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及影响中日关系的诸因素，学者多从安全困境、经济依存、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能源竞争等现实主义因素来论述。但若换个视角，以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为依据，以中日两国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建构以及互相映射与互动，和基于两国身份上的认同，来试着分析身份建构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来解析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化，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亦被中美关系取而代之，但中国的战略依据如转向海洋，中日间的龃龉不断始终让中国觉得如骨鲠在喉，通向海洋之路不那么顺畅。与此同时，如果日本仍以美国马首是瞻，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那么，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其是否会感到力不从心，或压力倍增，两国战略对抗性是否会相应增强？然而，两国关系的这种趋势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但是，扭转这种趋势，对两者来说似乎又比较困难，那么其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友好与利益共存为基调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日间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深化，另一方面政治、经济以及战略上的竞争关系不断明显化，并且在国民层次上形成了极易感情化的倾向。可谓是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摩擦不断，冷暖变换；让人深感忧虑，不知中日关系到底将会走向何方？
对中日关系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学者常以“囚徒困境”、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国因素、能源竞争等现实主义因素来进行解释。但是如果深入探究，双方的利益依据是什么，这种关系困境的持续存在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若以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中日关系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窘境，乃是由于两国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以及对他者的映射出现了的滞后性或保守性，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认同危机[ 11]。
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不仅把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还赋予其单个人的特征，如身份、利益与意图等[2]。而国家的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来源于国家行为体的自我定位和所具特性。但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行为体，国家的身份特性又需要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再现，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身份又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可以说，行为体身份是有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3]。而利益是行为体的需求，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无法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并且，利益只有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展现。国家行为体正如社会中的人一样具有多重身份，因此也享有多种利益。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由行为体的行动，可推理出其背后的利益动机，而利益背后则是深层次的身份依据。
而认同则意味着“同一”，首先意味着自我与自我反思的统一。因此，这要求行为体对自我的存在要有一个客观、清晰与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身份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我或者自我与他者的认同。而自我与他者的认同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为他者，已经是一个整体了。[4]可见，行为体间的认同应以自我认同为基础，因此，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定位或建构将会对行为体之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二
然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地区环境与中日两国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不断在从事于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日本也在不断走向“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的道路，也就是由“经济大国”向“政经大国”迈进，并在国际外交和安全领域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但两国又共同面临着一些问题，国际上，诸如美国对两国以及两国间关系的影响，两国间如何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如何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与地位等。国内，诸如中国面临着，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经济与社会安全问题等；日本面临着，经济停滞，政治不稳，政府或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受到挑战等问题。
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促使各个国家行为体对国家关系的实质和国家间互动模式进行新的思考，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进行新的定位和再审视。地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变动，也需要中日双方对自己与对方进行再认识。
自身以及环境的迅速变化，致使中日两国的在国际与地区中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转变；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化，也需要两国对自己以及他者的身份重新审视与定位，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如果身份定位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或模糊不定，或对对方的变化视而不见，依旧以原先的方式再现之。那么行为体之间常常会发生认同危机，从而引起两者间关系的反复与恶化。然而，对自身身份的清晰再定义，以及对他者的正确再认识或再现，相应需要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自身与他者当前关系所依据的战略前提认识的转变。但是，如果这种转变不符合行为体的愿望，或者行为体想维持其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身份和地位，或者由于行为体的保守或惰性，结果是行为体往往不乐于做出转变，而愿意保持其以前的实践和习惯。特别是此前比较成功的行为体。为了不使身份发生自己与他者都难以接受的变化，或者说为了维护稳定，行为体常常为自己和他者重新设定一个简单明了、易于接受，最重要的是，依过去的相互理解为基础的身份。
自身与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行为体却以刻舟求剑的方式为自己或他者谋取个身份。当然，这种身份就无法适应环境的需要。行为体这种保守的态度，也无法成功解决所面临问题，只能使问题越来越糟。
