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四十九期的《文星》杂志第五页，出现了李敖为这本杂志所写的第一篇文章〈老年人和棒子〉。在这篇论述周延又充满感情的文章结尾，当年才二十六岁的作者告诉「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们不希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沈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四十四年后，七十岁的李敖在北京伸出了棒子给了中国年轻学子。「李大师」在北大清华的「学术演讲」也成了两岸焦点，但也是个令两岸尴尬的焦点。
李敖北大演说发挥了嬉笑怒骂的功力，妓女、丝袜、机关枪、坦克，各种令中共尴尬的话题都出来了，博学强记的李敖像个老练说书者，活用各种典故、比喻、再适时洒点狗血，让党委书记、国台办高官听了如坐针毡，学生们也随之情绪起伏。
演说中虽然精彩片段连连，但把这些片段故事连在一起，却也找不到太强的逻辑性。事实上，李敖演说重点很少，北大演说就只在强调自由主义的反求诸己；在清大的演说，则把自由主义、宪法与民族主义连结起来。强调在中国客观条件下，从要求政府落实宪法的权利清单，来实现自由主义。
这就是李敖厉害的地方，很简单的几个重点就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如果把这两场演说定位为「学术演说」，未免让北大、清大，甚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太尴尬了吧！从一九八○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就从马克思主义入手，或从自由主义切入，在思考中国的民主自由发展；九○年代之后，更有从宪政制度设计，从民间社会建构，谈民主、自由与地方自治的保障。他们的思想深度绝不比这位来自台湾的「大师」浅。
如果中国的学生与社会大众，误以为「李大师」演说水准代表了台湾社会过去二十年来对民主自由思考的深度，那也太令台湾尴尬了。请对岸的朋友不要误会，这只是场台式脱口秀.不是台湾的「学术演讲」，更不能代表台湾民间社会与知识文化界在民主建构上所投注的思考心力。
李敖北京行的贡献，应该是把台湾二十年前党外选举时，自由派教授名嘴野台戏式的演说带进中国的大学，让他们体会到当年台湾自由派如何在威权统治者的枪杆子下，游走禁忌边缘──用一点民主宪政ＡＢＣ，加一点暗讽，一点煽情，带动群众的气氛。而这种自由派名嘴在台湾早已功成身退，甚至「李大师」在台湾这段重要的民主转型中的参与贡献事实上非常有限。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十一期的《文星》刊出李敖早期代表作〈播种者胡适〉，文中李敖如此评论胡适：「他还不是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些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四十三年前这段话，或许是他北京演说引起风波的最佳脚注。北京官方毋需大惊小怪；北京的年轻学子，也毋需对这位老人的棒子期望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