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纷纷爆发族群冲突（ethnic conflict）。时至今日，族群冲突仍是全球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形成了一股离心力，威胁着多族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这一现象也对学界提出挑战，两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是什么引发族群冲突？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很多学者都作出过不同解释，本文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回顾，梳理族群冲突理论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脉络，并对几个主要理论流派的基本假设、观点进行概括和对比。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这几个理论流派的贡献和局限，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创新空间。
概念的混淆经常成为研究的障碍。在进行深入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关注的是族群民族主义以及族群冲突，而不是“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 nation-state）。前者指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某一族群的民族主义。而后者则指国家领导下的，在主权领土范围内构建的统一民族认同。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对国家民族主义构成挑战，并助推民族分裂主义运动。
一、现代论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并没有成功预见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族群冲突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一大批殖民地国家开始以主权国家的姿态走上世界舞台。其中，很多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multiethnic country），在这些国家内部如何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是摆在很多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首要任务。一时间，“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成了政治家口中以及政治学学者文章中最时髦的词汇。
对于民族建设的前景，很多学者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先进通讯手段的普及，人们将逐步摆脱对于传统部族的依赖，融入现代社会。这种生活环境的变化会导致人们对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国家相匹配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旦族群认同消失，那么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群间的武装冲突也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在现代论的阵营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着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1953年首次出版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中，他写道：“（我）发现，决定民族融和或是分化的关键因素是彻底的社会动员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工业、城镇的发展，以及读写能力的普及和大众交流的增加。这些社会动员过程中的趋势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构建的势头（national trends）是前进还是倒退。”①在多伊奇看来，现代化的进程加大了人口的流动和社会交流的必要，如果社会交流可以顺利进行，那么最终会导致不同族群的同化与融和。
对于族群（ethnic group）的融合和民族（nation）的产生，英国学者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持相似立场。他认为，民族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产生。工业化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社会分工不断变化，因此，人们必须有能力和不同的劳动伙伴进行交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有效地协同合作。于是，标准化的教育就成了现代工业社会运转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标准化教育的出现也意味着高层文化（high culture）将逐渐取代低层文化（low culture），传统社会里不同群体相互隔绝的状态也将被打破。②而所谓的民族，就是一个具有高层文化的社会。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族群冲突的集中爆发对现代论提出了挑战。尽管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也有所增加，但这种交流并没有减少族群间的差异，反而激化了矛盾。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例，1964年在新加坡爆发的种族骚乱最终导致了新加坡的被迫独立。1969年，马来西亚再次发生排华暴乱。面对族群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很多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国内的族群关系。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就于1970年出版了一本极具争议的书--《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一开篇，马哈蒂尔便直言不讳地指出，马来西亚从未有过真正的种族和谐，有的只是忍耐。
不仅是政治家，政治学学者也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现代论没能预见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什么在这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里，民族建设的进程饱受挫折？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论的提出者往往从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出发，力图从中提炼出某些可以普遍适用的“客观”规律，并以此解释和预测其他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做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欧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工业革命的发生，主权国家间的战争，等等。然而这些历史进程并没有在西欧以外的国家完全展开。以西欧历史经验为导向，力图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做法必然将研究引入错误的结论。④
二、原生论
随着现实世界里族群冲突的日益尖锐化，现代论的缺陷也暴露无遗。作为对现实挑战的回应，一个新的理论派别在学界逐渐兴起，这就是原生论（primordialism）。现代论认为，人们的族群认同会因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原生论者则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族性（ethnicity）是远古的、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对族群的认同是一种基于血缘纽带的原生情感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s），它不会轻易在现代社会中改变或者消失。
沃尔克·康纳（Walker Connor）是原生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不仅是新兴国家，即便是已经经历了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依然面临着族群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困扰。康纳认为，大多数西欧国家都不是真正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点上，人们的常识存在着严重的错误。⑤很多人引用美国作为族群融合的成功案例，以论证人们可以轻易地将他们对族群的认同转移到国家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上。然而，美国的“大熔炉”称号名过其实。事实上，很多族群仍保留着自己的特征。⑥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指出，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关心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事物，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观通过与人们的原生情感产生共鸣，来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⑦
