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10年04月15日）发表《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文章，其中谈到“中产阶层”发展问题时引用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主编陆学艺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2010年02月11日）记者（黄冲、韩妹）采访时说的一个论断。作者称：“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这使笔者想起陆学艺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的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其它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让人费解，因此不能不对其提出些微质疑。
一
陆学艺先生说：“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期。”“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陆学艺先生认为，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社会还存在严重问题，这就是“该大的阶层还没完全大起来，即中产阶层；该小的还没小下去，即农民”。
陆学艺先生还给“中产阶层”界定了一个标准，即“主要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国家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等。这样一来，教员、医生、护士、记者、编辑都是中产。工人、农民中也有中产，比如中高级技师，他们是‘蓝领’里的‘白领’；其次还要看经济收入和文化水平。但光看收入也不好说，北京一些出租车司机比我收入还高，但他是工人，我是中产。所以主要还是看职业。即使一个人买房子、买股票亏了本，但他的身份如果没变，他还是中产，除非他辞职去当工人了”。此外，“‘蚁族’是中产的后备军”。“每年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超过40万人”，“每年毕业的600万本科生，去掉200万没就业的，也有400万人”。陆学艺先生说：“咱们13亿人口里，有七亿七千万就业劳动力，1个百分点就是770万人。也就是说，每年会增加770万中产。”
按照陆学艺先生的这个划分和计算，“自1989年有私营企业主的统计以来，每年平均增加的私营企业主有76万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中产；每年平均增加100万个个体工商户，摆摊收入微薄的不算，去掉80%，还剩大概20万人”。
这就是陆学艺先生所说的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的根据。
陆学艺先生的这个说法仅仅是根据数字上的机械统计推论出来的吗？在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变数”呢？陆学艺先生还以能买得起小汽车和大户型的房子为例说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和收入的可观度。这里，笔者禁不住要问：仅凭买房买车方面的“数字统计”就断定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比例，这也难免有些“形式化”、“机械化”吧？占中国13亿人口总数极少部分的现有中国“富贵阶层”的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拥有一辆或几辆小汽车和拥有几套豪华住宅的现实了。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不是“富人阶层”的个案，而是一个基本的现状。如果考察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数量仅以小汽车和房子的数量来估算，并使用包括“富人阶层”这方面的占有数来统计，并以“平均数”来表达，那么，由此而推导出的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数量，那就不准确了。陆学艺先生单用汽车和房子来例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实在是有点偏激或是脱离实际，或可说是一种“以点带面”的笼统推算。其说服力的微弱自然可想而知。
二
所谓“中产阶层”若按照陆学艺先生的如此划分和统计，其实已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教员、医生、护士、记者、编辑都是中产。工人、农民中也有中产”。中国大面积的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长时期拿不到薪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医生、护士、记者、编辑的工资除却保证基本的生活必须消费外，很少能有可观的家庭储蓄的。因此，当我们讲“中产阶层”时，一般是将其着重点是否达到“小康”标准，并不是要一个不考虑这部分阶层人实际生活水平质量提高的标准。因此，我们不明白陆学艺先生的这个“中产阶层”划分标准为什么不按照人们“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的“标准”的“实际比差”来界定呢？
因此，不从实质上考虑，只是按照所谓的职业上的“蓝领”、“白领”来形式划分，这中划分和估算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况且陆学艺先生还执意在按照“主要看职业”来划分是不是“中产阶层”时，是将 “中产阶层”与“工人”和“农民”相对而言，这就将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经济社会里的地位给降低了。
陆学艺先生指出对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来说“即使一个人买房子、买股票亏了本，但他的身份如果没变，他还是中产，除非他辞职去当工人了”。可见。按照陆学艺先生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定和划分原则，只能给人们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被确认为是 “中产职业者”的身份，即便沦落为现实社会里的“贫困者”，那也是“中产阶层”里的人。因此，照陆学艺先生的这个界定原则说法，中国只要扩大“白领阶层”的规模，那么中国的中产职业人数就自然上升，中产阶层的比例就自然能预期达到“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这真是一个令人不能接受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理论观点。
