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造成的危害。经济达尔文主义信徒在国内国外发起了两场战争，一场是反社会福利的战争，一场是反高等教育的战争，前者是为了让有钱有势者彻底控制社会财富和收入，后者则是通过文化机制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两者相互协作旨在把社会问题的价值观贬低为政治思想的荒原。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不满现状的年轻人身上。
通常，人们很难在沉积了希望的现实中辨认出希望。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在自私的个人寻找财富和快乐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它似乎不愿意也不能把人们从互相残杀的恐怖中解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能把多数人从“感情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无法让那些成功地解放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的少数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绪论
过去40年，在新自由主义（某些地方被称为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的美国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关注更多的是忘却而不是学习，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是确认私人利益而不是争取民主权利，是塑造残酷性的文化而不是浸透社会责任意识的民主政治。不仅社会国家的所有残余都受到围困，而且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发起的对公共价值观的激烈攻击现在已经出现了咄咄逼人的危险转向，尤其是随着茶叶党运动的兴起、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组织（CitizensUnited）案的亲企业裁决的实施、企业权力对国家主权的篡夺、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这个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财富和收入上的极端不平等、城市破产、私有化猖獗、脱缰的军国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国家批准的滥用酷刑、人们痴迷于物质享受等已经正常化到这样一种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控制美国公众的经济达尔文主义的这些意识形态新特征的话，美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下面的咒语众所周知：如今政府就是问题，社会是幻觉，主权受市场驱动，解除管制和商品化是公司型国家的支柱。利润是用来衡量生活是否幸福社会是否先进的唯一可靠标准。如今，公共价值观即便不被视为病态，至少会被看作一种负担。民主承诺、社会关系、公共空间已经不再被视为希望的象征。它们就像年轻人和数量不断增加的穷人一样成为可抛弃的东西，是对经济的消耗和对新自由主义真理政权（regimesoftruth-福柯的说法或译为真理王国）的威胁。在一个热衷于消费者满意度和消费品及长期感情的迅速可处置性的社会里，政治学已经不仅仅是反面乌托邦而且出现了机能障碍和深层次的独裁倾向[2]。美国公众已经不再得到机会、指导、和培养批判性思考能力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素质教育。那种能提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潜力的前提和对任何可靠的社会观念都不可缺少的成长教育正在遭到破坏。在此情况下，思想不可能持久维持，不可避免地变得短命、变幻无常、稍纵即逝。如果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能表现出对民主政治和集体斗争的强烈支持，那是因为他们生活过的30年正处于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对自己未来的遭到削弱和羞辱的投资缩减的时期”，尤其是对那些因为阶级、种族、民族出身而处于边缘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同上，第235页)
对一代年轻人来说，这个历史时刻的新内容是他们亲身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教学法体系的无情传播，以及该体系对放纵的个人主义的吹捧和对社会、公共价值及公共利益的病态的蔑视。他们已经被淹没在鼓励竞争的文化和导致相互残杀的市场价值体系中。面对协商权、劳动、大学教育、福利国家等一直遭受的激烈攻击，工会、学生、工人和其他人都不进行大规模的抗议和反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也就是阿列克斯o霍耐特（AlexHonneth）所描述的“失败的社会性的深渊中，即他们感受到的痛苦没有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找到共鸣”[3]。民主不再给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和经验留下空间。作为失败的社会性的一种模式，当今版本的市场极端主义用民主原则反对自身，扭曲了自由的语言和把平等作为可靠的观点和政治目标的正义语言。虽然游行示威是一种民主，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否认民主的作用，“让政治成为可能的是共同的生存经验，而经验是不可通约的。”[4]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贫困症状已经充斥在我们周围。