对于现代论的失败，康纳也给出了解释。康纳认为，之前的理论研究过多地受到德国和日本两个案例的影响，很多人正是从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中，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⑧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为国家所用。⑨但是，日本和德国恰恰是为数不多的单一民族国家，在构建民族认同上具有先天优势。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普遍存在多个民族，要在这些国家构建和主权国家相匹配的民族认同，实际上并不是在借助已有的民族主义力量，而是在试图征服存在于国家内部的多股民族主义。如果看到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族建设”会遭受到如此强大的阻力了。
那么，原生论者指出的“原生的情感依附”究竟从何而来呢？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语言、习俗、种族、宗教和其他“文化给定”（cultural givens）造就了人们的原生情感。对于一个人来说，血缘、语言、习俗等具有“不可言状的、有的时候使人无法抗拒的强制性”。⑩在族群内部，即便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没有特别的好感，仅仅知道两人具有相同的血缘，情感依附也可以由此产生。（11）
族群冲突、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流血牺牲，但受原生情感驱动，个人经常会为族群利益而牺牲小我。康纳就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动物（rational animal），而是民族动物（national animal）。他认为，民族主义超出了理性可以解释的范围。他这样写道：“正如夏多布里昂在两百年前所说的：‘人们不会允许自己为他们的利益而被杀死；但他们允许自己为他们强烈的情感而被杀死。’换句话说，人们不会因为理性的东西而自愿去死。”（12）对于原生论者来说，激发个人参与到族群冲突中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
对于族群冲突中一些参与者展现出的狂热情感和极端行为，原生论似乎提供了某种解释。然而，在将族群间冲突归咎于“原生情感依附”的同时，原生论也将族群民族主义进一步神秘化。一方面，原生论否认了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解释族群冲突的可能；另一方面，原生论并没有进一步剖析原生情感的产生过程。如果说血缘纽带是原生情感产生的基础，那么，在一个族群内，并不是所有人之间都具有直接的血缘联系，族群的边界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原生论者并没有对类似的问题作出回应。相反，他们经常使用“无法解释的”（unaccountable）、（13）“不可言状的”（ineffable）（14）等词语来描述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
更重要的是，原生论没有对族群冲突在某一时期内的集中爆发提供任何解释。原生论者多将族群冲突归咎于族群间的历史积怨和仇恨。（15）然而，如果仇恨长期存在，那么，为什么在某一时期内，族群冲突表现得更为严重，而在其他时期，不同族群却可以和平相处？换句话讲，历史积怨这个恒定的自变量（X），不能为族群冲突这个因变量（Y）的变化提供足够的解释。正如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所言，将族群冲突贴上“原生”的标签，看似解释了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仅仅是给它贴上标签而已。（16）
时至今日，原生论已被严肃的学术研究所抛弃。尽管如此，原生论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一方面，大量针对族群冲突的非学术性写作仍在沿用部分原生论的观点。在分析族群冲突的成因时，“历史积怨和仇恨”已经成了很多政治家、记者经常采用的简易答案。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批判原生论的同时，却不自觉地采用了原生论的一些观点，这一现象在精英工具论的支持者中非常普遍。
三、建构论
原生论将族群认同的形成归因于血缘，这一答案并不令人信服。针对这个问题，另一个理论流派--建构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建构论认为，族性并不是远古的、与生俱来的，相反它是后天获得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进程和条件对民族和族群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7）人们的民族认同也好，族群认同也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界限，也并不像原生论者声称的那样清晰和固定。相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和环境使人们的认同不断发生变化，民族之间的界限、族群之间的界限也随之重新划分。
建构论者对民族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具有历史深度的解释。举例来说，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在其针对英国民族认同的研究中指出，1707～1837年间，英、法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对英国人民族认同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战争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通过一个敌对的“他者”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英国人”（Britons）这一身份认同逐渐形成。（18）
当然，影响民族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因素不仅仅有战争。查尔斯·赫斯曼（Charles Hirschman）的研究揭示，殖民时期英国统治者在马来西亚开展了人口普查，对族群认同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赫斯曼称，在填写调查表之前，很多被调查者的族群认同并不清晰，但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他们必须在诸多族群的选项中挑选一个，这一行为强化了被调查者的身份认同。但所谓的族群划分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相反，人为设计的选项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
（19）
在建构论中，最有影响的着作应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他认为，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向却存在于每一位成员的心中。（20）安德森特别强调现代科技和现代经济体系在民族兴起中的作用。他指出，印刷术的资本主义为民族这种“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建构论者正确指出了原生论的错误，族群身份认同并不是植根在人类血液中的，并不是原始的。相反，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历史可能远没有原生论者声称的那样久远。同时，在族群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偶然的、人为的因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原生论相比，建构论更好地解释了族群认同的形成与变化。但建构论依然存在两大缺陷。其一，建构论没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族群认同会导致族群冲突的发生。阿舒托什·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对印度族群关系的研究就揭示，实际上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都居住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个族群，但在有的城市，两个族群的人民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反，在有的城市，族群冲突却频频发生。（21）究竟是什么最终激发了冲突？族群认同感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其二，它没有为我们指明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在政策建议方面，建构论显得相当乏力。尽管建构论向我们展示了民族认同的历史沿革，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只能接受历史造成的现实吗？又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减少族群冲突的发生？建构论者不能否认的是，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一个理论才更具现实意义。
