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20世纪晚期日本走向“东京一极集中”的过程为例，论证了现代社会何以必然走向“过密”的内在逻辑。并试图揭示现代社会“过密”与“过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由过密化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群”，表现为人口过密、企业过密、交通阻滞、社会画一化、社区归属感弱化、城市都心衰落、郊区过疏化等方面，使现代城市面临根本的挑战。过密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空间重组”，是人类在工业文明、现代性背景下的“空间生产”，每一个选择了现代化、城市化道路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只不过因具体国情不同而其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为此，我们应超越“作为问题的过密”，而对“过密社会”展开系统研究，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自人类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开启城市化进程以来，便开始面临“过密问题”。在这里，所谓“过密”，实际上是相对于“适密”而言的。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适当的人口密度为城市文明所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适当的高密度恰恰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质。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即将城市定义为“相对永久性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 世界公认的当代城市研究和规划大师级人物简·雅各布斯也特别强调“密度”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她在那部题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名著中，专设“密度之需要”一节，强调指出：对于城市来说“人流的密度必须达到足够高的程度，不管这些人是以什么目的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本地居民。”[①]在她看来，如果说“都市过密”会导致城市问题发生的话，那么，都市人口密度不足则往往会导致城市发展停滞甚至走向衰败。在这一意义上，城市一般被定义为一个人口众多、密集、且成分复杂的居住区域。
迄今为止，学术界之“过密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研究取向：其一是“问题取向”的过密研究，即将“过密”看作是城市化进程中衍生的一个严重问题。如日本学者森冈清美等在《新社会学辞典》中，即结合日本情况，以“问题取向”给“过密”现象下定义，认为过密是指“在住宅和城市等被限定的空间内，因人类大量集中而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在判断某地区是否存在过密现象时，又因其文化背景、生活样式、地理条件、技术水准等存在巨大差异。作为城市问题的过密现象，往往发生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急剧、过度的集中进程中，主要表现为生活条件的恶化和各种城市功能的低下。具体言之，过密问题主要包括住宅不足和过密居住、学校和城市下水系统、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整备滞后，道路和公共交通机关混乱，大气污染和噪音等公害，土地利用形态混乱等众多问题。”[②]很显然，在上述观点看来，城市的理想状态应是“适密”。
其二是社会形态论意义上的过密研究，可称之为“过密社会论”，即将过密现象作为一种总体性、趋向性社会现象来看待，认为过密现象不仅仅是一种问题的存在，而是一种实体性的、常态性的现象，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向。1965年，日本学者加藤秀俊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高密度社会探究》一文，率先提出“高密度社会”概念，将过密现象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总体性问题展开研讨。提出我们“不仅要注意技术进步给日本带来的‘物理空间’的变化，而且更应注意‘社会高密度化’带来的影响。”[③]
比较上述两种研究取向，我们会发现：第一，“问题取向”的过密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过密现象及由过密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过密对策来减缓甚至解决过密问题。在这一研究取向下，人们固然要注意分析过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其分析所蕴涵的多是一种“对策观念”，潜在的涵义是：只要提出一套对策体系，过密问题便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甚至得到解决，难免堕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与问题取向不同，“高密度社会论”不是将“过密现象”简单地视为一个临时性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现代社会形态看待的，它标志着现代化背景下人类生存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观点看来，过密现象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城市问题，但却强调我们的认识不能止于“问题意识”。因为“问题”研究视角的潜在意义是“对策性”的，即只要我们寻找到解决过密问题的对策，问题似乎便迎刃而解了。而如果将“过密问题”提升到“过密社会”的高度来看待，便会将其作为一个总体性社会问题来看待。
