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人权道德
潘绥铭[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2）
摘要：性的人权道德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个体在性方面的表现或选择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利”。传统性道德在国家（社会）权力、完整人格层面解读“性”，蒸发了个体性权利。近30年来，随着社会的整体变迁，中国人主宰自己摸索出情感方面的人权道德，表现出对个体权利的逐渐回归。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性的人权道德应该是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以爱情为主导去从事一切性方面的活动。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双方之间或者双方与其他人之间发生了权利方面的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寻找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界线，达到“没有受害者”的境界。
传统性道德的虚妄
中国传统性道德，不论具体内容如何，一直有两大前提：首先是把社会（甚至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其次是把个人在性方面的表现与整个人格对立起来。它假设：第一，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就必然危害社会，甚至危害国家；其次，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此人也就必然一无是处，甚至是禽兽不如。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不仅是国家有权力来管制和惩罚这样的个人，而且每一个家族甚至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去“个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
可是在最近的30年里，在社会整体变化的推动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两个假设其实都是荒谬的。从历史来看，满清时代的中国人是非常“正经”的；可是，这种“正经”既没有抵御住西方文化的入主中原，也没有让中国人为人类文明做出任何显著的贡献。从现实来看，在当今的中国，哪里的、什么人中间的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最多？是大城市里的年轻白领们。哪里最少？是穷乡僻壤的中老年农民。那么，哪里的社会更先进呢？哪些人才是创造社会价值的主力呢？
于是传统性道德不得不逐渐冰消雪化；可是主流社会又提不出什么新思想，只能徒劳地呼唤着“复归”。于是许多人都开始对“道德真空”忧心忡忡，甚至惊恐万状。
其实，道德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怎么可能出现“真空”？许多所谓的“超前分子”们正在建设着一种崭新的性道德，而且绝对是从中国国情里产生出来的。唯一的问题仅仅是：主流社会和主流舆论仍然不肯承认那也是一种道德，更谈不到去认识和学习了。
下面以两种社会现象为例来说透新道德的表现。
“不婚同居”分析
最近以来，城市中的流动劳动者经常这样做，包括一些从农村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这种性关系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萍水相逢”、“自己做主”和“互不纠缠”。
许多人把它视为“道德败坏”，可是：
第一，“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空前地、充分地尊重对方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否则，纵然有万千的“自己”巴望着不婚同居，又岂有一个“对方”会答应？反过来看，在当今中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内强奸”何其多。相比之下，究竟哪一个才更道德一些？
第二，“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反过来看，那些非要“棒打鸳鸯”的父母、那些为了离婚大打出手的配偶、那些自己无性还不放人的夫妻，可曾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道德？
第三，“不婚同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如果这还不算新道德，那就太短视和浅薄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多次再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吗？
第四，“不婚同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难道还要让它继续杀害所谓“失贞”者吗？
当然，就像它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不婚同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问题是，如果只知道它破坏了什么，却看不出它建设了什么，那就是观察者的失误了。
“一夜情”分析
它在性的人权道德方面比“不婚同居”更加具有典型意义。它被主流社会视为洪水猛兽，就连一些在许多方面的观念都已经很开放的中国人，一说到它，仍然很容易义愤填膺。
可是，一夜情是嫖娼卖淫吗？是拐骗诱奸吗？是第三者插足去破坏原有婚姻吗？都不是。它只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人，在明白自己的与对方的权利的界限的基础上，出于自觉自愿的性需求，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共同过一次性生活的协议并且执行了这个协议。它既没有损害当事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权利，更没有侵犯任何其他人的同样的权利。因此，它不可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危害。它最完美地实现了性的人权道德，却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道德。
