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快餐的一个著名品牌，麦当劳流行于世界各地，几乎家喻户晓。麦当劳快餐与其用料配方、制作工艺、生产流程、营销策略、经营理念合在一起，成为麦当劳企业文化或产业模式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扩展，这就是“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据“麦当劳化”一词的始作俑者马里兰大学乔治·瑞泽尔 GeorgeRitzer 教授说，麦当劳化是这样一种过程：
在此过程中，“麦当劳”快餐店的原则正在主导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其余地方的越来越多的部门。
社会的麦当劳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其具体表现就是：社会科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企业，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它还在朝着更进一步麦当劳化的方向发展。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这几项麦当劳的要素，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并成为社会科学理性化的指标。这种发展趋势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和效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原创性的减少和学术研究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
我们不妨以美国社会学为例看看它是怎样麦当劳化的，以及它对美国社会和世界产生的影响。美国社会学的职业化是以其主要专业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为首的有组织的科学共同体即美国社会学学会而实现的。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下，这两个专业杂志提供给社会学家的是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它保证了社会学家的著述成为完全合格的标准化产品。每篇作品都有统一的格式，其中必须具备文献检索 理论假设 案例分析 验证假设 结论意见 参考文献等内容，而其品质则由一个经指定的专业编辑群体和评论体制来保障。这种专业化的学术体制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品质整齐划一的作品，就像麦当劳为全世界的快餐店提供的由同一配方、统一工艺、相同生产流程制作的汉堡包一样。正如麦当劳的汉堡包诱导着世界各地的快餐消费者的口味趋向一致一样，两份专业杂志刊载的标准化文章也在引导着全世界的社会学家趋向于相同的学术兴趣。以至于有人做过这样的类比，多数美国社会学者的工作就像麦当劳的雇员一样，按照相同的质量标准去生产一篇又一篇麦当劳式的作品。结果就是美国社会学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远高于欧洲社会学，在这一标准化问题上甚少有例外。与既定标准不符的作品，无论是低于还是高于标准的东西，都休想有出笼的机会。
如果社会学的麦当劳化仅限于美国一国，那问题倒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因为美国社会学自二战后至今一直主导着世界社会学的走向，并对它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说，世界社会学的麦当劳化是美国社会学机构的高度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明赫（RichardMünch）在分析了美国社会学理论对欧洲社会学的影响后认为，50年代美国社会学是被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主义的量化方法论所支配，帕氏综合了欧洲经典的方式并将其纳入他的美国社会模式，这个模式与一般的中产阶级、央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密切相关。作为欧洲社会的对照物，它成了美国现实的写照。70年代批判帕森斯后美国社会学理论学派林立，虽然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理论源头，但它们的互相竞争着的范式却仍然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认为社会是由自由的、独立的个人，通过竞争、交换、协商、合作的活动而构成的这种我族中心的理念。这个理念是整个世界美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伴随着理性选择理论的蹿红，也同样有着麦当劳式的效应。因为它是最恰当的、最精到的公式化了的理论，所以它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同一种方式被复制并运用到极为不同的社会现象上去，其品质不会有丝毫差错。理性选择理论是在理论技能上进行很少培训就可以到处被复制和使用的标准化的产品。既然麦当劳现在可以行销世界，而且每个人都明白其经济交易性，那么，理性选择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可以解释随处可见的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了。由此可见，社会学的麦当劳化是整个社会科学麦当劳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它是为世界的美国化服务的。
欧洲社会学需要抵制这种趋势，正如它为保存自己和世界的多样性而需要抵制欧洲文化整体上的麦当劳化一样。这就要求欧洲社会学实现同样深入的职业化……但它决非是要重走美国通过标准化实现的职业化道路。
诚哉斯言。明赫的这一呼吁，对中国社会学来说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