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连串暴力血腥事件的爆发显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全面爆发时期。富士康民工的13连跳让人们震惊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之恶劣。民工生存诉求无处表达，只能以死相争。接下来的校园6连杀事件（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2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广西合浦西场镇西镇小学、广东雷州雷城第一小学、江苏泰兴幼儿园、山东潍坊尚庄小学、陕西南郑圣水镇林场村幼儿园等6所学校发生惨案，19名无辜的儿童被杀害，73名学生和成人被伤害）则彻底明证社会矛盾已经全面爆发。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自己基本的权利诉求，无法对抗强大的公权，甚至无法追问制造怨屈的执法者，在绝望之余不惜通过滥杀无辜，发泄自己的结垢已久的怨气，报复社会。昆明男子康志军正是在用10年时间走完了一切正当法律程序，养老保险问题终究还是得不到解决，绝望崩溃之际大刀向社保局工作人员头上砍去；永州朱军在无法忍受法院麻木不仁、司法不公之后疯狂枪杀多名法官，通过极端的暴力事件发泄胸中的愤懑。而无锡周力给劳动部门送“不为人民服务”锦旗、 河北磁县村民给村支书送“违法乱纪先锋”锦旗则是这种愤怒的另类表达。
这些自杀和杀人者或被认为有精神疾病，或被认为有性格缺陷，偶发的一例、两例尚可解释，但这类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则说明不是这些人有病，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病了。康志军案引起关注后，社保局为他补办了养老保险，看来不是康志军性格有缺陷，而是我们的体制积患甚深。我们的分配体制、公平正义保障机制、司法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社会已经极端的不稳定。吉尼系数社会警戒线理论显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埃及、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让我们警醒，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必须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步改善，否则我们会丧失执政基础，丧失执政的合法性。胡锦涛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提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振聋发聩，或许可以算作是中共对中东革命的回应。
尽管2010年的暴力事件让我惊呼“社会矛盾已全面爆发”，尽管赵作海案件、时建峰天价过路费案等让我几近得出中国法治建设失败的结论，但是，2010年仍有不少亮点让我感到中国的法治在前行。其中的凤凰山庄业主诉长沙市政府案则是这一年乃至近几年来难得的一次庶民的胜利、一回私权对公权的胜利、一个公正的司法判决。
2009年2月，长沙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收回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决定收回岳麓区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范围内一些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凤凰山庄也包括在内。该决定2月6日在《长沙晚报》公布。6月，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依据该份“土地收回决定”准备对凤凰山庄实施拆迁。但是直到2009年6月要求业主签订拆迁协议时，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指挥部才将“土地收回令”张贴在小区门口，居民才知道凤凰山庄即将被征收。凤凰山庄27户业主以长沙市政府没有依法向行政相对人送达“土地收回决定”，行政行为不成立为由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定“土地收回决定”对业主不具有效力。
凤凰山庄的业主主要是湖南师大的教师，其中还有我以前的同事湖南师大法学院的蒋先福教授、黄捷教授。在拆迁暴力事件屡禁不止，业主维权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我一直对凤凰山庄一案不看好，不相信他们能够胜诉，为他们担忧。
2010年3月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长沙市政府作出的“土地收回令”中涉及原告凤凰山庄27名业主名下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无效。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存在并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必须具备法定条件。除了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应当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明确的具体有效果的表示内容外，在程序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相对人进行送达。依法送达是具体行政行为成立的必备条件，未经送达则具体行政行为不成立，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庭审理认为，凤凰山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分户登记至包括原告在内的35户住户名下，原告属于市政府作出的“土地收回决定”的相对行政人，但被告在作出“土地收回决定”前，没有单独书面告知原告，也没有将“土地收回决定”直接送达给原告，因此“土地收回决定”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方称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为了提升城市品位、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但这并不能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其证言不予采纳。（《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15期）
长沙市政府输了，而且输得大大方方。她毫不遮掩自己的败诉，竟然让自己的媒体竟相报道自己的“丢脸”。《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等湖南本地媒体纷纷在显要位置报道此案。报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告，周××，住长沙市岳麓区××村×号；被告，长沙市人民政府，法人代表张剑飞。原告胜诉！”我想张剑飞市长没有海纳百川之度量，没有民主法治意识，是无法接受这种在很多地方官员视为“奇耻大辱”的败诉，更不能忍受这种大张旗鼓为自己脸上“抹黑”的宣传报道。长沙司法界可能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流传的一个故事，某公司诉湖南省委拖欠工程款，被当时的长沙市东区法院一个法庭受理了。给省委领导送去传票，该领导大发雷霆：怎么能把我当被告呢。结果，该法庭庭长去职。