凡是出于传统道德而反对一夜情（乃至一切非婚性行为）的人，说到最后，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一夜情损害了另外的人的情感。这里所谓的“另外的人”，可以包括一夜情里的任何一方的配偶或者恋爱对象，也可以包括任何一方的亲朋好友，甚至可以包括所谓的“社会大众”。
这种“损害情感论”，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社会进步，只是这样说的人们未必都意识到而已。在以往，非婚性行为都被视为“有伤风化”，就是损害了“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被作为“公诉罪”。可是，现在却被认为是不同个体之间的情感冲突，已经与“社会秩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变成了“民不举，官不究”。这是性革命的成果之一。
可是，“损害情感论”的致命伤在于：两个人结婚，就必定意味着情感上的互相独占与垄断吗？任何一方如果逃离了这种独占，就必定是对另一方的损害吗？
我认为，凡是相信这种理论可以成立的人，其实都是把爱情与婚姻混为一谈了，也把理想状态与现实存在混为一谈了，尤其是把性关系误解为两个独立个人的“合为一身”了。这些人很可能忘记了：如果双方真诚相爱，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切“道德”都毫无用处，就算是强迫他们违反，他们也做不到。道德恰恰是说，如果有一方不再爱对方了，那该怎么办？可是在我们中国，这种“爱情道德”其实恰恰是最缺乏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很少有真正的自由恋爱，大多数与自由恋爱有关的道德，其实仅仅是婚姻道德的派生物，甚至根本就是别无二致。例如，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哪怕仅仅是介绍对象，一个人也不应该同时与两个人保持接触，这不是专偶制的婚姻道德吗？可是，爱情难道应该与婚姻一样地独占吗？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就不许爱别人，你爱了别人就是对我的伤害；这样的道理能够讲得通吗？这不还是等同于人身强制，甚至是奴隶制？
其实，这种感情纠葛，恰恰是运用人权道德才最容易解决。甲不爱乙了，可是乙还爱甲，那么甲在脱离乙的情感独占的时候，就应该充分地为乙多考虑一些，寻找和采用最不容易造成冲突的方法，包括经济补偿在内，而不是自顾自地“发动内战”。同样，乙也就不应该以“占有权”为后盾而发起冲突，而是应该明确自己所需要的具体补偿并且争取之。君不见，这些年来离婚的与恋爱分手的越来越多，但是酿成悲剧的却在减少。也就是说，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主宰自己摸索出情感方面的人权道德。如果谁现在还来鼓吹“严惩负心者”，那么至少在都市年轻一代里，人们会笑话他（她）的。
总之，传统道德其实并不能制止分离，反而会给我们造成悲剧；人权道德并不想制止分离，却会为我们减少痛苦。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一小步，一夜情就应运而生了：事先约定了分离，也就不会有痛苦，反而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与需求。反过来，那些处于“离婚大战”中的夫妻或者情人，失掉了“性福”，却无法换来“破镜重圆”，到底苦了谁？
把道德规定为仅仅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这是一切专制政权的安身立命之本。它所牺牲掉的，其实是人们生活更加美好的可能性。21世纪了，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做这种道德的奴隶了。
传统性道德的历史来源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崇拜国家，所以总是喜欢把个人的“越轨”都归结为社会的“失控”，所以总是喜欢乞求权力来“管理”自己，也就喜欢把伸张个人权利视为“自私自利”和“无法无天”。可结果是，恰恰因此我们很难学会在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一放就乱”和“诚信缺失”的直接源头。在性方面则突出地表现为那些权贵们一旦“解放”，要么就仗势欺人（例如专门针对下属的“搞小秘”），要么就回归传统（例如模仿妻妾成群的“包二奶”）。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又来源于我们几乎从来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和生活过。因此培养不出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例如，有的“叛逆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当众接吻，离别人的鼻子不到一尺远。他们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表现权”，却没有想过这同时也侵犯了周围人的“不看权”，而且自己并没有权力强求别人“眼不见为净”。可是反过来，对此义愤填膺的“别人”，却又都是以“伤风败俗、人人喊打”为道德武器，根本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所应该维护的仅仅是自己不看的权利，而且并不能因此就必然产生制裁别人的权力。正是因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这两个概念（这是时下中国文字中最普遍的“笔误”），最近20年来关于性道德的争论，基本上是低水平的“双盲窝里斗”。这种争论，可以吸引眼球，也可以发泄道德情感，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娱乐；唯一不可能的是创造出任何新的性道德。
再例如，在所有涉及“第三者”的官司中，我们的法官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不做卫道士就得做教唆犯。其实，如果我们不再非要对“非婚性关系”表态，而是把涉及者视为三个独立而且平权的个体，那么在每两个人之间，谁侵犯了谁的权利，谁欠谁多少，就很容易搞清楚。一般来说，是中心的那个人，既欠婚内那人的又欠婚外那人的，而婚内与婚外的那两个人则根本毫无关系，根本不应该发生冲突：婚外的没有权力拆散婚内的，婚内的也同样无权要求法律惩罚婚外的。
人权道德的西来
纵观先进文化的发展史，无一不是一边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建设着基于个人权利的普遍道德，一边也发生着和接受着“性革命”；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否则，那里的“性混乱”远比中国厉害和普及得多，社会争论也尖锐和对立得多，为什么全社会用不着“齐抓共管”却也欣欣向荣？