第二，“问题取向”的过密问题研究多只关注人口过密现象，但实际上，作为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复杂问题，“过密”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单纯的人口移动迁徙现象，而应注意在人口移动迁徙的背后整个社会构造的变化，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方面，发现更为深刻的东西。围绕着过密现象，人们无论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取向，都需对过密现象产生的社会内在机理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第三，“过密”与“过大”的区别。在理解“过密”概念时，我们有必要对“过密”和“过大”这对概念进行辨析，日本学者野侣田芳成认为“前者是密度问题，也就是‘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之间的平衡问题。后者则意味着超过了适当规模城市状态。东京到底是过密还是过大？根据上述判断，城市政策会存在着微妙的差异。”[④]伊藤善市也对“过密”与“过大”进行了认真辨析。他认为“过大城市和过密城市虽然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其意义却是不同的。过大城市是指超过了一定规模（适性规模）的城市规模状态。主张抑制城市膨胀、发展者往往愿意使用这一词汇。与之相反，过密城市一般是指‘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之间的相对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二者之间失去了平衡，就会出现如水饥谨、交通阻塞、住宅难、大气污染等现象，这种过密状态往往意味着人类的企业活动和社会生活都陷入难以言状的困难状态。”[⑤]由此可知，“过大城市论是以城市适当的规模为前提的，而过密城市论则是指‘容器’和‘装在里面的东西’应有的平衡为前提。但测量适当规模的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作为复数而存在的。”[⑥] “过密问题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失衡问题，随着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其过密意识和公害意识也愈加强烈。我们必须对上述心理给予密切的关注。”[⑦]
在这里，日本学界对“过大”和“过密”的区别虽然很有意义，但如果我们将分析问题的目光聚焦于东京，就会发现，在东京似乎同时存在“过大”和“过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过大”使“过密”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而“过密”则使城市走上无尽头的“空间过大”的扩张道路。
二、“过密社会”的形成及其内在逻辑
研究“过密社会”，首先应该注意发现其生成的内在逻辑，即揭示现代社会何以必然走向“过密”。在日本走向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其“过密社会论”是在“东京一极集中”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通过“东京一极集中”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过密社会”生成的内在逻辑。
（一）市场力量在城市过密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认为：“自然资源的优势、集中经济、交通运输成本乃区域经济学的三个基石。这三个基石可分别称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⑧]上述三个因素在总体上决定了区域经济集中化的总体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等超强的“集中过程”实际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质。虽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把握现代社会，但以下的特质是不可缺少的，即流动化、多样化、成熟化、情报化，这五者之间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日本国家土地局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其总部设于东京的被调查公司中，有56.3%主要是为了便于筹资和进行金融投资；有45%是需要有一个中心区位以便监督通常处于分散地区的分公司和工厂；有41.7%的是为了便于市场营销；有36.4%是为了从商业机构获取信息；还有31.8%是为了从行政机构获取信息。由此可知，尽管东京的土地、薪水及其他成本都很高，但把公司总部设于此，除了便于筹集资本、投资等金融需求外，解决有关信息资源问题，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⑨]日本十大商社如住友、三和等关系日本命脉的大公司原将本部设于大阪，但近年来却纷纷将其决策机构迁往东京。很显然，这大大推进了东京一极集中的进程。
（二）作为东京集中化发展——国土偏极化倾向，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现代化的整体战略有着密切关联。