虽然市场极端主义被2008年的经济危机搞得声名狼藉，但一种超级市场极端主义已经报复性地杀回来了。镀金时代已经回来，有钱人赢得巨额利润，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陷入更加贫困和更多苦难的境地。政治上的无知已经把市场挤到民粹主义愤怒的墙角，却让那些应该为极端不平等、贫困和各种其他苦难负责的人获得了政治上的奖励。因为社会保障被拆除，公务员遭到诋毁，公共利益如学校、桥梁、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公共交通都在恶化，除了少数例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拥抱经济达尔文主义，奖励其主要受益人：大银行和大企业。新自由主义再次以起死回生的模式在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制推行其价值观、社交关系和社会性死亡的形式。随着社会国家的成就的记忆被抽去精华，政治成为战争的延续，福利国家很快被战争和惩罚性的国家所取代[5]。一些重要的州如密歇根、威斯康辛、佛罗里达、俄亥俄等的共和党州长开始攻击年轻人、劳工权利和高等教育，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充分地证明福利国家遭到破坏、把国家转变成为惩罚性的机器，类似于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往往被人忽略的情况是，在这些攻击中，反社会福利的战争和反教育的战争是同一批人所为，他们都代表了破坏和暴力。发动第一场战争是为了让有钱有势者彻底控制所有形式的财富和收入，而第二场战争则是在意识形态前线进行的，争夺的焦点在于是否培养年轻人具有想象不同政治模式的能力，具有更强批判性的主观性。如果第一场战争是在政治经济的多样的多层次的领域内进行的，那么，第二场战争则是通过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曾经称为主要文化机制的东西而实现，包括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在下文中，笔者将勾勒出两场战争的轮廓，它们是摧毁民主想象力残余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旨在把社会问题的价值贬低为政治思想的荒原。
向社会国家宣战
美国已经成为永远的福利国家，这一点已经很少被人怀疑。[6]它不仅在三个国家发动战争，而且其军事投资几乎等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军事预算的总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2009年，美国的军事开支占世界总开支的43%，其次是中国，占6.6%，再下来是法国4.3%，英国3.8%。”[7]我们挥霍了万亿美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徒劳的战争，五角大楼在2011年的开支将超过7000亿美元。更糟糕的是，汤姆•恩格哈特（TomEnglehardt）指出“我们控制了全球的军火交易，垄断了2008年军火交易的几乎70%，意大利远远落后于美国，排在第二位。我们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战争，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战争武器比随后的25个国家加起来还多（这还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费用）。”[8]而且，美国的势力在全球无处不在，其海外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美国拥有“560个军事基地和其他设施”[9]，“即使在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提供基本服务的时候，”仍然在海外部署了三十万人的军队。[10]虽然军事开支挤占了社会项目所需要的众多资金，但军事预算很少在国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在公众讨论中也没有引起激烈的反对。
战争现在已经被正常化，从国内角度看，美国正在一步步接近国家安全体制，而在国外，它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帝国。军事史专家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国防部这个误导人的名称实际上应该被称为全球政策部”[11]的观点是正确的。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性格中的核心特征，但常常不被承认的是，它在海外的永久战争越来越多地与国内前线展开的众多战争相吻合。这种分离变得非常明显，它表现在政客、反公共知识分子、普通大众都拒绝承认联邦赤字已经被我们的军事冒险消耗掉。正如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认为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在伊拉克实施的愚蠢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与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崩溃之间的文化协同作用更加赤裸裸的了。普通民众作为不注入资金的抵押贷款持有者和华尔街高风险赌徒刺激下的房地产泡沫是贪婪煽动和刺激下的结果，而正是这种贪婪支配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最近的利比亚战争，他们采取现在打仗随后玩耍的态度，完全无视财政重心的法则。”[12]同样的，因为军国主义精神渗入到美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战争的延续，右翼、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拥抱军国主义政策途径，他们认定有必要清除任何与永久战争状态及其军事化的经济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的机构、异议者模式、个人、群体、公共领域的社会秩序。这些国外战争与国内战争不是没有联系的，因为它们都是为了右翼军事集团、新保守主义者、企业大佬的利益而发起的，所有这些人在国外的军事冒险和国内战争中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且，武装冲突的成本与造成美国政治极端主义潮流的经济危机直接相关，同时进一步刺激了把现有经济危机的负担强加在穷人身上的惩罚性的国家的兴起。
