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来一点馅饼屑
年轻时家境清贫，一般只是做留学梦，很少考虑到真正出国留学。1943、1944年，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战线已逐渐胜利在望，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则仍然吃紧。国民党统治区里，政治上专横腐败，经济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1941－1944年间，物价指数增长近37倍。外汇市场上，官价20元法币兑换1美元，黑市则要200元法币。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其亲朋的子女，纷纷开后门买官价外汇去美国镀金。由于太猖狂，一时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国民政府对此也不好完全不理。为平民愤，于是举办自费留学考试。凡被录取的人，都可以购买官价外汇留美。不过，蒋介石政权算盘打得精，它想把购买官价外汇留学的人都变成“自己人”。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规定自费生出国留学，一律由教育部统一管理。同月，成立留学生考选委员会，并于12月11－13日举行了中国首届自费留学(实即留美)考试。教育部同时还规定：购买官价外汇，除要有自费留学考试及格证外，还要有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的结业证书。这就是要洗洗这些准留学生的脑筋，迫使其参加国民党，忠于国民党政权。我当时自然不想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多少有点犹豫的是如何筹措购买外汇的经费问题。当时国民政府规定，自费留美学生第一次可购买4400美元；2000美元作制装费和旅费，2400美元作第一年学费和生活费。虽然是官价，购买4400美元也需要88000法币，而我是很难筹得这笔经费的。当时在重庆中央大学任助教的老同学刘后利不仅自己决心大，也一再鼓励我下决心。他说：先考了再说，经费慢慢想办法。于是，我就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并且很顺利地被录取了。我报考的是社会学专业。
考试成功后，我就开始筹措经费，并准备进中央训练团受训。筹措经费我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是写信给曾答应资助我求学的初中老师陈范九，但他告诉我那时他已无能为力。我又找到我的堂叔刘世泽和族兄刘小涛，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但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刘后利设法解决的。我们在中央训练团受训时，该团教育长是蒋介石黄埔爱徒王东原。我们受训结业时，王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刘后利通过关系联系上了王东原，把我们一批共同通过首届自费留学考试的湖北同乡(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进步作家的叶君健)找在一起去王家，王东原很有礼貌地接见了我们，并且答应将我们改为湖北省公费生，由湖北省政府提供大部分购买外汇所需经费，条件是将来学成回国后在湖北省工作。这样，我们就从国民党四大家族攫取的那些庞大无比的馅饼上获得一点碎屑，在硝烟仍然弥漫的日子里，意外地获得一次闯荡花旗国的机会。
1944年5月，我们在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实际上，国民党的这种洗脑法，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试想，我们这些准留学生学员，大都是和国民党关系比较疏远的青年知识分子，思想上一般倾向自由主义，不仅绝无意于当党棍，有的人还参加过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爱国学生运动，短短一个月，用一套毫无深度、毫无思想价值的肤浅说教，通过一些我们深为鄙视的党棍的讲授，就能说服我们那怕是半心半意地为贪污腐朽的国民党的利益服务吗？这种洗脑法，岂不是“缘木求鱼”！不过看起来，中央训练团里也有比较明白的人。我们留学生班的班主任是国民党陆军的一个师长，名叫王铁汉，他是一个坚定的抗战派，曾在九·一八事变中违抗上级命令与日寇作战。他有较高文化水平与较强正义感。也许是同情我们，不仅对我们很客气，上军事训练课时，总是喊“请立正”、“请稍息”，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待我们很不喜欢因而也不认真的课堂学习。总之，他知道我们的心理，所以帮助我们轻易地就混得了一张可以买官价外汇的中央训练团结业证书。这一个月训练，国民党的收获，就是把未曾被迫加入国民党的人变成了挂名的国民党员。
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事，曾经惹起一点麻烦。美国有的人借口国民党给我们洗过脑，表示不愿意接受我们去学习。后来经过疏通，美国人大概也了解到国民党洗脑法不起作用，就同意接受我们了，不过延迟了半年时间。1944年10月或11月，在欢送我们出国的大会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词时，讲到举办自费留学考试是为了给所有大学毕业生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当时坐在他旁边的张治中站起来插话说：“是的，以前的确不公平。我有个儿子，既未经考试，也未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就找陈立夫伯伯帮忙，买官价外汇到美国留学去了。”陈立夫一听这话，就忙首扯张治中袖子，让他不要讲。当时，我们不了解张治中思想情况以及他和陈立夫的政见分歧，感到十分惊奇，一直觉得难以理解。直到解放后，通过张治中一系列表现，这个谜底才揭开了。