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往往充满了激烈的紧张关系。“为争取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斗争（以及二者之间的斗争）往往发生在城市中。在任何社会里，城市都是现代化的中心。……一个民族要想现代化，城市必须走在前头。”[⑩]因此，在理解城市过密问题时，我们不要将其简单地视为20世纪晚期的现象，而要注意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其发生的过程，破解其发生逻辑。如日本学者矢田俊文即认为“明治维新以来幕藩体制的崩溃以及强有力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是东京走向一极集中发展的远因。在这一意义上，东京走向一极构造已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今日所说的东京一极化发展并未发生什么质的变化。”[11]日本历史上具有久远的“中央上位”思想，此种思想不仅表现为中央在军事、政治上的权威和优越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压倒的优势。“这种由‘都’而发出的文化之波，影响于国民意识，确立了中央优越的思想。对都文化，进而对都人产生了强烈的崇拜。对都这一地理空间也产生一种崇敬感。在日本历史上，早在奈良、平安朝即对都人的支配阶级地位表示承认。”[12]不过，值得特殊注意的是，日本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拥有较强地方主义传统的国家，明治维新前的幕藩体制不仅使日本地方保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使地方经济得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系统。这使得在第一轮过密化浪潮中，虽然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但并未形成“东京一极集中”的格局。但由于日本现代国土形成是在中央集权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的城市发展主要是在国家主义的理念下进行国家运营的。作为其结果，国民的‘首都意识’极强。对中央权力的优越性认同较强。[13]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美国当代著名的城市研究专家萨森即认为“在过去三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塑造东京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4]与日本相同，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亦多将城市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故出现了众多的超大型城市。尽管东京圈在不断扩大，但其空间总是会迅速地被新积聚起来的人群所填充而呈现出一种饱和状态。人们对东京的强烈的憧憬转化为一种住在东京的优越感，企业本部不在东京便不是一流企业。个人不住在东京，当然也不是一流人才。由此，即便多付出几倍的代价，也希望住在东京。当整个日本列岛为上述气氛所左右的时候，东京的过密和过大便很自然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三）从时间上看，战后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过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复杂变化。
（1）战前日本的特殊性变化。
战后日本虽然较早意识到过密问题，并对大都市的人口增长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但从总体上看，大都市的人口增长仍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从东京城市长时段的“膨胀史”中即可略见一斑。据日本学者伊藤善市统计，天正十八年（1590年），德川家康入府江户时，当时的江户不过是一“寒村”，但到宽文元年（1661年），江户人口已达30万人。到亨保六年（1721年），已成长为130万人（町人50万、武家50万、僧侣神官约30万）的大都市。当时欧洲大城市的人口分别是：伦敦70万弱、巴黎50万弱，
就人口数量而言，东京此时已堪称是世界级的大都市了。明治十三年（1880年），东京人口仅有96万人，20年后的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倍增至191万人，20年后的大正九年（1920年），又增至370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达到740万，超过全国人口10%。同年的美国纽约人口总数为790万，列世界第一位，可见当时东京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城市。[15]
（2）战后初期城市过密与乡村过疏的对立。
在战后初期日本发展的历程中，过密问题是与过疏问题相伴而生的，是城乡问题在不同地域空间的不同表现。在战后初期发生的“过密”和“过疏”现象中，主要是指“城市过密”与边远农村、山村、渔村的“过疏”。当时的过密问题可以在“城市—乡村”的范式和框架内加以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和大流动，大量人口举家离村，进入城市，遂导致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了所谓“过密”和“过疏”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讲，所谓“过疏问题”，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和农家户数发生急剧大量外流的结果，导致其地域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各种障碍，使地域生产规模缩小，生活发生困难，最终导致村落社会自身崩坏过程。也就是说，过疏是作为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村落社会的解体过程而存在的。在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人口大量涌入于城市，使得过疏问题成为日本农村，尤其是山村地域出现严重而深刻的问题。在上述意义上，日本的城市过密问题实际上是相对于乡村过疏而存在的。
