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强奸杀死了同村女孩，并杀死了她3岁的弟弟，一审判处死刑，到了云南高院改判死缓。公众愤怒了，这比药家鑫还要恶劣的案件怎能判死缓？然而云南高院却大义凛然地站出来，副院长田成有甚至说十年后回头看该案将是一个经典，不仅不认错，还很自豪。法律人和公众在此问题上发生了巨大分歧。
其实，这样的分歧已经不是第一次，远在美国有辛普森案，70%以上的公众都认为辛普森杀了妻子，而司法判决辛普森无罪，法律要求证据没有瑕疵，而公众只想不顾一切地惩处坏人。好在美国司法系统威望很高，人们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尊重司法的判决。前几年中国也发生过一个案件，清华一个学生在动物园用硫酸泼熊，当黑熊惨不忍睹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几乎举国愤怒声讨，假如当时由十万人一起判决该学生，十年以上徒刑可能都不解气。但是司法有司法的逻辑，走程序需要时间，定罪名要有法律根据，几个月后定了故意毁坏财产罪，而这时，公众的怒气差不多已经消了，反而开始同情他，最后没有起诉。
也许这两个例子不是十分恰当，但却是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司法判决和公众情感判断之间常常发生分歧。司法有司法的逻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时可能是错误的。在司法威望很高的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这种冲突几乎不影响司法判决，最后判决反而可能引领公众的某些观念。而在司法威望不高，社会暴戾气息很重的中国，李昌奎案就成了法律精英和大众的一场恶战。
公众的愤怒与法官的淡定很大程度上和信息不对称有关。首先是对案件本身的事实认识有偏差。法官听取了双方的辩解，了解更多案情，可能包括一些判决书不便披露的细节，而公众局限于记者或网络所表达的有限信息，比如刚开始只知道李昌奎强奸杀人还杀了一个3岁的孩子，觉得云南高院简直疯了，后来渐渐知道了被杀者是他的恋人，公众的情绪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在陪审团审理案件的国家，陪审员虽然只是普通公民，但是陪审员的职责就是现场充分听取双方的证据展示和辩论，作为一个正常理智的普通人足以判定是非，而场外的普通公众没有这样的充分信息，他们只是偶尔打开电视或报纸，看到零星的别人转述的信息，然后偶尔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其实只不过是借此案件表达一下自己固有的偏见而已。如果公众每一个人在现场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证据和辩论，也许就会做出和陪审团或者法官一样的判决，但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
其次是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有差异。法官更能深刻理解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很多案例，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哪些案件在公众情绪的支配下判成了错案，这些知识已经成为他们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具体到李昌奎案，法官更清楚知道邻里纠纷、感情纠葛引发的故意杀人案通常要从轻判处，因为这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虽然被害人当下强烈要求判处死刑，但真的判了死刑，对于彼此间有亲戚关系的两家人来说，可能是更深的伤害。当然，云南高院的判决也有问题，主要是说理不够，仅仅提到自首情节是不够的，还需要表达常识，比如中国的熟人社会，为什么要慎用死刑，等等，就像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常常进行的说理一样，这并不违背专业精神，而恰恰是专业精神的升华。
再次，法官和公众对死刑的认知有差异。当然这也和信息不对称有关。那么多人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但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药家鑫被带向刑场的时候，很多人心理会有愧疚，如果让他们看到执行死刑的详细经过，估计多半人会转而反对死刑。全世界各国废除死刑几乎都是由法律人士推动的，十多年前俄罗斯废除死刑的时候，公众多半是反对的，但是废除了死刑，凶案并没有上升。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权腐败严重充斥暴戾气息的社会，人们更强烈要求死刑，以表达自己内心的仇恨。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愤怒的情绪可能会突然指向某个人，如果司法不能坚持独立，忠于法律和良心，就有可能判错案。
其实，人并没有本质的恶，就像古人说的，人皆可以为圣贤，都是可以救赎的。原始社会丛林法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常常是实现正义的方式。那时人类社会处于蒙昧状态，以自我为中心，不去考虑他人内心的想法，就会想当然把伤害自己的对方想象成魔鬼，杀死魔鬼也就是正当的了。而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来说，实现正义的方式不是复仇，而是救赎。一个人铤而走险“越轨”杀人，其精神状态一定是“病态”的，正常的理性为仇恨、愤怒或欲望所蒙蔽。犯罪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病态，犯罪人通常缺乏正常人的理性，为某种利益诱惑铤而走险，或者为激情愤怒失去理智。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有自己的角色，犯罪人的存在有对社会有害的一面，给受害人带来了痛苦，但客观上看，对社会共同体的重建，对爱和温情的重新发现都有其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纵罪犯，对于犯罪人，文明的国家应当予以矫正，否则社会秩序将不复存在。矫正的方式通过监狱改造。人类文明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螺旋上升的。
以上列举法律人士和公众对某些案件的分歧并不是说公众愚昧，而是说专业分工不同，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性，比普通公众更有可能做出符合长久正义的判决。当然，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距离这种理想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根本的问题是司法不独立，法官悲哀地沦落为庞大官僚体系中卑微的角色，他们面对公众的傲慢常常展现的是官僚本色。而这一次云南高院为自己的判决辩解，看起来不是官僚主义的傲慢，而是真正的法律人开始逆风展现自己的专业精神，这是多年来法官团队专业化的进步体现，这是社会正义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