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说得中国情绪病，指的是持续到今天，估计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
由于近代以来中西古今的冲突，中国人变得心如飘萍甚至失魂落魄，国民心理和意识如同阿Q，既极其自负，又极其自卑，上下起伏、前后摇摆，被现实利益和情绪所控制，由外在形势和剌激所左右，看待事情、处理问题，情感大于理性，往往从一极跳到另一极。至今，这种情感用事、意志较量，而不是理性思考、平等讨论的现象，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景观。那些表现得特别“激进”，敢于发耸人之论、做偏狭之举，并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人，就成为许多人“依附”或“跟随”的偶像。偶像一旦树立起来，粉丝们也轻易不敢让它倒塌。
这种病是“情绪”、“投机”、“极端”和“依附”四种要素的混合物。近年来公然为文革唱赞歌的乌有之乡、重庆的天天唱红、近期由韩寒的转向引发的争论，相当程度上表现出这种病症。至于孔庆东一类什么话能剌激公众神经就说什么话的“学者”，言语混乱、逻辑矛盾，其无良程度已超过那些靠脱成名的人。据说也有许多粉丝，可见这种中国情绪病的严重！
从道义上说，只要针对某种主流的或强势的压制而发的言论，表达了一种独立的见解，或者表达了许多人想表达却不敢表达的不满，即使偏激，也是合理的，并应当获得支持。利用互联网获得喝彩，迅速窜红，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也无可厚非。在今天这个社会分化的时代，各种利益集团和阶层都希望并制造着自己的代言人，所以就有了表现为“左”“右”之争和“唱红”等思想文化景观。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左右之争已势不两立、充斥着火药味，从动口到动手，而“唱红”成为以政府名义的规定动作，在我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你愿意唱要唱，不愿唱也要唱，这说明什么？说明已根本不是言论自由、思想表达，而是一种长官意志、特殊利益和情绪的投射、宣泄。这些人的言行或言行背后的思想认识，必定是极其片面和武断的。如果由于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或者轰动效应递减，或者自己认识变化，知昨非而今是，对原有观点做出重大修正，思想由此深化，这当然是病的好转；而那些180度大转变，观点如同肚皮舞一样地摇来摆去，或者象屁股挪位一样，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立场”，过去说西方月亮是圆的，今天说西方太阳是黑的；过去说中国文化都是垃圾，现在说中国传统都是宝贝，还有不少人跟着转，则无疑是显著的病症；即使以学术的面目出现，根本上还是无思想。
人的思想认识上的片面，应当说有必然性，语言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遮蔽着，但通过相互的论辩和自己的反思，认识的片面性可以不断解决。本文所说的现象却已超出正常范畴。问题在于，时至今日，大陆的舆论界、思想界为何仍然极性思维、左右对峙？我认为，从客观方面看，现行政治体制和为其粉饰的意识形态，让人非愚则诈，当属主要原因。现在，体制内外已拉开很大差距，甚至形成对立。历史的教训早就证明，一个集权的或专制的体制只能造成一元化的绝对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一元论还是柏拉图那样真善合一的一元论，自詡占据着认知和道德的双重制高点，你与他一致，你不仅认识正确，还是大大的好人，否则，你不仅认识错误，还一定是坏人，所以才特能煽动人们的情绪。近日凤凰网上的几场辩论就让我们领教了某些人的这种武断的自负。
对于一个现代人特别是成为公众人物的人来说，认识的所谓“左”“右”大概都不是问题——无论是歌颂当权者，还是抨击当权者，无论是对外人视若神明还是对外人隔海叫骂，是每个人的自由。问题在于，你是否出于为人处世的良知并把事情考虑清楚了？直觉和良知当下即是，认识则是一个过程，谁也不可能一上来就达到所谓全面深入，但重大的问题，还是应当多看多想后再表态，至少不要持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态度。
天下的小农，能力的弱小和分散，决定了对威力无限的皇权的依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盼望着皇帝从上面给他们洒下雨露阳光。而社会越混乱，则人的投机性就越强。产生于春秋战国那个乱世的纵横家，大都是投机分子。最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无论合纵还是联横，对他们师兄弟来讲，并无原则的区别，都是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中国进入君主专制的体制化之后，从纵横术演化出花样更多的投机行为，影响最大的当数始于“造反”而终于“招安”的剧情。相当一些造反者，既不是因为把社会看透了，为了天下苍生而立志改造它，也不是虽系本能的反抗，却将这反抗的道义坚持到底，而多半是或活不下去，或怀才不遇、屡试不第，为身家性命、一己私利，而趁机造反。这样的造反已经有了“行为艺术”的成份，能自己当皇帝当然自己当皇帝，象洪秀全一样地“通吃”，没那么大本事，而又有了些资本，自然愿意被招安。到清末民国，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那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美男子，后来投靠了日本——且莫用今日眼光看，在当时情况下，汪精卫们这样做是有许多理由的。何况，如说汉奸，在满清的淫威下，几乎统统作了满清顺民的汉人，有几人能逃脱“汉奸”的指责——那些读圣贤书的士子们恐怕当时就受到“良知”的折磨了吧？
我们两千年小农经济、家庭组织和王权专制的社会环境，最容易造就两类人，一是大量的奴隶、奴才，二是少量的暴民、刁民。最难产生的是人格心理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说中国最需要，又最难容下，所以，不是嵇康那样地被杀，就是李贽那样地自杀。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心目中的中庸、中道，即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君子，已难得见到，感叹中庸这一至德民鲜能久矣。中国这个政治专制而文化世俗的国度，平庸容易，狂浪也不难，中庸却不易！所以，多出乡愿之人。到了近代，在欧风美雨的思想文化和坚船利炮的器物的双重打击下，清帝国风雨飘摇，传统礼教崩溃，中国进入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狂”渐成气候，然而即使如此，章太炎先生也认为中国多的是乡愿，更有国愿批量产生。“ 狂”作为一种人生的态度和外显的作风，是否孔子说的狂狷之士的狂？狂狷之人是思想和德性接近中道的人，可能行为乖张，却不是轻狂之徒。真正的狂狷之士与喜欢走极端的人，很想像，也有某些接近，如在聪明程度上，在某些事情的认知上，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德性上、担当上，前者无投机取巧之心，后者却不乏哗众取宠之意，所以表现出浮浪、投机。——今天，人们已经不用这样的词汇来臧否人了，这是一种宽容。但因为现代社会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市场假相”的流行，谁都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怎么吸引人的眼球怎么来，如那些一面在国内表现得特别爱国，以“中国可以说不”、以隔海叫骂老美为能事，一面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甚至自己也溜到国外拿绿卡的主儿，——粉丝们还能盲从吗？所以，问题在于国人能否普遍做到康德说的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否成长出无数的现代公民，形成公民社会，在公共舆论的平台上理性地讨论自己的事情、公共的事务，而不是依附、跟随一两位明星“旗手”——想象江青不就是文革旗手吗？而在我们这个差不多已江湖化、娱乐化的社会，什么样的明星制造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