第三阶段到来的标志是“新过密问题”的发生。所谓“新过密问题”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过密现象的最新变化。这里所说的“新过密—过疏”，并非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域变化，而是包括了“城市过密社会”和“城市过疏社会”的含义。新过密化最大的特点是东京圈的一极集中化。[16]即从昭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国土东京偏极化” 的发展趋向，大量人口流入东京。“与昭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不同，此次大阪、名古屋圈相对比例有所降低，呈现出东京一极集中的样态。如果说昭和三四十年代是‘三大都市圈对地方圈’的构图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东京对非东京’。一边是繁荣的东京，另一边则是不景气的地方。”[17]
与东京的繁盛一时相比，地方城市则因“过疏状态”而陷于衰退境地，出现了“繁荣的东京和陷于不景气的地方”。[18]在这一意义上，“新过密”几乎成为东京一极集中发展的同义语。日本学者矢田俊文曾对“东京一极集中”一词的本义进行探寻，认为：“东京集中一词被学界广泛使用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此，‘东京一极集中’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在昭和三十年代前半期，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人口向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集中。后来随着经济增长的平缓，流入三大都市圈的人口逐渐减少，而人口向地方圈的流动则格外引人注目。但是，自昭和50年代后期以降，由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及就业机会由制造业向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其结果是人口移动从地方向东京圈的纯流入再次开始增加。另外，大阪圈的人口连续出现转出超过转入的现象。由此，与30年代不同，东京圈的人口增加最为显著。……迄今为止的‘大都市对地方’的格局变为‘东京对其他’的新构图。”[20]
过密社会成为人类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生存模式。
三、“过密社会”之衍生问题及其对策
从问题视角切入，我们发现，由过密社会而衍生出的问题，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它与现代社会的众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诸多“变态”，积淀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由过密化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是单数问题，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问题群”。一般说来，主要表现为城市市民居住空间狭小、城市交通拥挤、社会画一化、社区归属感弱化、城市都心衰落、郊区过疏化等方面。
（1）人口过密。
到20世纪晚期，日本东京的人口过密问题日益明显，“以东京为中心，由神奈川、千叶、崎玉一都三县构成的东京圈虽然仅占国土全部面积的3.6%，但人口却大约有3000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近年来，以服务经济化、国际化、情报化的推进为背景，企业的中枢管理机能集中在东京。尤其是需求各种情报的金融、保险业以及与情报相关联的服务业都集中在东京中心，特别是千代田、中央、港区三个都城的中心部位。加之，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外资系企业大量进入东京，更加快了东京走向集中化的步伐。”[21]
人口过密问题往往集中表现在都心地区，形成“都心问题”。所谓都心问题，主要是指与大都市心脏部位（CBD）相关联的问题群的总称。在东京都心，城市所应具有的功能已基本消失。作为商务和行政管理机构的都心逐步扩大，而作为居住地、生活地的城市功能则日渐萎缩。夜间人口减少、高龄化、日常生活维持困难、町的界限消失，居民组织与近邻的社会连接几乎荡然无存，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都心是都市现代性的最典型代表。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前近代共同体型的都市性和近现代的大众社会型的都市性，都是与村落性相对举的。共同体型的都市性主要以高雅的宫殿、城郭、寺庙神社为中心，与卑俗的商工住区结合在一起，其空间构造是典型的“圣”与“俗”的结合。而都市性则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支配的基础之上，超越圣性而成为核心。柳田国男所说的“都鄙的感觉”就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支配的基础上的。概括起来说，都市性在价值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自由与放纵”、“美与快乐”、“富与饱和”、“力与优越”等。在这一意义上，“都心”堪称是都市性的典型代表。[22] 但是，在最能彰显都市现代性的都心地域，受地价上涨、社会环境恶化、城市社会功能弱化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由“过密”到“过疏”这一更为复杂的变化，学术界一般把城市都心地区发生的过疏化称为“道纳斯化”现象。