在发达国家，所谓社会的性道德已经被转化为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个人当然也可以组织起来）。例如：如果您认为隔壁的“成人书店”应该关闭的话，那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出具体的证据来说明，该书店究竟侵犯了您的什么具体权利，光说“有伤风化”不行，泛泛地说“毒害青少年”也不行。反之，这家书店之所以能够在您的隔壁开张，也一定是拿出了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具体证据。
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故事：1993年我在美国，
去一家“成人书店”，发现那里的情色画报都包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封套，只能看到封面，无法当场打开看里面的内容。我回去跟一位美国教授说：“卖书的商人真聪明。要是允许顾客当场翻看，那恐怕就没人买了，都在那里看了。”教授说：“我倒觉得这恐怕是你中国人的小聪明。”然后马上带我一起去那家书店，问那位黑人年轻售货员。人家只回答了一句话：“I don’t like it。”（我不喜欢看。）教授问我：“这下明白了吧？”其实，我是好几天才真正明白的。
这就是性的人权道德的真谛：你是顾客，来买画报，我售货员不能侵犯你买你看的权利，不能对你“劝善”。可是我售货员却不喜欢看，因此你顾客不能当着我的面打开画报来看，因为我作为售货员不能离开，所以你顾客这样做就是侵犯了我售货员的不看的权利。你和我都是平等的人，不能搞什么“你死我活”，所以咱们之间只能寻找一个互不侵犯的中线，以保障双方的各自的权利，那就是在画报上加装一个封套。这样，你牺牲了翻看的权利，却保住了看封面的权利；我呢，也牺牲了不看封面的权利，却坚持了不看内容的权利。这就形成了建立在人权道德基础之上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对“性的人权道德”的表述
总而言之，这种性的人权道德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而不是盲从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开放的），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而不是诱、骗、欺、压），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而不是天马行空），以爱情为主导（而不是“唯情爱主义”，更不是利欲熏心），去从事一切性方面的活动。
第二，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双方之间或者双方与其他人之间发生了权利方面的冲突，那么绝对不是以“好坏、对错、美丑”等等道德标准来剥夺或者减少任何一方的权利，更不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寻找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间界线，达到“没有受害者”的境界。
这里面的要害是：必须把我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从传统的“是好还是坏？”转变为“是否损害了他人的同样的权利？”尤其是要坚决反对那种“因为我是好人，所以就有权力去打击坏人”的道德标准。
人权道德，来之不易
这样的人权道德，不仅仅是来自发达社会的榜样，更是来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当年，我曾经短时间当过红卫兵。我认为我是正确的、革命的，因此我就天然地拥有了改造别人的权力，包括骂人、打人、打死人。尤其是，我是高尚的，绝对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因此我就更可以这样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当年我同班同学的“红卫兵战友们”，一些十六七岁的毛孩子，为什么可以打死老师，甚至打死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是因为毛主席“以革命的名义”篡改了道德标准，赋予了“红卫兵”无限的道德优越感，它足以产生无限的权力，足以破坏一切人间的规矩，足以泯灭起码的良知。如果我当时知道：无论自己多么正确，也无权损害别人的权利，那么我是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情的。
时至今日，我们这一代人，行将就木。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血与泪的教训传递给后代；如果还放任一些社会势力去扑杀“弄潮儿”；或者反过来，不能让“弄潮儿”懂得必须尊重别人“不看”的权利；那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所以我要不断地呼吁：“正确”不能给自己带来特权，“正确”不能成为道德标准！人与人之间，唯一的道德尺度、唯一的交往方式，就是“充分行使自己那些不损害别人的权利”。
这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不就是这样的道德吗？
结论
性革命不仅仅是摧毁了传统道德，更是建设出一种新道德。如果说我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主要是论述性革命的正当性的话，那么21世纪里我就要为“性的人权道德”的优越性而大声疾呼。
如果这条路不被打断，那么中国性革命的前途就会像它本身那样美好。
参考文献：
李银河，《性、爱情及其他：李银河自选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
李银河，《李银河性学心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2月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年1月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2007
潘绥铭、白威廉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潘绥铭，《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以“多伴侣性行为”的调查分析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2，（4）．
潘绥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道德》，《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6日
[①] 潘绥铭，195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