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到唐逸先生最新作品集《幽谷的风》这套书之前，我预想它是一套沉思录或论说集之类的东西，而不是散文集。这并不是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唐先生不善于写散文，而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唐先生是一个善于沉思的学者。实际上，在这三本文集里，有不少篇章，不管是从论题看还是从讨论的方式看，都不属于散文，而是属于很凝重的学理性文章。所以，我倒更愿意把这套书看作是唐先生的沉思集或论说集。
这可能与我对散文的偏见有关，更切说，与我对学者写散文的偏见有关。据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从近代以来看，似乎更像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不仅是作家、记者、家庭主妇写散文，而且学者们也纷纷写起了散文。从倡导白话文开始，我们很难找到不写散文的学者，写散文甚至成了一些学者的主业。结果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甚至被冠以“国学大师”的，我们竟读不到他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而只能读到他的散文、杂记之类的东西。而今天，写散文似乎更成了一些学者的要务乃至“使命”。有一位现在红透大江南北的“学者”曾在某报撰文说，散文与随笔是学术厚积薄发的最好形式，所以，学者们，持别是像他这类自命的大学者们，都应当多写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出经入史、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照如此逻辑，爱恩斯坦痛快地打一个喷嚏也会成为一个大发明。
然而，令人汗颜的是，对于学术-思想界来说，我们真正缺的不是优美的散文，不是鲜活生动的随笔，而是厚重有力的学术著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从上个世纪“五·四”启蒙运动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可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那些理念，诸如民主、科学、人权、平等，特别是自由，却一直未得到学者们真正严肃而系统的思考。相对于层出不穷的学者散文相比，有关这些理念的深入而系统的探讨的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甚至简直可以说是没有！而这些理念却恰恰是我们今天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与世界的基础。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时至今日，为了理解与追问构成当今社会价值核心的那些理念，我们能够越过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学者，也只能越过他们，而不得不直接去找诸如洛克、卢梭、康德这些“洋老师”。作为后学，我曾经希望能从近代中国学者那里找到理解这些理念的厚重著作，可是，最终我只能失望——我能读到的，更多的是他们的散文。于是，我曾发誓不读学者的散文。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当然无可非议。它永远有存在的理由。甚至，由于它在形式与内容上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定，是一种最无规定、最为开放的文体，因此，也就注定它会有最多的作者与读者。
然而，也正因为它最无规定，也注定了它最不可能承载严格的学术，最不可能表达系统而深邃的思想。因为学术需要严密的论证，而不是个人一时感受的抒发；思想需要系统的自我规定，而不只是个人生命体验的直接表达。如果一个学者总是以散文来表达他的学术，那么，他的学术的可靠性与严肃性就是值得怀疑的；而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学者只能以散文来表达思想，那么，这表明这个民族的学者还没有真正承担起他本应承担的学术-思想使命，即提供客观的学术与系统的思想，而是仍沉迷于抒发私人情感与片断体验；同时也表明这个民族的思想与理性尚未成熟，因为思想与理性正是在系统的自我规定中走向成熟与客观，走向真正的自由。虽然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但是，理性只有通过思想完成系统的自我规定，它才能从喜物悲己的个人遭际中解放出来，达至自主自律的自由，而臻于客观从容的博大。帮助人们走向自由，也就是帮助人们走向独立自主，走向客观从容，而这也就是走向成熟。只有这种能帮助人们成熟而走向独立自主的自由思想，才是真正有客观力量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如何能由散文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如何能由沉迷于抒发私人情感与片断体验的“学者”来承担？
回首百年历程，我们学者在有关天下那些普世性的基本问题上的思想建构工作可谓乏善可陈。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学者们怠于系统性的沉思推究而溺于散文式的激扬文字这种文人式习性，显然难辞其咎。如果说那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学者们不易超越，但是这种主观方面的习性却不是不可移易的。实际上，即便制约学者们在学术思想上做出重大突破的客观障碍消除了，如果怠于缜密的深思细究的文人习性不改，学者们也仍会沉湎于抒情作感，而无力提供出厚重的学术思想。
简单说，如果学术不中止散文化，学者不拒斥文人习性，那么，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更不会有真正的思想。