一般说来，所谓“道纳斯化”现象，主要是指都心地域常住人口减少的现象。在都心地域白天劳动者众多，到夜间，因劳动者回到郊外居住而人口骤然减少。此种现象在东京都心表现得最为明显。都心人口减少的原因主要包括地价飞涨、都心地区生活环境恶化等因素。1990年前后，东京千代田区的人口锐减。由于学龄儿童的减少，导致此地区的中小学学生生源大幅度减少，使得一些中小学不得不走向合并。同时，都心人口减少还直接导致购买力的下降，都心商店纷纷倒闭，使得居住在都心的居民苦不堪言，成为东京城市发展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也构成了城市都心地域过密化进程中最为复杂的变化。
（2）企业过密。
作为经济的中枢管理机构的公司本部，大多集中在东京地域内。以平成四年的数据为例，在股份公司上市的企业中，其本部设于三大都市圈的情况是：东京圈占56.2%、名古屋圈占7.7%，大阪圈占24.4%，可见，三大都市圈云集了股份公司本部中的绝大部分。[23]同时，金融功能的东京集中。以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扩展为背景，东京成为与纽约、伦敦相匹敌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之相伴随，众多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东京。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金融机构八成弱都集中在东京，尤其集中在千代田区域。
（3）智力过密与文化画一化。
都市过密与“文化划一化”。超大型城市发展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将绝大多数的文化资源积聚到大都市里，这虽然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文化生产的效率，但往往也会因文化资源过度集中而导致学术垄断，进而出现文化的刻板划一的发展倾向。很多学者敏锐地发现，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东京的一极集中”将导致“文化的全国画一化和创造力的低下”，“东京一极集中必然导致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衰退，从而导致全国文化的画一。”[24]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就城市文化生产的体制而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文化精英过度集中于东京，导致“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往往会对民族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产生压抑。东京一极集中直接导致地方特色文化的衰退，导致文化的全国画一化；第二，作为文化生产的主体——知识精英辐辏于京师，导致地方人才匮乏；第三，“东京一极集中”现象还导致地方大学的衰落，从而使地方社会文化缺乏必要的源泉。“诚然，过去东京即云集了众多的求学青年学子。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不同，近来的学子来东京上学，其更主要的目的是进入东京，享受四年充满魅力的东京生活。在这一风气主导下，地方大学日渐衰落是不可避免的。”[25]
面对过密社会的诸多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先后推出的“过密对策”主要包括：“第一是抑制产业及人口无秩序地流入大城市；第二是促进城市功能向地方分散；第三是促进地方开发。特别是第三方面，要对过密地域与开发地域之间的交通、通讯等方面进行整备，给立足于地方的企业以优厚的待遇。对地方大学进行适当的扩充和整顿。”[26]有的学者还提出建立起“多极分散型国土战略”，但实际上这也是难以实现的理想模式，因为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既然资源多集中在首都，那么，“地方的公司稍微有一点成就，便开始筹划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东京。支撑这种公司本部云集东京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集权型的政治构造。”[27]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过密对策主要包括：
（1）办事处对策。据统计，“1974年有279家外资公司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其中150家是非制造业公司。到1984年为止，日本的外资公司数量达到2256个，其中大约63%在东京中心区设有办事处，22%在东京23个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地方设有办事处。只有15.6%的办事处设在东京以外的地区。”[28]遂导致东京出现严重的办事处集中现象。从1973年前后开始，日本成立了“首都圈过密对策研究会”，参照英国的许可方式和法国的赋课方式，草拟办事处规制：一是关于城市规划规制办事处的建立；二是固定资产的适当征税。所谓“许可方式”，是指在一定地域新增设办事处或变更用途，或试图扩大办事处规模时，需得到行政厅的许可，这可称为直接规制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东京城市中心的三个地区除非是关涉公益不得不做的项目外，原则上予以禁止。所谓赋课金方式，主要有以下两个做法：一是为抑制办事处的无序增加，对办事处增加面积的部分课以一定的赋课金；二是对既存的办事处也课以赋课金。[29]
