑，或者说，权力的逻辑。每一个人，即使他远处山林，他也能感受到权力的强烈影响。真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以前人们喜欢说，“天高皇帝远。”根据我在广西六年的经历，我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天高皇帝近”。何谓也？一是指越远离中央的人越满脑子的权力欲。晓芒师就说过，在一个穷乡僻壤之处，随随便便找一个人，与之谈，则满脑子的皇权思想。一是甚至于比中央周围的人还要紧跟中央，生怕有所差错。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当然是大一统思想成功向社会渗透的结果，是封建废郡县立的结果，所以，中国社会二千年来实际上是同质化的，均质化的。所谓国家与社会二分，所谓城市与乡村二元，在我看来，皆荒唐之论也。在这种背景之下，只存在着一个逻辑，那就是政治的逻辑，或者说，权力的逻辑。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商业的逻辑，商业的灵魂依然是政治，是权力，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学术的逻辑，学术的灵魂也是政治，也是权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是开放的，于是人人有机会，更给知识分子们带来机会，于是中国社会长期造成的情形是，知识分子领导政治，政治与国家一体，国家主宰社会，政府控制人民。在这种状况之下，学术本是无所谓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政治（权力）。而这一点早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已埋下种子。对此，钱穆先生一语道破机关：“盖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而其衰，则为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04，页65。）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从古至今，学术总有一个外在的目的，或者说，它只有一个外在的目的，那就是追逐权力！这就怪不得权力控制你，因为你的本质就是权力！或者权力控制你，或者你控制权力。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在中国，一直到今天，从社会结构上讲，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独立意义上的学术，也就是以追求真理为自己唯一目的的学术。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至少在现在的社会框架中，民间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于，也是不必要存在的。这就是我对上述第二个设问的回答。
这样说，我也是心有戚戚焉。但是有什么法子？我们总不能向鸵鸟学习，将头埋在沙堆里面吧。虽然民间之场域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甚至于也没有必要存在，那么，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术能否展开及如何展开？我看喻中先生所引的钱钟书的这句话就很好：“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只可惜，喻先生误读了其深刻的含义。按照我的解读，学术只能是学者自己的事。你愿意做学术，你去做吧。但是一定要人家给你提供这个那个优良的条件，你又不顺从人家的意思，这行么？我读喻先生文，喻先生好象就有这个意思。不过我觉得喻先生有一良好的直觉，就是在我们目前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学术的逻辑应该得到展开，它既不应该服从政治的逻辑，应该从权力的控制里面解放出来，也不应该服从于商业的逻辑，应该从利益的考量中解放出来，学术的逻辑应该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追求真理，真理是学术唯一的目的。如果一个人想用学术去干其他的事，那么，他就离开了学术的宗旨。不过这对许多人来说，简直太难了，岂止是难于上青天！因为，这涉及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个人格结构的改造，正如晓芒师所说，“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以自己的知识谋生的人，甚至也不只是以这些知识去为社会服务的人，而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当他在创建和探求这些无限价值的同时，必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的这些目标时根本上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即人作为人的自我超越的天性，而不是将其当作用来达到某种另外的现实目的的手段，更不是服从由外部给自己规定好了的天命”，因此，“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道德而道德，为正义而正义，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总之，为自由而自由，这就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最后基点。”（邓晓芒：《徜徉在思想的密林里》，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页18。）也正因此，我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学术自由的真正敌人是学者自己”。所以喻先生的行文中总含有国家政治（也包括商业）应该让出一定的空间让学术生存下去的意思，如果我所读不错，那么我的观点是，丢掉幻想！因为这不符合权力的逻辑！也不符合商业的逻辑！其实历史的发展反复证明，学术并不是当下的事，一个人愿意做他所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拿缺乏物质条件甚至制度条件来为自己的学术不长进开脱，这是不道德的，只能证明言说者“尚有机心存焉”。喻先生可能会反驳我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我想反问的是，以我们目前的条件，比比顾准先生如何？
当然，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学术的发展已有一些生机。政治对自然科学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控制了，没有成绩，不能得诺贝尔奖，只能怪自己不争气。社会科学，象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甚至于政治学，也可能有大发展，但是不尽如人意，也只能怪自己不争气。也许有人说我没有课题，所以我做不成事。前有顾准先生为例，顾准先生岂止没课题，还有杀头的危险呢！但是顾准先生做出了什么，不用我多说。当下的学者可以师法的也有，如北大的何怀宏教授，社会科学院的李醒民教授，据我了解，他们也没有课题，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有谁不服？所以拿物质条件不够为自己不长进开脱，窃以为不妥也。
总之，当代中国的学术的发展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全然在于学者们的自觉努力，但是指望“学在民间”，我认为此论不妥，而且，在我看来，所谓“学在民间论”极可能误导人，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不长进的一个挡箭牌，它可能怂恿学者们将一切的污水一古脑地全推到政府的身上去，推到商业的身上去，而自己反倒象是一个受害者了！
或问：学既不在官府，又不在民间，所在何处？答曰：学在学者自己也。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5-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