三
中日之间之所以出现身份定位的偏差与认同问题，这也与冷战后影响行为体身份定位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关。冷战结束后，在影响行为体身份的内部与外部结构两种因素中，内部结构的影响性增强，而外部结构的影响程度相对减弱。这是由于，两极体系结构的解体，而新的体系结构尚未形成，国际体系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中。同时，由于行为体间实力的相互消长，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很难依据体系结构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但是，身份的模糊或缺失，就使行为体的利益与行动失去了依据与方向。所以，为了给予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使利益与行动有所依，内部结构与行为体间的互动对身份的影响作用就加强。
在日本的诸多自我定位中，有一种身份不容忽视。这就是其基于地理位置上的“海洋岛国”身份。虽然不能机械的接受环境决定论，但是一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对该国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以及国家地缘战略的影响绝不容忽视。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的地理位置即使不是最终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行为 。日本的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加剧了与中国冲突的可能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通过研究空间关系与冲突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欧洲体系中，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冲突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5]。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也证实了这种推论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中国的地理特点虽然海路兼具，但在传统上却是个大陆国家。这种“海路对立”的西方传统地缘战略，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仍在起着严重的误导作用，日本一些人仍对此津津乐道[6]。如果日本突出自己海洋国家的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把大陆国家中国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国战略依据向海洋的转移，日本必然会在亚洲乃至世界极力限制中国，这势必会对中日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先入为主，步步推进，并与中方在海洋上摩擦不断，就可证明这种身份对日本行动的影响。
虽然，依据不断变化的自身以及国际环境，使得一个行为体对自己与他者的身份进行明确的定位非常困难。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身份具有历史继承性，并且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很难瞬间转变。Rose还认为，对对方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的理解，对自己所经历的过去以及共同历史的解读，也是影响行为体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7]。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其实就是双方对共有的历史的解读产生了分歧，也就是一方对对方在历史事件中的身份定位不能认同，产生了认同危机。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余的屈辱史。在这百余年里，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与宰割，显然是个“受害者”。正是这个受害者的身份，才使得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这个身份在整个民族认同与国家团结、统一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现今作用依然不容小视，并常常为政府用做增强民族团结的有效手段。而同时，日本的身份也相应而产生了。从历史事实上讲，日本显然是中国这一耻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那么日本的身份就被定格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或侵略者。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两国都能接受以上的历史身份定位。并且，两者都名副其实，不容置疑。
但在冷战后，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想成为“正常国家”或“政治大国”与国内政治的需要。日本政府或一些政客们三番五次试图想改变过去这种不光彩的身份，提高自己国家的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因为，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经济停滞不前。经济的不景气，使隐藏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受其影响，政治领域也开始出现混乱，最突出的表现是政治领域维持多年的“五五体制”被打破，政治丑闻不断与首相的频繁更迭。于是人们开始对政治失去希望，政治泡沫也走向破灭。这种对经济和政治的失望也延伸到社会领域，人们开始失去对国家和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对前途也失去信心。于是，出现了“破脚的国家”、“畸形的国家”等对国家的消极认识。[8]
于是就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或通过让邻国更难以接受的方式，国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曾执着的这么做），来美化之，淡化之，或忘却之。也曾试着，从侵略者转变为受害者。事实上说，日本在二战中受到的创伤凿实巨大。从某种视角上讲，在二战中除美国等极少数国家外，没有胜利者。无论战胜与战败国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战胜国如中国、英国、法国等，战败国如德国、日本等。因此，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参拜靖国神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强调自己是受害者的实践。
然而，事与愿违。日本这种不恰当或过激的实践方式，这种试图否认历史的行为，不但未能转变自己在中日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中的形象，改变自己不光彩的身份，反而由于行为中触及了历史，唤醒了中国人对以往屈辱史的集体记忆，唤起了自己曾有的受害者的身份。这样，也相应加强了日本的相对立的身份。这种相互对立身份作用的加强，反过来又影响着双方的行动。认同危机，引发了双方的冲突性互动，引起了双方关系的恶化。
而且，美国对中日两者关系的影响，也与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战略盟友这一身份有关，并且，日本的自我定位缺少自主与独立性，一直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一直决定着中日两者间关系的走向。
四
中日身份定位的历史性、保守性、滞后性，加强了两者的冲突性，造成了两者的认同危机。行为体之所以出现身份定位滞后，还与其对所处环境的保守性理解有关。