（2）迁都对策。主张迁都的学者曾提出许多观点，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迁都论”、“分都论”、“扩都论”、“展都论”、“改都论”、“重都论”、“还都论”等。作为解决过密问题的主要对策，迁都虽早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被提到日程上来，但其实施却远非易事。有调查数据显示，很多民众对那种大兴土木式的迁都表示谨慎，而主张将首都功能适当向地方分解的观点则日益增多。“据东京都民银行以东京都内和东京近县的经营者为对象所进行的有关迁都的调查结果显示，回答‘最好稍微向地方分散一些’的占全体接受问卷调查者的60.2%；回答‘希望迁都者’仅占5.4%；主张将首都功能的一部分转移的占3.7%；向东京近县转移功能的占26.6%；主张东京再开发的占20.3%。”[30]
与观点日渐缓和的迁都论不同，反对迁都者的观点似乎更具系统性。反对迁都者的主张主要包括：“（1）东京是近代以来日本走向繁荣的引导者，在国内外已经确立了首都的形象，如果将首都迁往他处，将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在未发生战乱及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实施迁都，在付出巨额经费的同时，整个迁都过程将旷日持久，势必对国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3）在中央集权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实行迁都，迁都后将出现新的集中现象；（4）地价高涨并非仅仅因为建都东京；（5）作为迁都重要论据之一的地震的危险在整个日本都存在。”[31]有的观点还认为通过迁都手段，
将东京的政治中心功能分离出去不能根本解决人口过密问题，因为在迁都过程中真正能够实现移动的“实际上仅有56万人左右，不足首都圈3256人中的2%，无助于首都圈过密问题之解决，同时，迁都从来就是大兴土木的事情，其过程极易发生腐败问题。”[32]
（3）“职住合一”：鉴于“职住分离”背景下东京市民将大量时间用于通勤，苦不堪言的现状，“以至于东京政府颁布一条法令，新建办公楼宇必须兼备住宅的设施。”[33]但这种“职住合一”的模式对于地价腾贵的东京来说，实在有些脱离实际。
上述过密对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密步伐”，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社会集中化的发展趋势非但没有止步，仍在继续阔步前行。
四、“高密度社会”与现代文明活力
在以“东京一极集中”为主要特点的城市高密度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现代文明保持应有的活力，成为评价城市过密现象的关键。以美国著名的城市研究家芒福德等人为代表，对城市过密表示强烈的批判和质疑。芒氏的观点是在回答“城市是什么？”这一有关城市最基本的追问过程中展开的。在他看来，城市就是“社会活动的剧场”。相较于城市与自然环境、城市与公众精神价值之间的关系，城市设计和经济功能是相对次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件总是有一个合适的数值，一旦当前的状态超过了这个数值，那么市民每一项需求的增长都会带来困难。同样，地域扩张也有最合适的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就不是重要的社会关系，而是直接导致城市的瘫痪。……就临时性交往而言，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单位，但是作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单位，如果整个区域都被密密麻麻的人群所覆盖，社区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功用，因为密集的人口不仅会将整个交通动脉阻塞了，也阻断了社会功能的发挥。”[34]可见，城市过密现象否定论者往往将城市过密与城市衰败联系在一起展开其论述，他们断言城市过密是导致城市衰败的罪魁，主要表现在：
（1）过密状态下城市人自主支配的“私的空间”和“私的时间”的丧失。有的学者以“城市过密与公私空间的变化”为切入点，认为生活在过密的城市中，人类有可能失去文化创造力的基础。作为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人类必须拥有可自主支配的“私的空间”和“私的时间”。但是，“在地价飞涨、通勤时间无限延长的东京，人们失去了思索所必须的‘私的空间’和‘私的时间’。”[35]从而导致城市文明走向衰落。
（2）就城市文化生产的体制而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文化精英过度集中于东京，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居于强势地位，往往会对民族的创造力和批判精神产生压抑。在日本历史上，安定承平时间长久的时期，往往会出现以首都为中心的文化思想画一化、停滞化，导致民族创造力的低下。”[36]
（3）居住空间和职场空间的矛盾。由过密而引发的城市问题反映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困境。“在东京有理想的职场却无居所，在地方居有所却无富有魅力的职场。”[37]
（4）中央依存思想。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审视过密问题，就会发现，这种“中央依存思想”内化于日本人心理深处，直接导致日本列岛的文明发展逐渐走向倾斜。这种依赖政府的国民思想，表现在地域范围内，主要与首都依存相关联，导致地方失去自信和地方经济发展空洞化。