战争不仅仅是旨在保护美国安全和幸福生活的政策的后果。正如赖特•米尔斯指出的，它也是“军事形而上学”[13]的一部分，一个包括了企业、国防工业、政客、金融机构、和大学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复合体。战争提供工作岗位、利润、政治回报、研究资金、以及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作为公共教学模式，永远的战争状态需要国民心甘情愿地遵循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工具和暴力叙述。这种合法性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热衷于组织暴力生产的文化而提供的，是通过从高雅的时尚、好莱坞电影到五角大楼支持的暴力影碟游戏和音乐会的大众文化的众多注册者传播的。战争状态需要的是一种驯服的文化、闭嘴的知识分子、和基本上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的消费者大众。它也使得两种形式的军事干预成为必须，一种是企业发起的反社会国家的战争，一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批判性思考的教育的战争。
反社会国家的战争已经开始，最明显地体现在旨在惩罚工会、取消工人讨价还价的权利、削弱社会保障、缩减作为批判性学习场所的高等教育的投资规模，同时根据市场文化的利益和价值观把大学重新组织起来等众多政策上。攻击劳工的卑劣性和意识形态教条特征都可以从缅因州的共和党州长保罗•勒佩奇（PaulLe Page）的呼吁中看出。此人要求去掉奥古斯塔（Augusta）的劳工部大楼门厅上朱迪•泰勒（Judy Taylor）创作的36英尺11块镶板的壁画。[14]勒佩奇宣称一些官员抱怨说该壁画呼应了他收到的电传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即该壁画“令人想起用这些壁画为民众洗脑的共产主义北朝鲜。”（同上，第18页）但勒佩奇对工人、工会、老师的蔑视并不是仅仅要求清除壁画就算完了，他还下令将七个会议室的名字重新命名，其中有些名字就是根据著名的工会领袖命名的，包括“在60年代和70年代领导联合农场工人联盟”的英雄人物凯萨•查维斯（Cesar Chavez）[15]。勒佩奇的行为反映了威斯康辛州和其他一些州的共和党州长所表现的对民主和社会国家的蔑视，这些州采取了严酷的措施对付失业者、工作的穷人、中产阶级、学生以及位于为企业界富人服务的政客考虑范围之外的其他人。
第二场战争是当今发生的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这与反对社会国家和民主本身的战争密切相关。在市场极端主义支配下，本来要发挥批判作用和限制人类苦难、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机构要么被削弱要么被彻底废除，正如把个人问题理解为社会问题并按社会问题处理的许多公共领域的遭遇一样。[16]这种从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到野蛮的公司主权的转变是“减少国家对社会商品的支持的更大过程的一部分，在从前的斗争中本来作为捍卫工人和其他民众利益的国家这个机构现在却把他们抛弃了。”[17]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国家不仅拒绝加大对富人和企业的征税额度，而且实施大规模削减开支的政策，涉及医疗保健项目、食品银行、工人退休金、高等教育、儿童保健项目等一切内容。比如，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司各特（RickScott）“已经提议大幅度削减公司所得税和财产税，裁减政府雇员6700人，削减教育资金48亿美元，
削减医疗保健资金几乎40亿。司各特的最终计划是彻底根除阳光州的企业所得税。他想掏空佛罗里达州失业保险体系的核心内容，使得失业工人‘比美国其他任何州的失业工人得到的经济保护更少’。”[18]因为社会问题私有化和公共空间商品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问题的私人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市场关系和支配性的资本机构与政治、道德和责任等问题割裂开来。最近揭露出来的大公司如通用电器公司和美洲银行（the Bank of America）虽然攫取了巨额金融利益却没有缴纳任何税款之后，竟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我们该如何解释呢？思想的商品化和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已经造就了愚昧无知和残酷无情的文化，公共利益、社群、公民义务等观念已经被个人责任的过分沉重的要求和彻底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取代。
在当今市场驱动下的社会，在推动适者生存的经济法则的市场社会支配下，加上不断出现的不确定性和集体焦虑情绪，关心公共利益和穷人利益的核心公共价值观已经遭到抛弃。正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的，“收入不平等处于历史最高位，但有钱人宣称他们对社会其他人没有责任。他们拒绝为穷人提供帮助，一有机会就要为减税政策辩护。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几乎人人都在过分热衷地捍卫自己狭隘的短期的利益，几乎人人都放弃了向前看的眼光或者关心他人的需要。”[19]共同牺牲和共同责任被共同恐惧和对投资公共利益的蔑视所取代。保守派和自由派似乎都认为，公共价值观和公共空间以及公共利益等观念成为市场社会追逐利润的目标的障碍，是对市场驱动下社会秩序的破坏，即便不是病态的或危险的想法（更糟糕），至少是一种软弱的表现。[20]
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