要知道地方政府让地方媒体失声易如反掌，可以抢掉他们的话筒，折断他们的钢笔，甚至砸烂他们的饭碗。在训斥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们看来长沙市政府恐怕是丢大了，自己家里记者的嘴巴都管不住；在抓捕举报者王鹏的幕后操纵者丁常委看来，张剑飞市长恐怕是太傻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的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看来来，长沙的公安系统恐怕是太无能了，竟然让自己的领导在火上烤。在一些地方官员害怕当被告，千方百计阻止行政诉讼正常受理，乃至编织罪名丧心病狂抓捕记者、陷害申诉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长沙市政府竟然甘于当被告，坦然接受败诉，还让报刊大当旗鼓地丢自己的脸，以输为荣。充分说明长沙市政府、张剑飞市长敬畏法律，敬畏民权；说明周强建设法治湖南宣言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我相信湖南的法治进步会为湖南形成公平、正义的市场竞争环境，为湖南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领跑中国。门前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飞到家。
长沙市政府输的光荣！
业主们赢了，而且赢得彻彻底底。此案代理人认为此案能够胜诉的重要原因在于27个原告都是高校教师、教授，知法懂法。其中蒋先福教授、黄捷教授更是法学专家。两位教授还带领自己的学生成立法律实践小组，参与其中，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性教学，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熟练运用诉辩技巧，不纠缠实体问题，专攻程序破绽，借势有效应用《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有理有节组织业主主张自己的权利，取得了近年难得的一个民告官诉讼的胜利。业主不需要像宜黄罗志凤一样泼汽油自焚，不需要像武汉杨友德那样造土炮自卫，不需要像乐清钱云会那样买录音表取证，不需要像烟台邱照轩那样找领导批示，竟然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顺利地在几个月内拿到了胜诉结果。2011年1月8日，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在其官方政务网公示的岳麓区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方案中，将凤凰山庄居民小区列入“远期拆除”之列。这表明长沙市政府根据法院的判决修改了城市规划，甘于让步，主动认输。公权力进一步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业主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案件一定会成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经典案例，成为法治湖南、法治中国的法治名片。2011年3月29日，该案在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2010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评选中被评为湖南十大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它对湖南法治乃至中国法治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业主们赢得伟大！
输者光荣，赢者伟大，而长沙中院及主审此案的法官卢苇也应受到我们应有的敬意。在公权力傲慢横行，行政强奸司法的时代，他们竟然能够不迁就权力，不俯首于市政府规划，服从法律，坚持维护业主平民的利益，实在难能可贵。赵作海案件曝光后，我曾认为中国的法院存在意义不大，可以撤销，因为它根本无法独立判案，实现公平正义。南京救人者彭宇被判赔偿后，有学者预言这个判决会彻底毁坏中国社会的道德系统。近年来不断发生的见死不救、见伤不扶现象，已经印证了这个预言，把南京鼓楼区法院及彭宇案主审法官王浩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深刻地印证了培根的至理名言：“一次违法犯罪行为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彭宇案的判决彻底污染了中国人的良心。有人说不能把责任归咎于王浩个人，在这个案件里他很可能做不了主。但是，比照凤凰山庄案的主审法官卢苇，很显然，这种辩解多么软弱无力。我想，凤凰山庄案主审法官卢苇承受来自上面的压力恐怕要大得多，而且他判业主败诉要承受的风险要小得多。可是，他坚持法律至上。既然你是一个法官，你就要承担这个职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否则你就不能吃这碗饭。在2010年8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二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上，针对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忧心忡忡，我说法治离我们只有几米远，只要在座的各位高级法院行政庭领导敢于受理每一起行政诉讼，敢于依法判决政府败诉，法治很快就会实现。只要每一个法官都像卢苇一样秉公执法，独立审判，法治中国，指日可待。
每天早晨，我开车从潇湘大道去法学院上班，看到矗立在岳麓山下桃子湖畔的凤凰山庄，就像纪念碑一样，向静静流淌的湘江、向橘子洲头侧耳聆听的毛泽东头像，诉说法治的胜利与湖南的共和。让我想起德国农夫福格尔小磨坊VS皇帝皇宫的法治传奇。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建了一座无忧宫。行宫建好后，才发现旁边还有一座大煞风景小磨坊（一说是小磨坊上的风车搅得皇帝心烦），皇帝决定买下磨坊拆掉。哪知磨坊主福格尔并不买至高无上皇帝的账，出高价也坚决不卖。几次协商不成，威廉皇帝一怒之下命人将小磨坊强行拆除。福格尔倒不急，坚信他的磨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将皇帝告上法院。审理此案的三位法官认为“法官只有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法官只忠于一个上司，那就是法律”，判决皇帝败诉，被判恢复磨坊原状并赔偿一切损失。这个故事还没完，好戏还在后头。故事传到了下一代，福格尔死后，他的儿子经营不善，捉襟见肘，想把小磨坊卖给皇帝，多次写信给继位的威廉二世。这回轮到皇帝不买了。据说小皇帝给小磨坊主写了一封温情脉脉的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的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万万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3000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小磨坊从此世代保留，作为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与皇帝的无忧宫相依为邻，成为到德国的游客必看的一道风景。每年法学院的新生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瞻仰这一司法独立的象征，接受法治的洗礼，承担起传承德意志民族法律至上圣火的伟大使命。
希望凤凰山庄也能够永久保留下来，成为法治湖南的名片，传诵湖南人民对法治的信仰与追求。让我们法学院的学生也能瞻仰中国法治的纪念碑。
2011年3月12日于中南大学立宪村
[《法治中国2010》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