（5）危机论。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暴力破坏行为、军事攻击等人祸，使首都功能陷于瘫痪的危险。以地方经济停滞为代价，首都圈经济获得了发展，但另一方面，因地方经济陷于停滞，出现了国土均衡发展的问题；地价的高腾，导致拥有土地者与无地者之间不公平的扩大；公共事业费消失在土地费之中，社会资本的整备进展困难；高地价和高租金阻碍了外国企业的进入，已进入的企业则开始逃逸；城市过密化导致市民生活的贫困；资源、能源供给的困难。[38]
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总体性的基调是对城市过密的批判和声讨。正是在上述批判取向的基础上，一种“空间分散”的发展战略开始占据上风。“所谓空间分散战略，就是通过消极控制和积极引导的途径，适当地限制中心大城市的经济活动或将其一部分经济活动引向国内较小的城市或其他地区，从而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开发新地区，控制城市——乡村人口转移，建设新城市，分散城市就业等办法。”[39]城市过密诚然可以发挥其“巨人效应”，但因城市过密势必使其城市的“可把握性”和“可使用性”降低，而使那种高效率大打折扣。
与上述反对城市过密发展的观点不同，世界公认的城市研究和规划大师级人物简·雅各布斯则对“密度”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持一种理性分析的态度。她认为对于城市来说，密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人群如果过于稀疏。倒是会带来一些变化，但那是不好的变化。……只有人群集中在一起时才会产生便利的价值。”[40]都市人口密度不足则往往会导致城市发展停滞甚至走向衰败。在城市过密及其所蕴涵风险评估的问题上，简·雅各布斯是一个典型的乐观主义者，它认为“时代已经不同了。从埃比尼泽·霍华德站在伦敦的贫民区前，得出结论说为了拯救这些人，必须抛弃城市生活到现在，时代变了。很多领域的进步（相比之下城市规划和住宅改革倒真的是奄奄一息），比如在医学、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营养和劳工立法方面的进步都深刻地改变过去曾经与城市的高密度生活密不可分的危险和恶劣条件。”[41]
由此出发，我们也不能忽视都市过密发展的某些正面效应，表现为：（1）效率高。由于政府机关、民间企业的总部机构大多集中在东京，使得与政府及其他企业相接触的业务只在东京即可办理完成，保持了较高的办事效率；（2）因情报的发信源集中在东京，可以迅速搜集到准确的情报；（3）东京作为第三次产业发展的中心，获得了较快的发展；（4）东京与纽约、伦敦、巴黎并称为世界性城市，“东京将来自日本全国乃至世界上的人、物、财、情报集中起来，经过加工，又传往全世界。这样，东京既有巨大的‘受信功能’，又有强大的‘发信功能’。东京的活力来源于由地方进京的人群之中，来源于世界各文明。”[42]“东京集中化现象一方面赋予东京以活力，使国际情报都市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使东京及其附近的房价昂贵，住宅困难，交通阻塞等问题相伴而生。”“将人口和产业以及文化高度地集中在某些地域，对于增强人们之间或诸文化间的联系密度大有裨益。因为将人口、技术、思想、艺术高度集中于某一地域，便于人们交流思想，建立起密切的协作关系和竞争体制。”[43] 准此而论，高密度城市社会已经来临，这种人口的集聚是不可避免的。“上世纪60年代，日本做了第一个空间规划（即国土规划），其理念是：防止经济和人口向特定的大城市集中，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依据这一理念，日本一共做了五次国土规划，花了几十年功夫，最后还是未能阻止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可见，集聚是个规律，是阻不住的。”[44]
虽然日本人普遍承认“一极集中”的东京城对于支撑日本的发展和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城市过密带来的弊端亦使改革过密城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85年，在“经济同友会”中举行的问卷调查中，反对东京“一极集中”者达到73．9%，主张培育区域中枢城市的观点占89．8%，而持“地方分散促进论”观点的占75．6%。而在国土厅主持的全国市区町村长的意见调查中，“东京一极集中论”的反对者达76．6%，“地方分散促进论”者占91．9%，主张培育区域中枢城市的观点占80．2%，可见对“东京一极集中论”提出质疑的观点占据了优势。[45] 其中，“东京的发展”和“日本的发展”是最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虽然“东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日本的发展”，但值得提出的是，“东京的发展”不等于“日本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断言，将日本的发展完全凝聚在东京这一空间，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国土空间浪费，而且在多自然灾害的日本还蕴涵着巨大的危险。以平成7年阪神—淡路大震灾为契机，唤起了大都市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对东京一极集中反思的议论也日益高涨。因此，我们应该对“东京中心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
如何看待现代化背景下的城市“过密问题”，在学术界迄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迄今的观点绝大多数是将城市过密现象作为“问题”加以研究，忽略了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过密社会”实际上已成为现代人一种实际的生存形态。为此，我们应超越“作为问题的过密”，而对“过密社会”展开系统研究。笔者认为：过密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空间重组”，是人类在工业文明、现代性背景下的“空间生产”，每一个选择了现代化、城市化道路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只不过由于许多具体的国情不同而其表现形态有所差异。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对日本战后以来“过密”现象的产生及对策进行系统深刻的研究反思，自然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本文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②][日]森冈清美：《新社会学辞典》，有斐阁1993年版，第215页。