曾经至少提供过一些进步观点、开明社会政策、非正统价值观的批判性交流的公共空间已经越来越商业化或者被私人空间或最终目标是扩大利润的企业背景所取代。比如，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企业力量和文化的另外一个核心因素，因此它被剥夺了作为对民主化理想起关键作用的民主社会的公共空间功能。在当今气候下，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国家、工人、工会的攻击已经可以与充分展开的对高等教育的攻击并驾齐驱。这种攻击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那些新自由主义发起无情的战争以便消除所有可能提供不同于市场驱动下的政策、机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反对意见的公共空间。雅各•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认为，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保守派政客和政府攻击的目标，是因为，至少从理想上说，它是学生学习民主和对话的地方，是与官方权力及其机构决裂，无情批判权力及其永不终止的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企图的地方[21]。
正如埃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指出的，“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遭到攻击的不仅是持不同见解的教授而且是高等教育的整个体制。”[22]不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大学和企业结成了非常强大的共同体，人文科学的资金严重不足，学费以天文数字般飞涨，知识被商品化，科研的价值被稽核文化（audit culture）的棱镜来衡量。人们可以在英国看到最大胆的以企业为基础的教育模式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现在，新自由主义教育书籍被引进和盲目采用，它主要通过被称为布朗报告（the Browne Report）的形式影响了英国的高等教育政策。这个获得政府支持的报告确立了高等教育的管理、金融、和评价模式，其所有意图和目的就是把高等教育作为企业价值和利益的附庸。[23]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目标已经重新塑造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同时把老师和学生变成训练有素的商家和初露头角的顾客。大学是实现民主的公共空间，是提供民主政治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批判中心，如今这个观点已经被大学是生产新自由主义臣民所必须的市场机器的观点所取代。[24]
布朗报告的指导性假设类似于主导美国教育改革的逻辑，认定学生的选择、消费者模式的教学法、监督实践的工具文化、市场价值观等是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核心。像大部分新自由主义教育模式一样，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推动经济增长、创新、转型和促进国家繁荣等方面。[25]虽然有些地方的学费已经增长了三倍，但很多学校还是倒闭了。实际上，高等教育是根据企业文化的指令来重新塑造的，无论保守派政府还是自由派政府都对其政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无动于衷。西蒙•赫德（Simon Head）已经指出布朗政策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威胁。实际上，报告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那些仍然坚持批判性地进行社会问题探讨、坚持参与批判性对话的少数学校来说是一种威胁。[26]而批判中常常丢失的东西是民主要求批判性的形成性文化和一整套机构，其中复杂问题得到讨论、权威受到挑战、权力受到责任追究、公共知识分子被大量生产出来。所有这些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都已经受到威胁。在此经济模式下，根本不谈论社会正义，不关心社会问题，不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不处理包含社会责任的问题，不从事批判性的可能挑战新自由主义世界观的非商品化价值观。
在美国，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呈现一种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形式，因为各州控制高等教育的预算。在艰苦奋斗的呼吁下，各州已经开始了大幅度削减公立大学资金的行动，同时却在为企业和富人提供巨额的税收减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科研经费“已经采取了大中型企业的组织形式。”[27]大学校长被视为首席执行官、教师被视为企业家、学生被视为消费者。而且情况日益糟糕，在有些大学，新的学院院长已经把注意力的焦点从校内转向校外以便开始“资金筹集、战略规划、寻找合作伙伴等等从前是大学校长职权范围内的活动。”[28]学界领导人的水平高低现在部分是通过其筹款能力、参与战略规划的程度、与企业捐款者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来定义的。实际上，学院院长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复杂企业的头目，其工作表现取决于筹款业绩。
因为企业文化渗透在高等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餐饮服务、具体授课模式、兼职教师聘用等所有事情现在都外包给私有企业。而且，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价值现在和资格证书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不在数学效用和经济理性范围内的学科或者课程则被认为是可以忽略的。[29]在寻找采用市场价值观和削减开支的过程中，班级规模迅速扩大，死记硬背和标准化考试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学费飞涨，这使得千百万工人阶级子弟难以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在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政策和惩罚性措施下，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严重后果是学界打工仔的日益增长和终身教授制度及学术自由遭受持续不断的攻击。