四、精英工具论
为什么族群冲突会在某一时间、或者某一国家集中爆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普通人转移到政治精英的身上，并指出政治精英的煽动是导致族群冲突的直接原因。精英工具论（elitist instrumentalism）的支持者对原生论持批判态度，认为族群冲突并不是由所谓的“历史仇恨”导致的。政治精英往往夸大历史矛盾，通过煽动一些族群的不满，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并实现政治权力的上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类似的观点逐渐成为族群冲突研究的主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从90年代中期开始，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连续推出多篇文章，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正在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而族群战争正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前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2）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的观点先后发表在《纽约时报》、《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等重要刊物上。有统计显示，他们的着作已被引用超过500次，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认为，一方面，民主转型刺激政治家走向大众，力图通过说服大众维持统治。而很多政治家会采取极端民族主义的，或是族群民族主义的言论，希望通过类似的观点，为自己赢得更多选票。另一方面，在转型国家，代议制度不健全，执政者拥有过多的行政权力。同时，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利于民主的巩固。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这些国家往往缺乏专业、客观、独立的媒体。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公共辩论的有效进行，反而会有助于极端言论的传播。大众受政治家蛊惑，族群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族群关系也日趋紧张，甚至到了爆发战争的程度。
精英工具论的拥护者坚决反对原生论的观点。原生论认为族群冲突不可避免，并强调个人受“原生情感”的召唤，在族群民族主义面前，个人不具备理性衡量收益成本的能力。而精英工具论则认为，政治精英实际上对自己的政治利益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对他们来说，族群民族主义是帮助其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政治精英通过渲染“历史仇恨”来逃避挑起族群战争的责任。
原生论和建构论都没有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原生论将族群民族主义神秘化，过度强调它的不可抗拒性。而建构论则认为族群认同成形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与这两派不同，精英工具论明确指出了族群冲突爆发的条件及始作俑者--民主化转型下的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这为族群冲突的避免和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然而，这样的观点却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出了一个难题。长久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很多政策制定者相信，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几率很小，因此推广自由民主，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然而，曼斯菲尔德和施耐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却对这样的信仰发起了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民主的到来是否会加深多族群国家的分化，并加大战争爆发的几率？（23）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还是认为，必须在自由民主这个大前提下，寻找解决族群矛盾的出路。这就引出了下一节要探讨的制度设计论。
五、制度设计论
制度论和工具论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首先，两种流派都认为，政治精英在族群冲突的产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两种理论都承认，煽动族群冲突的政治精英是理性人，他们通过煽动族群民族主义来提高支持率，实现政治权力的最大化。最后，选举制度刺激政治精英通过族群民族主义发动大众。工具论者强调民主转型的影响，而制度论者则更希望通过改进选举制度，利用制度激励，避免政治精英走向煽动族群冲突的道路。
比如，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建议多族群国家施行联盟主义（consociationalism）。联盟主义强调各族群精英间的权力分享机制（power-sharing），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建立一个由各族群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同时，应采用联邦制或者其他类似的制度设计保证各族群的自治。此外，联盟主义还要求在立法机关席位、公务员任命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实行比例制，并赋予少数族群在重要政治议题上的否决权。（24）
针对联盟主义的观点，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提出了不同的构想。霍洛维茨认为，联盟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假设不同族群的政治精英有妥协的动机。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条件并不成立，来自不同族群的政治精英并没有意愿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权力分配问题。霍洛维茨指出，应该从制度设计的层面为精英提供推行温和族群政策的动机。（25）霍洛维茨以斯里兰卡选举制度为例，阐述了选举制度的设计。根据这一设计，选民在投票时不仅要选出总统的第一人选，还要选出第二及第三人选。这就意味着，当两个僧伽罗族政党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相差无几时，作为少数民族的泰米尔族选民的选票将最终决定大选的结果。尽管泰米尔族选民的第一选择会是泰米尔族政党的候选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位僧伽罗族政党的候选人是他们心中总统的第二人选。这就意味着，僧伽罗族政党候选人必须在泰米尔族选民中具有一定的支持率。这样的选举制度设计，可以防止僧伽罗族政党领导者推行打压泰米尔人的政策。（26）
制度设计不仅指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公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制度也能在缓解族群冲突上发挥很大作用。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卡伦·巴伦坦（Karen Ballentine）就特别强调媒体在处理族群问题上的作用。他们认为，多族群国家应该促进“整体化观点市场”（integrated marketplace of ideas）的产生，使媒体呈现多元的声音，吸引不同族群的受众，而不应该让每个族群局限在不同的、相互割裂的观点市场中。“整体化观点市场”可以避免极端言论的出现。（27）而阿舒托什·瓦尔什尼则指出，跨族群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商会，教师、律师协会等，能起到明显地缓解族群冲突的作用。在出现社会动荡的时候，跨族群的社会组织可以起到澄清谣言、避免动荡进一步升级的作用。（28）
六、现有理论局限
应该说，相对于原生论，精英工具论和制度设计论在理论构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两个流派的理论对族群冲突的产生有了更加科学化的论述，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参考。然而，这两派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也为今后的理论创新留下了空间。