[③] [日]加藤秀俊：《高密度社会探究》，《中央公论》1965年4月1日。
[④][日]野侣田芳成：《大都市政策——城市的危机与再生》，产业能率短期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5页。
[⑤][日]伊藤善市：《地域活性化的战略》，有斐阁1993年版，第15—16页。
[⑥][日]伊藤善市：《地域活性化的战略》，有斐阁1993年版，第15页。
[⑦][日]伊藤善市：《地域活性化的战略》，有斐阁1993年版，第16页。
[⑧] 参见卓勇良：《空间集中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⑨] [美]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⑩] 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页。
[11] [日]矢田俊文：《国土政策和地域政策》，大明堂1996年版，第5页。
[12] [日]池口小太郎：《日本的地域构造》，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42年版，第22页。
[13] [日]远藤晃等：《人类复权的地域社会论》，自治体研究社1995年版，第61页。
[14] [美]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15] [日]伊藤善市：《地域活性化的战略》，有斐阁1993年版，第18—19页。
[16] [日]佐藤俊一：《战后日本的地域政治》，敬文堂1997年版，第411页。
[17] [日]升秀树：《分权型国土的构筑和自立的自治体的形成》，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平成三年版，第97页。
[18] [日]升秀树：《分权型国土的构筑和自立的自治体的形成》，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平成三年版，第98页。
[19] [日]矢田俊文：《国土政策和地域政策》，大明堂1996年版，第3页。
[20] [日]《转型期的日本》（提案集），社团法人，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平成4年版，第604页。
[21] 《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平成4年版，
第602—603页。
[22] [日]森冈清美：《新社会学辞典》，有斐阁1993年版，第1091页。
[23] 《转型期的日本》（提案集），社团法人，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平成4年版，第544页。
[24] [日]阪田期雄：《地域活性化及其战略》，平成元年，第16—17页。
[25] [日]阪田期雄：《地域活性化及其战略》，平成元年，第14页。
[26] [日]伊藤善市：《地域活性化的战略》，有斐阁1993年版，第16—17页。
[27] [日]矢田俊文：《国土政策和地域政策》，大明堂1996年版，第9页。
[28] [美]萨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29] [日]伊藤善市：《地域活性化的战略》，有斐阁1993年版，第18—19页。
[30] [日]坂田期雄：《地域活性化及其战略》，平成元年，第37页。
[31] [日]坂田期雄：《地域活性化及其战略》，平成元年，第40页。
[32] [日] 市川宏雄：《关于东京再生的认识》，《产经新闻》2001年6月7日。
[33] 杨汝万：《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城市》，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34] [美]路易斯·芒福德：《城市是什么？》，载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35] [日]村松岐夫：《东京人》，1987年夏季号。
[36] [日] 池口小太郎：《日本的地域构造》，东洋经济新报社1967年版，第276页。
[37] [日]升秀树：《分权型国土的构筑和自立的自治体的形成》，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平成三年版，第177页。
[38] 以上见坂田期雄：《地域活性化及其战略》，平成元年，第16—17页。
[39] 王耀东：《第三世界城市发展空间分散战略述评》，《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
[40]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41]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42] [日]升秀树：《分权型国土的构筑和自立的自治体的形成》，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平成三年版，第131页。
[43] [日]池口小太郎：《日本的地域构造》，东洋经济新报社1967年版，第276页。
[44] 王胡瑞：《高密度城市不可避免》《羊城晚报》2005年8月4日。
[45] [日]太原光宪：《都市政治的变容和市民》，中央大学出版部1995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