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对苏共二十大的历史由来，即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历史发展必然产物的问题，谈论得很少。给人的印象是，苏共二十大是突发事件，是赫鲁晓夫刻意制造出来的。之所以给人这一印象，原因是，人们对二十大以前20年的历史，特别是1946~1952年这个时期的真实的历史了解很少。
二战后期即已出现要求改革的呼声
在战争中，苏联各行各业的人们，甚至包括16万政治犯，一齐涌上战场，被混编在战斗部队中，有关30年代的各种信息，就从各个渠道汇集在一起，战士们听后感到十分震惊。
苏联经过20多年的闭关锁国，在战争后期，数百万军民打出国门，在欧洲各地的耳闻目睹，感到了苏联国内和欧洲生活水平的反差，受到巨大的震撼。不少军人在给国内亲人的信中都这样说：“我们都亲眼看到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哪里也没见。”此外，国外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对他们造成很大冲击。苏军政治部门曾拆获大量士兵信件，得悉一些战士对比国内外政治生活后所产生的思想情绪。苏军总政治部宣传鼓动局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在1945年2月6日举行的会议上，曾把军人中出现的这种情绪类比于“十二月党人思潮”，并形成文件，郑重报告上级。这种“新十二月党人思潮”，正是一种要求改革的思潮。
战后，几百万复员军人回国，又把上述思想情绪带回到了国内。战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等城市破获的大量青年社团“案件”，实际上就反映了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幼稚的改革愿望和情绪。
文化界、学术界的改革要求
1945～1946年夏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思想文化界，气氛较为宽松，知识界许多人“都以为要发生推动我们向宽松自由方向的某种变化”。莫斯科文艺界曾为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举行专题诗歌晚会；文艺刊物开始刊载题材轻松的作品；列宁格勒文艺界在其刊物上也开始连载左琴柯的幽默小品。电影界、戏剧界和音乐界也都不约而同地活跃了起来。这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人们希望从紧张凝重的战争气氛中走出来，要求变革的心态。
战后初期，学术界也普遍要求改革。在50年代初全苏经济学讨论会上，由于会议主持者马林科夫的倡导和鼓励，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等问题，打破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但是，斯大林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结论，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思想文化界立即涌现出了“解冻思潮”。这实际上是一股在个人崇拜高压下积蓄已久的改革思潮。它是历史积淀的结果，绝不是偶然的。
国家上层对改革的期盼
战后初期，在全国各地征求到的有关修改党章、修改宪法的意见中，就有许多关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要求，如要求开放集市贸易，实行差额选举等；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曾实行过农业生产队承包制的改革，并且得到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的支持。但马上就被压制了下去。
上述这一切，加上当时苏联国内轻重工业失调、农业萎缩、东西方冷战加剧、国际外交面临严重压力等，使得苏共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国内外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于是，召开新一届代表大会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在会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由此形了颇具声势的政治潮流和运动。（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