地区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地区间相互依存的加强，可以说是惠及两国、地区与世界。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民经济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不仅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同时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奇迹。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给东亚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促进了地区物质、人员与技术的流动，给邻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然而，曾经创造亚洲经济奇迹，为多国经济所仿效，自诩为亚洲经济奇迹代表的日本，不但不认为这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还认为这难以接受，是对本国经济竞争与挑战。虽然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在加强，但相互依存也存在敏感性与脆弱性[9]。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经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却出现了停滞，这也相应增加了其敏感性与脆弱性。出于自身经济安全与能源供应的需要，日本认为中国是其在能源领域有力的竞争者。因为，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
其对能源的需要也与日俱增，对石油与天然气的进口数量也不断增大。同时，日本由于自身能源的匮乏，也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与天然气。然而，通过海上运往中日两国的石油能源一般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域，因此，两者的在能源安全上的需求加剧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
中日间认同危机的加剧，也与两者间的战略实践有关。依照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行为体的身份还具有行为体间特征。一行为体的身份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才能得以再现，而行为体的互动方式也加强了行为体身份中相对应部分。这就是个体与结构的互构关系[10]，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建构了相互间的关系结构，而结构反过来又加强了行为体的身份。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一些反华势力就想当然的把中国设想为取代苏联的战略威胁。在1996年，日美重新定义了其安保条约，确认了在“周边事态”发生时日美安保的行使等。1997年9月，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确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即所谓的“新指针”。该指针规定了在日本的周边区域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时的合作。虽然指针中对“周边”的解释模糊，但事实上，台湾海峡是包括在内的[11]。2004年12月，小泉内阁的内阁会议决定了“新防卫大纲”，并在其中第一次提到了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2005年2月，外长、国防部长组成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即所谓的2＋2）在华盛顿召开，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在其安保问题的相关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写入中国是日美安保的对象。而且，除核武器外，在常规武器方面，日本也堪称是军事强国。并且，伴随着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进入二十一世纪，日美同盟也处于一种“历史性回归性变化”[12]过程中，这很可能引发和加深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矛盾。
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性互动，如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快军事现代化步伐，逐年增加军费开支等。虽然，中方认为此乃正常之举，不足以为惧，但至少日方却不这样认为。
行为体的行为再造了行为体本身与他者。在行为体的实践中，行为体假定他者是有目的的行为体，并与之相互依赖。这样自我与他者就处于对立统一中。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在再造了自己的同时，也再现和再造了他者。所以说，中日关系今日之窘境，中日间的认同危机，也是两国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
五
中日间的认同危机与战略困境，对两国人民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两国政府可谓是巨大挑战。然而这种困境的产生与两者的身份定位与建构，可以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破解这种认同危机，需要双方的重新自我定位与再现。需要行为体对环境、自我与他者的再认识，以及行为体间的自我约束与良性互动。
如果有了认同动机，自我约束就会在促其实现上面起到关键作用[13]。自我约束，需要中日两国的政党以及人民，认清时代的潮流，捐弃前嫌，互示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与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利与安全利益。特别需要两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特别是一些政客保持理性，别再感情用事，别再做出有违时代潮流，有损两国人民利益的事。
而且，行为体又非仅仅是具有理性的自由“经济人”，它是自我与社会建构的结果。它拥有自己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历史与传统；它仍拥有基于族群关系与互惠、互动基础上的朋友与敌人。这样，它就懂得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应该忠诚于谁，应该对谁负有责任。
正如“叙事式自我”所描叙的：自我并非凭空出现和自由的，而是受限制的个体，他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前，首先应该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的一部分”，知道自己的身份与历史，然后才能知道自己应对谁负有责任，应该怎么做。我想，只有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方，认真、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出身与历史后，双方才能明白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知道自我与他者的故事应该走向何处，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1参考文献】
[1] Christian Wirth． China, Japan, and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views of ‘self’ and ‘other’ from Beijing and Tokyo[J]．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9 (2009)．pp 469–496．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272页。
[3] 同[2]，第282页。
[4]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9.
[5]【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2，第183页。
[6] 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18页。
[7] Rose, C．Sino-Japanese Relations: Facing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Z]London/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8]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第48—54页。
[9]【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第12页。
[10] 同[2]，第215页。
[11] 【日】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M]．徐显芬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第119页。
[12] 同[6],第235页。
[13] 同[2]，第215页。
作者：张少锋，国际关系硕士。
本文是作者发表于《学习月刊》文章的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