这并非说，学者不能写散文。写不写散文是个人的爱好与兴趣。但是，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阶层，学者本是共同体中的文化灵魂的承担者。它理应承担的一个使命就在于，向共同体及其公众提供可靠的学术知识与自由的思想体系，以便不仅维护共同体的公正、健康与希望，而且不断改善与提升共同体。因此，作为一个分工阶层，学者的首要任务在于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以严谨的语言表达学术观点，以严密的论证发表学术著作。为此而行有余力，作文抒怀，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首要任务尚无建树，却以散文先行，甚至把学者的整个学术工作散文化，那么也就意味学者实际上已背弃了自己的使命，放弃了自己对共同体及其公众的承诺——每个学者在选择学术这个行业作为自己的职业时，也就向分工体系中的其他阶层作出了相互履行分工职能的承诺！至少是在向其他分工阶层做着偷工减料的事情。但是，学者阶层的偷工减料给共同体带来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其他分工阶层。因为学者工作的散文化，不可避免地将误导公众普遍沉湎于由散文表达出来的那些庸常而平面的主观世界，并习惯于接受和满足于这种似是而非的主观世界。结果将是，学者的工作不仅无助于共同体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而且反而妨碍了公众走向理性与成熟。
与我对学者写散文的这种偏见相关，我更愿意把唐先生的这三本文集看作是作者严谨、睿智的“沉思录”。包括《域外话语》中对安瑟伦《冥想录》、巴斯卡《思想录》的翻译，如果译者没有对原作中涉及的那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译不出那么传神、到位的文字的。实际上，另外两部文集《文化散文》与《文化批评》里涉及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很学术化，甚至可以说是很哲学化的论题。比如关于死亡问题的讨论，这是现代存在论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还有诸如关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的讨论、关于自由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关于文化守成与制度创新的讨论等等，都是一些很深邃的专论，而像《子书与四书》则更是作者以现代学术思想对经书的重新诠释，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散文。
在当今的中国学者中，对构成西方文化核心之一的基督教文化精神有真正理解的学者并不算很多，而唐先生无论如何都是其中一个。这使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开阔的视野，有很高的起点。这里，特别让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在作品中对普世价值与自由问题的讨论。
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这对许多人来说，一直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出于各种考虑而死活都不愿承认世界上有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是最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人们来说，普世价值一直是一个会经常引起他们恶梦的幽灵。所以，普世价值总是不时成了他们要消灭或追捕的对象，反普世价值的声音不时又一浪高过一浪。
那么什么叫普世价值呢？实际上，所谓普世价值，也可以说就是普遍价值。也就是说，是人类为了维护自身与完善自身而应当追求也必须追求的理念与希望。它们之所以是普世的或普遍的，就因为只要人类要维护自身与完善自身，它们就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说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民族，不管他们在文化传统、种族归属上有多么大的不同，他们都归属于一个人类共同体，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自身，共同的身份，那么，他们也就拥有共同的未来——不断改善了的自身。这在根本上也就意味着人类有着共同的、普世的价值。如果否定了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普世的价值，那么也就等于否定了不同民族之间同属于一个人类。
如果说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不存在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只有不同的价值，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民族虽然同属于人类，却总是选择不同价值。但问题是，不同民族如何能够选择不同的价值？按唐先生分析，这恰恰是因为不同民族及其个个体都是自由的。自由是一切价值选择的基础。因此，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是人类首要的价值。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表达的就是自由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
因此，如果说人类有什么普世价值，那么首先就是人的自由。换言之，否定普世价值，也就首先否定了人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不仅是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的基础，而且也是一切道德、法律的前提。否定人的自由，等于否定了一切道德与法律，等于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与尊严。在这个意义上，从逻辑上说，否定普世价值，从而否定人的自由，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人的奴役。
1 作者附志：本文是作者在唐逸先生作品集“幽谷的风”出版分享会上的发言基础上增改而成的。
（原载《文景》2009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