首先，精英工具论没有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普通大众为什么会响应精英的政治动员，并在选举中支持那些推行极端民族政策的精英呢？的确，族群民族主义的上升满足了部分精英的政治利益，这解释了精英为什么煽动族群矛盾，但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社会为族群冲突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而承受这个代价的往往正是这个社会的普通大众。鉴于此，为什么极端民族政策可以吸引普通选民？
精英工具论和制度设计论都将政治精英视为族群冲突中最重要的个体，并忽略了普通大众的作用，对大众的民族主义行为没有提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族群冲突，只有在获得普通大众的支持后，才能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因此，任何忽略大众参与者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可以说，精英工具论对于族群冲突的解释存在着微观基础缺失的问题。
其次，精英工具论的潜台词是，大众缺乏对自身利益的清醒判断，容易受政治精英的蛊惑。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很多精英工具论者不断批评原生论的观点，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完全摆脱原生论的影响。精英工具论一方面假设政治精英是理性人，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假设普通选民是非理性人，易受族群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这种假设上的不一致，损害了精英工具论的逻辑严谨性。这种缺失正是今后理论发展的方向。我们是否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为什么普通人会选择加入族群冲突与战争？
就政策制定而言，现有关于制度设计的设想，仍局限于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大框架下。学者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往往是如何改进选举制度，如何加强公民社会，等等。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有助于减少族群冲突的具体做法，由于不符合“自由民主”的审美观点，而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举例来说，在1969年的族群冲突发生之后，马来西亚政府禁止公众对族群关系展开公开讨论，这种做法有效地减轻了族群问题的政治化。现有的制度设计论为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是，族群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没有一种制度设计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从这个意义来说，未来制度设计论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理论创新有必要进一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七、结论
本文梳理了西方族群冲突理论的发展脉络，对现代论、原生论、建构论、精英工具论和制度设计论的基本假设和观点进行了概括和比较。基于西方国家经验而产生的现代论，没有成功预见到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族群冲突的爆发。而原生论者尽管看到了族群民族主义顽固的一面，却没能为族群认同的形成、族群冲突的发生提供科学化的解释。在将族群民族主义归因于血缘等因素的同时，原生论也将族群民族主义进一步神秘化。
与原生论不同，建构论者剖析民族、族群认同形成的历史进程，具有明显的理论贡献。尽管如此，建构论却没能为族群冲突的解决指明出路。也许正因如此，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精英工具论和制度设计论才日益受到政治学学者的青睐。但这两个流派的理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何解释大众对精英动员的响应，如何进一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完善多族群国家的制度设计，这仍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两个问题。
注释：
①Karl Wolfgang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M. I. T. Press, 1966, p. 188. 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53年。
②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83, pp. 19-38.
③Ibid. , p. 1.
④Stanley Jeyaraja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2-14.
⑤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8.
⑥Ibid. , pp. 48-49.
⑦Edward Shils,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Some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 No. 2, 1957, p. 130.
⑧Walker Connor, 1994, p. 41.
⑨Ibid. , p. 97.
⑩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asic Books, 1973, p. 259.
（11）Edward Shils, 1957, p. 142.
（12）Walker Connor, 1994, p. 206.
（13）Clifford Geertz, 1973, p. 74.
（14）Edward Shils, 1957, p. 142.
（15）类似观点请参照罗伯特·卡帕兰对巴尔干问题的分析。Robert D. Kaplan,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Vintage Books, 1994.
（16）Russell Hardin, Self-Interests, Group Identity, in Albert Breton（ed. ）， Nationalism and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6.
（17）Joshua A. Fishman, The Primordialist-Constructivist Debate Today: The Language-Ethnicity Link in Academic and in Everyday-Life Perspective, in Daniele Conversi（ed. ）， 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alker Connor 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Routledge Press, 2004, p. 83.
（18）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Charles Hirschma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3, 1987.
（20）Benedict R.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Press, 2006, p. 6.
（21）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5.
（22）Edward D. Mansfield &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Jack Snyder & Karen Ballen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Doubleday Press, 2003.
（24）Arend Lijphart, The Power-Sharing Approach, in Joseph V. Montville（ed. ），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Books, 1990, pp. 494-495.
（25）Donald L. Horowitz, The Primordialists, in Daniele Conversi（ed. ）， 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alker Connor 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Routledge Press, 2004, p. 116.
（26）Ibid. , p. 127.
（27）Jack Snyder & Karen Ballentine, 1996.
（28）Ashutosh Varshney,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