大学校长现在不仅与企业价值观保持一致，而且心甘情愿地、公开地与企业利益沆瀣一气。因为采取企业管理的模式，大学热衷于削减终身教授岗位，增加兼职和专职教师岗位却不保证给予他们终身教职，而且常常攻击教师工会。在俄亥俄州和犹他州，立法机构已经通过法案废止终身教职，在威斯康辛州，州长已经取消了州立大学教师的协商权。[30]在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职业化的时候，美国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规模显著减少，这进一步削弱了教师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如今，只有27%的教师进入终身教职序列或拥有专职教授岗位。因为老师被贬低为临时的打工者，他们不仅失去了影响工作条件的力量，而且见证了工作量增加、工资低廉、办公空间和设备被剥夺、旅行开会资助遭拒绝等问题，更可怕的是受到随意遭到解雇的政策的影响。[31]该政策尤其糟糕，因为它若和右翼意识形态分子持续不断地对左翼进步学者的攻击结合起来的话，许多还没有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就会在课堂上自我审查自己的言论。在学界内的批评家常常因为政治信仰而遭到解雇，或名字被张贴在右翼网站上示众，或被迫把来往电邮交给右翼团体[32]，或遭受保守派媒体骚扰的时代，保护教师岗位的安全和确保大学师生的学术自由权就显得特别重要。[33]
非常清楚的是，美国已经处于永远战争的状态，伤亡不仅仅出现在外国领土上。在国外战争中获得利益的那些人也在进行着国内战争。右翼保守派、政客、和亿万富翁企业家发起了对高等教育的全面攻击，试图摧毁作为民主的公共空间的高等教育。他们不仅蔑视福利国家、工会、工人，而且攻击任何机构，只要它们能产生“愿意维持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充满活力的民主和文化的受教育民众。”[34]高等教育被视为企业秩序和国家安全体制的训练场，高等教育已经违背了为年轻人提供民主未来的承诺以及大学对社会国家的投资。这种反公共的社会构造没有兴趣去塑造另一种世界的教育条件，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受到经济达尔文主义的控制，他们很难去想象另外一种世界。虽然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再怎么夸张也不算过分，但现在到了开发一种新的政治语言的时候了。这种语言不仅把国内外的战争节点结合起来而且清楚说明这样怪异攻击的成功关键是摧毁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利益和民主社会公共空间的残余。在这里，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是取消工人的协商权和大幅度增加大学学费，而且还有如下问题：如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社会？应该做什么以阻止完全不顾忌荣誉、体面和真理的金融界精英、大企业、保守派、反动智库、专制政客、右翼媒体对民主生活残余的傲慢自大和令人忧虑的攻击。这场斗争的核心不仅是重申建设社会保险制度的要求，这是培养积极参与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民众的斗争的组成部分，而且意味着教学法成为任何可靠的政治学观点的核心，把年轻人当作未来的关键，让社会国家成为对未来的新认识的空间和基础。
黑暗时代的年轻人
社会对年轻人的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前是把年轻人看作希望和前景的象征，如今却是麻烦和威胁的标志。非常清楚的是，作为这种“失败的社会性”的后果，如果民主要把诺言传播下去，不仅年轻人需要拥有对公共价值观的激情，拥有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而且需要有机会接触公共空间，确保言论自由的权利、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以及参与批判性对话的权利。
年轻人需要接受教育，因为教育不仅是自主性的条件而且是保障民主化持久存在的基石。实质民主不仅要求公民有能力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而且还要求批判性的性格塑造文化，人们从中获得参与这种社会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看到的争取教育改革的斗争实际上是争取让民主成为可能的东西，即赋予民主以意义和实质内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当我们看到15岁的年轻人在巴黎、开罗、伦敦、雅典的街头反抗现有的压迫秩序，渴望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时，他们展现出了年轻人作为制造麻烦的建设性力量的真正潜力。但是呈现出来的这种麻烦不仅仅在于主流社会迫切渴望把年轻人视为病态，视为魔鬼，视为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相反，在此意义上，麻烦不过表明了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和琼•科马罗夫（Jean Comaroff）所说的“在欲望、沮丧和愤怒的热量背后主流认识论体系的生产性困窘不安”（同上，第268页）。市场社会框架中的期待正在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他们已经不再受低俗的承诺所诱惑或控制，不再相信企业主导的或独裁政权的空洞承诺。
这些年轻人的运动告诉我们，赌场资本主义和专制政权的社会观已经失掉了乌托邦推动力和说服力，转而采取威胁、强制和国家暴力进行恐吓。年轻人不惜代价地拒绝现在的恐怖和现代主义者的进步梦想，至少在当前，他们已经成为争取民主的先驱，表达他们对建立在平等、公平和自由基础上的世界的欲望、梦想、希望。在此过程中，他们指向一种肯定不是对现在秩序的模仿的未来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向一种集体政治模式，其中团结伴随着一种社会观的重新发现，即市场社会不是民主的同义词，私人权利并不比社会利益更重要。因此，从来没有完成的一直处于进行中的民主化过程本身在这种社会观中处于优先地位，以便维持公平正义长盛不衰和不可通约的政治可能性的广泛存在。
亨利•吉鲁/著,吴万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