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让人讲话”，是指让人把话讲出去，使世人知道——当然，也包括使地位较高的官员知道，使决策者知道。
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公民的权利包括这一项；中共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提出需要（有待）形成的四个机制中“诉求表达”机制，讲的也是这一点。
完全不让人讲话，以言治罪的现象已不多了——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先有胡风等因私人信件中的言说获刑，后有1957年诸多的人因言获罪，共产党员彭德怀因提出意见致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遭批判，最终被折磨致死，共产党员张志新更因言论而被判处死刑。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公民表达自己的思想、信仰、情怀、感受、见解、主张、批评、建议的权利仍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细致的规制。而要使社会和谐，使民主政制完善，让人讲话，让人的表达能通过媒介而使世人知晓，是关键的一步，同时，也应是长期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天所应迈出的第一步。
表达自由，应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度让、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艺术表现自由等。在中国于1998年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十年之后，它是应做实的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表达自由中第一是要让人讲话，宪法中“言论自由”的设立，并不因真理有时只在少数人手中，恰恰是允许“胡说八道”。法律基本上是允许什么都是可以说的（限制只在严格意义上的几种特定情况：宣扬战争、暴力、教唆犯罪，侵犯他人隐私和尊严、会对公共安全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害，且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但却不是什么都能做——法律对行动的限制远比对言论的限制要多。因为法治的理念认为获取信息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且相信对有一般智力的成年人而言，什么都听到远比只能听一种或有限的几种声音，利大于弊。
让人把话讲出来，使世人知晓，在今天，就不只是直接的口对他人耳和传统意义上的借助纸笔，还有更多的媒介可被利用——印刷品、出版物、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和手机短信——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包括光盘刻录）、打印机、复印机的普及，已使得个人行为与在过去需要专门设备、专门技术、专门机构的印刷、出版之间的界线渐渐模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正使人人都可能成为“人民报道者”，动摇了过去由新闻单位独揽新闻采访和发布的特有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持进一步开放的心态，为公民表达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数国民的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是一个真正服务于人民的政府有自信心的表现。
表达自由中的言论自由，核心在于政治言论自由，议论国是，批评政府、揭露腐败、建言献策，都是公民绝对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法治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正是对现行法律“严格地遵守，积极地批评”——唯有遵守，社会才有秩序，唯有批评，制度才能改新。我们目前的决策、立法和规制设立，如有问题，要么是部分处弱势的人群的声音不能通达决策层；要么是仓促决策、立法，不能充分辩驳争论，发现和展现问题，以致在后来执行中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有些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与表达自由相关的诉求表达机制的建立，在今天尤为重要。社会转型中，人们正分化为利益、主张、偏好各不相同的人群，社会存在着诸多的矛盾，甚至是严重的利益冲突，要协调利益，调处矛盾，化解冲突，首先要使人的诉求表达有制度化的保障能使公众、官员和决策层知晓。我们已知有一些处领导地位的人抱怨自己得不到真实情况，而利益诉求的郁积又酝酿着群体性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定。良好的诉求表达机制，正具有疏导情绪，呈现问题，为利益、主张不同的各方提供全面了解，甚至是理解对方的机会，进而可能通过谈判、斡旋、协商等方式解决问题，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很多时候，政府实际上并非是利益和意见争执的一方，这时，政府应抛弃旧有的凡有诉求即不安定的成见，居中调停，兼顾各方利益，化解社会冲突。
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解释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问题的处置方法，也应有积极的改变。
公民直接或者是通过媒介的表达自由，是民主政制本质的要求。它有助于反映民意，有利于公众参与决策，监督权力。我们应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以逐步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的充分的、自由的发表意见，不但是国家政治清明和政治开明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多元、包容、大度的标志。
（2007-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