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体现城市的生命张力。1980年，成都的城市建成区60平方公里，1990年达到74.4平方公里，1995年超过200平方公里，2004年为386.02平方公里。有专家预计，到2010年，成都仅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面积就将达到594平方公里，不到30年时间，城市规模扩大近10。不难看出，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城市，目前正处在激情澎湃、生命力最旺盛时期，进入高速扩张阶段。
但是，任何生命的成长都得依循自有的节奏（规律），都有自身的极限。打破了节奏，接近了极限，意味着迅速膨胀的生命是畸形的，意味着发展的空间趋近于零。因而城市规模的扩张还要有理性。理性制约激情。理性就是城市的功能定位。成都城市的功能定位，就是成都提出的“把成都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
作为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几千年来受益于都江堰之水的滋润，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中国西南地区金融、商贸、科教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成都城市定位为“三最”，有坚实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同时，力求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三最”，又是一个宏大的目标。要实现这个宏大目标，既要有激情，还得有理性，在激情与理性的簇拥下书写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史诗般的篇章。
如果说，激情主要体现在城市扩张上，那么，理性则是对扩张的功能与效益的理智抉择。城市是有连续性的历史。连续性意味着所有进入城市的建筑、产业等都有阶段性、局限性。城市发展越快，积累的有阶段性、局限性的建筑、产业等就越多，这些不合适宜的东西如同包袱沉甸甸地压着城市的健康发展，在通往理想的路上，步履蹒跚。同时，这些陈旧的建筑和产业桎梏了城市结构的优化和功能的提升，使城市规模的边际效益趋近于零。由此，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
茅于轼先生说的“分化”，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既然是必然形成的趋势，也就是说不会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认识必然的、规律性的“分化”趋势，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发行为主要是城市自身的“吐故纳新”，是城市规模的边际效益在推动。自觉行为则是政府与市场基于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实现理想目标的需要而所做的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
进入21世纪，成都城市化率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跃进。城市人口、产业与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使得“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文化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向周边地区扩散；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及餐饮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分解，城市中心地带不再是所有居民的最佳选择。
这些“逆城市化”的流动，交织着自发和自觉的成分。哪一种成分多，难以衡量。到2004年2月，成都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并把这一战略上升到中国新型城市化之路的高度来认识、来推动，我认为，自觉的成分就占主流了。2007年年初，成都市主要领导明确提出城中心武侯区的鞋业要向三圈层县城转移，不久，又提出不再适宜在市中心发展的产业都应向外转移。这些举措，就是自觉地顺应“逆城市化”的趋势达到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功能的目的。中心城区产业和人口的分流，同时也激活了小城镇和乡村的活力。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成都首批规划了13个有条件的小城镇重点发展。经过几年努力，这些重点发展镇已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领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共同承担起创造“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的使命，使成都城市功能有更宽广的基础，有更强劲的牵引力。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一个诞生于农村并永远剪不断脐带的时代宠儿。不可以想象，离开农村滋养后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些年，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几乎失去理智地吸噬农村母亲的营养，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城乡差距日愈加大。差距拉大出现的城乡断裂必将影响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成都不失时机推进“城乡一体化”，利用“逆城市化”的趋势将习惯上为城市服务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的资源效益向农村延伸，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差距缩小。旅游产业的兴盛特别能反映城乡的居住环境、创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水平。成都农村农家乐遍地开花，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发源地和集大成者，成都城市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首批最佳旅游城市，成都人居环境最佳远远超过了中西部的水平。成都的成就既得益于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也得益于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人气的兴旺和焕然一新的城乡面貌，其连锁反应则是创业环境的提升和综合竞争力的增强。
从主要依靠城市扩张的“大城市化”，到城乡统筹、同发展共繁荣的城乡一体化，是一次美丽的转身。而从实施城乡一体化到国家确立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成都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更多的内容和赋予了更大的使命。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成都，关注成都。成都无疑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如果说，把成都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是自选动作，是自设高度；那么，国家将成都确立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规定”动作，是国家对成都寄托的重望。成都不仅应实现“三最”，而且还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上有更大的成就，为中西部乃至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创造新经验。
并不是被确立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就一定能够有重大的发展。当年国家批准的四个经济特区，事实上只有深圳发展最好。这次成都与重庆一道被国家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只能说为成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成都能否不负重望，更是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城市是经济社会的发动机和重要载体。显然，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功能提升的速度还得加快，成都城市建设和发展进入更加激情澎湃的新时期。
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通病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激情有余，是指一味做大城市；理性不足，突出表现在仅强调城市化，轻视“逆城市化”对优化城市结构、减轻城市空间压力和提升城市功能的作用。结果大城市化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普遍反映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不和谐。总体说来，成都已经完成了从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的转身，已经有意识地自觉不自觉地顺应“逆城市化”的趋势和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已经完全避免了城市发展的“生长、生活、生态”不和谐。但是，要真正把握城市化、“逆城市化”的规律，树立新的理念，并落实在新一轮城市规划中，使城市的“纳新”与“吐故”基本同步，确保城市的生命在激情与理性的支配下张扬，或许，还有一个过程。我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