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一个较新的学术概念，围绕社会资本的讨论为我们理解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帮助。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表现为个人关系、成员身份、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其中核心要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复杂的个人关系，多重的成员身份，密集的社会网络，广泛的信任关系，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团体或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潜在的资源。我们从社会资本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引申的结论是：（1）构建民主与和谐社会，需要政府“投资”社会资本；（2）“投资”社会资本就要鼓励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已经阐明了社会资本对于制度绩效以及民主政治的作用。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阐明了“普遍信任”对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社会资本能够创造价值：可以通过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而使其他资本要素得到增值；能够提高政府管理绩效，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将个体成员组织起来，提高团体和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和谐社会。
社会信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民主政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最近的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社会信任，推动社会诚信建设？政府一直在为社会诚信建设而不懈努力，希望通过完善立法来打击各类非法投机活动，以促进社会信任总体水平的提高；也希望通过推行类似“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的“社会诚信建设运动”来改善社会信任状况；还希望通过普遍的国民道德教育，加强国民自律能力，以提高国民社会信任的自觉意识。来自社会资本理论家的建议是，社会的普遍信任是长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是日常的社会规则和规范有效作用的产物，而民间组织作为社会成员的组织机制和行为规范的供给者以及社会交往的平台，是社会信任与合作的酿造工场，因此，从战略高度来自觉鼓励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健康发展，是培育社会信任的有效途径。
社会资本理论将民主化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重心引向社区组织和NGO的发展方面。理论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资本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中，而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有人就必然存在的社会组织（因血缘而形成的家庭，因生活地域而形成的社区，因经济利益而形成的行会和商会，因共同志趣而形成的俱乐部和协会，因共同经历而形成的同学会、老乡会等）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的主要载体。因此，社会组织，特别是各类社会志愿组织，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酿造场。借用经济学的术语，鼓励民间组织的发展就等于投资社会资本，鼓励和发展民间组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政治新的投资方向。
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意味着社会资本。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关系社会”，那是不是说中国的社会资本最为丰富、最为优良？社会资本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其社会资本储量高，意味着社会由一系列汇聚的、重叠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社会成员被组织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组织之中，具有多重身份（重叠性社会群体使成员具有多重身份）。中国社会通常被人们称为“关系社会”，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观念深厚，往往缺乏家族以外的、范围更广的一般性社会信任，所以，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家族和相当狭小的私人朋友圈子里。人们很难信任那些处于这个圈子之外的人。陌生人被归入另类，以区别于亲属。在高度计划体制下，家族组织遭到破坏，但取而代之的是“单位”，人们被组织在功能齐全、内部联系强大而又相对封闭的各种“单位”之中，“单位”活动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核心。
以家族、单位为核心的联系更多地是一种纵向“条状”的强联系。社会资本理论表明，横向联系要比纵向联系更能反应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相对而言，介于家族和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弱联系”，这种横向的社会“弱联系”使处于各种社会网络边界的特异个体能够在群体之间迂回穿梭，并由此而成为新观点和信息的载体。中国社会是一种“分块型”社会，由大量如村庄和“单位”之类的同质而独立的社会组织所组成，缺乏“块”与“块”之间的横向“弱联系”，所以，信息、创新及人力资源的传递较为困难。因此，虽然被称为“关系社会”，但这种关系更多地体现为“私人资本”，而不是组织的联系和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成为个别成员用来从事“拉关系，走后门”一类投机行为的便利条件。
要改良中国的社会资本，就要鼓励和发展公民的横向联系。而公民横向联系的纽带就是各种社团组织。因此，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改善中国社会资本质量的有效途径。而且，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的酿造基地，是减轻政府管理负担、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有效机制。这说明，民间组织完全可以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
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是，不同的人对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多数学者对民间组织的发展持支持态度，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建设公民社会、发展民主政治都有好处；但也有不少人担心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会挑战政府权威，引发社会不稳定。
从某种角度看，民间组织的发展显示了社会的自治和组织程度。民间组织承担着多种功能：（1）社会组织功能：根据一定的规则将单个的个体成员纳入到组织当中，使之过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2）社会管理功能：依照特定的组织目标，对社会成员实行自治和自主管理；（3）利益聚集、表达和实现功能：整合个体成员的利益诉求，通过有组织的渠道表达出来，从而实现团体的共同利益。
民间组织具有多重角色。站在政府的角度看，它既可能成为“帮手”，也可能成为“对手”，甚至是“敌手”。作为“帮手”，它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可以改善政府管理，分担政府管理事务，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绩效。此外，它作为普遍的社会信任的培育基地，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作为“对手”，它可以成为制约政府权力的有效力量。当然，如果它超越自己的功能，走向高度“政治化”，甚至个别组织的“黑帮化”，又会成为政府实现有效管理的障碍，那时，它就会成为政府的“敌手”。
对于许多转型国家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它的发展对于创造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形成社会自主和自治的空间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不鼓励它的发展就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改造，进而无法推进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但另一方面，在旧有体制民情民愿疏通管道不畅，特别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不顺的情况下，它所具有的社会动员功能又可能随时会对既有体制构成威胁。如何走出这样的两难困境，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和谐关系和良性互动，这确实是政治研究的一大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