笔者认为，忽视了人的实际收入和基本的生活必须消费的“实际”的比例统计，以及在这方面的“地区差”，是绝对无法统计出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在整个“就业人口”的真实百分比的。除非接受陆学艺先生的关于“中产阶层”的界定和划分理论，我们才能相信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占有整个“就业人口”的23%；否则，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其实不过是一个鼓舞人心或是安稳人心的说法而已。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之大之悬殊，这是中国政府都承认的基本事实。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承认目前中国大约有2亿贫困人口，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完全的“现代化”还得需要100年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国情面前，陆学艺先生依然按照自己的推算，估测中国的“中产阶层”的“黄金发展期”的到来，这显然是在做“书斋文章”。即便我们按照陆学艺先生的期待去发展中国的“中产阶层”，让“中产阶层”向“富人阶层”迈进，那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渴望”，甚至将会进一步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目前中国的“富人阶层”富得让一般百姓不可想象，更不敢攀望。即便是陆学艺先生给界定出的那些处在“中产阶层”的人们，在面对那些巨大的财富拥有者时，也只能是对其翘望而不敢与其攀比的，至于对那些尚未进入“中产阶层”的低收入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可望而不可想的事情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员、医生、护士、记者、编辑”必然占有社会“有职阶层”的大部分，然而如果单靠“薪水”那是无法达到真正的富裕的。陆学艺先生在划分“中产阶层”时并没有给出一个收入上和消费上的“量化标准”，只是笼统地按照职业划分。这样一来，虽然中国的所谓的“中产阶层”在数量占了客观的比例，在实际生活水平上那却是不容乐观的，是一个必须关顾和研究的严重问题。中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这种意义的“中产阶层”的收入确实很高，这让内地的“中产阶层”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只能对他们表现出羡慕不已的神情。
陆学艺先生说，我国的“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如果按照陆学艺先生说的我国“每年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超过40万人”和“每年毕业的600万本科生，去掉200万没就业的，也有400万人”计算，并且从这部分人是“中产的后备军”来看，这自然又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前景。陆学艺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我国社会“该大的阶层还没完全大起来，即中产阶层；该小的还没小下去，即农民”的问题一面就会很快地得到解决。我们当然期盼这样的现实尽快到来，越早越好。
三
陆学艺先生认为，西方的“中产阶层”之所以获得很大的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是因为西方的“中产阶层”代表了他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我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不是中产阶层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还没有形成。陆学艺先生还举例说：“你看，现在去国外买豪宅的是中国人，跟蛇头偷渡到外国打工的也有很多中国人。这就要命了，哪个现代化的国家有这么多人往外跑？有钱人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也要跑呢？于是陆学艺先生又提出了个“重建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他断言，中国要重建“核心价值观”，这不是一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中国的社会重建，可能需要几代人。”在这里，笔者不知道陆学艺先生所说的“去国外买豪宅”的有钱人包不包括那些逃到国外的大量贪官和诸如赖昌星这样的不法财富占有者。
原来，陆学艺先生因为中国社会里的“中产阶层”没有更快速度的剧增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形成。那么，这个还有形成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中产阶层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支撑者，也是消费主力，他们既不像有钱的瞎消费，又不像没钱的消费不起；在政治上，中产阶层的政治观念一般和执政党是一致的，它们要求社会稳定和谐，趋于保守；在文化上，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消费者”。陆学艺先生的这番表述，是不是在说他的那个“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呢？
为了使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迅速地崛起，陆学艺先生给出了中国发展的宏观安排意见，他认为中央已经提出的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安排上不科学，这样的一个发展排序不利于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正确的排序应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他强调“不能因为‘社会建设’后提出来，就放到最后”。陆学艺先生认为“现代化国家的农业劳动者至少应该在30%以下，而今我们还是40%以上。如果我们在近期能先把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好了，50%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好了，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就达到了就业人口的50%了呢？“50%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就是解决“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问题”呢？当然，在陆学艺先生的思维中，解决农民工的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将农民工变为城市里的实际居民，由此农民工的问题就得到了根本的解决。然而这是一个怎样的解决策略呢？
统观陆学艺先生的“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期”的判断和他在接受采访中谈到的诸多观点，其中不乏智慧之处，但笔者总感觉到老先生在做“形式上”的文章，并且是在用“机械的数字”来说明“机械的数字”问题。因此，从中国社会的最现实处看，从很多不依我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变动不居的客观条件上看，陆学艺先生的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诸多观点很多是让人费解的，其中的一些“说法”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和接受！
作者单位: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金州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