4年半以前，我带着遗憾和希望来到重庆。4年半以后，我怀着憧憬和对家人的深深留恋离开了这座让我撞南墙的山城。此时，大女儿刘东两岁半，大儿子刘南半岁。离开前，原来和妻子说好，她不去机场送行。但后来我了解到，在1944年11月某个凌晨我去机场后，她还是禁不住赶去了。不过，当她赶到机场时，我们的飞机早已起飞了。
满街神牛 8双牙筷
我和一批同榜留学生离开重庆时，坐的是一架仅能容纳约20人的小型军用飞机。在昆明停留了几个小时，然后直飞印度的加尔各答。机上没有正式座椅，很不舒服，在加尔各答降落时有的人呕吐。办完过境签证手续后，我们在加尔各答逗留了几天。作为一个来自半殖民地的旅客，我对印度这个英国老殖民地所受长期剥削和压迫，是十分同情的，心理上不大想看到它的缺点。但在加尔各答遇见的两件事，一直使我心头不快。一是大街上虽然满是现代化建筑和交通工具，但也游荡着许多怡然自得、旁若无人的牛群。印度人认为它们是“神牛”。不仅给它们让路，还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当街大、小便，污染环境。英国人统治印度那么多年，不知干涉了印度的多少事务，而这种尊牛为神、有损于人的生活质量的迷信，却仍让它原样保存着。作为宗主国统治者的英国人不关心殖民地人民生活质量是好理解的，而印度人自己也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觉醒到废弃这种迷信，则令人心有不安。另外是一件小事。我准备请所居旅馆服务员代我发一封家信报平安，同行友人告诉我，加尔各答小偷特别多，旅馆服务员不一定都规矩，最好是自已去寄。我心里认为，不应当这样看待一般的印度服务人员，还是将买邮票的钱和信交给了一位服务员。但可惜的是，后来我家里的确没有收到这封信。是否有其他原因我不敢肯定，但我也不能否定这位服务员辜负了我的信任。
由于战争原因，我们不能从加尔各答直接乘船，于是坐火车去孟买。这个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3件事。一件事是，我记不清孟买华侨是怎样知道我们过境的。他们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宴，诚挚亲切，并对我们寄以深深的希望，期待我们将来能为祖国的富强作出贡献，十分感人。同样感人、甚至更感人的是第二件事。因为印度象牙制品比较便宜，我在孟买买了8双象牙筷。那位老售货员知道我的身份后，坦率地批评我道：“你们国家现在处境艰难，人民生活困苦，你们首先应该想的是到美国后好好学习，而不应该先买这种奢侈品。”乍听此言，有点逆耳，但仔细一想，却令我汗颜。作为营业员，这位异国老人不是吹嘘其商品物美价廉，劝诱我多买，却批评我买他的商品。大概因为我们同是殖民者的受害人，爱其同类之故。直到如今，我仍然感激、敬重他。第三件事是，有一天去参观天葬场（当地的习俗：人死后送往天葬场，让老鹰啄食而尽），临到附近，只见天空秃鹫盘旋，我再也不忍心前进一步，怵然而返，心里久久难安。
见证了下流、偏见、恶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我们在孟买乘的是一艘5000吨美国运输舰，票价似是150美元（最多不超过200美元）。为躲避水雷，该舰不得不绕道而行，曾两次过赤道。舰上极闷热，加之风浪大，舰体颠簸，不少人呕吐不止。舰上乘客多为美军官兵，此外有避难的犹太人。中国人除我们留学生外，还有一批赴美受训的空军驾驶员和华侨、侨眷。舰上伙食单调，生活枯燥。一间军官休息室有较多娱乐设备，虽不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但那些军官们并不友好的、似乎带有优越感的面孔，使我并无多少参与的兴致。即使是过圣诞节，也未引起我这个在大学里学过英、美文学课程的人的好心情。有几次经历，还让我揪心不已。
我的下铺是—个曾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大兵。他为人随和，态度也不算不友好，但我没想到他的趣味那样低级，对妇女那样不尊重。他几次向我谈他在云南排队等侯嫖妓的经历，并请我看他保留的大批下流照片，其中有一张妓女生殖器是横的（不知他是怎样拍的），并恬不知耻地笑着说：“你们中国妇女有的人长横阴户。”我感到一阵恶心，除为我国被侮辱、被欺凌的女性抱不平外，也可怜他在战争煽起的疯狂中失去了人性，希望他回国后能洗心革面，和家人一起过正常生活。有一次在舰舱中排队办什么事，几位犹太难民排在前面，后面是中国留学生。等了很久，那几个犹太人办别的事去了，中国留学生挪到了前面。后来犹太人回来了，要求中国留学生退后，—个中国学生说这是新秩序。那几位犹太人仗着身强力壮，凶相毕露地吼道：“什么新秩序？到后面去！”我当时在旁边看着心里真不好受。既为这几位同胞抱不平，也为这几个因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被赶往美国的犹太人难过。我想，作为人，犹太人被人欺侮的日子不短了，特别是在二战时的德国；犹太人是应该知道如何对待人的，特别是对待在开封、上海公平对待过犹太人的中国人。但这几个犹太难民现在却满怀恶意，用“身强力壮”来对待我们中国人！人哪，往往失去理性，用禽兽的办法对待人！
还有两件牵涉到中国同胞的事：一是我曾看到两个美国大兵押着一个据说患精神病的赴美受训中国飞行员回禁闭室；二是一位在舰上去世的中国人尸体被抛人海中。前者使我一再思索那位精神病人患病的原因，有时不禁想起在小说中读过的伪造精神病历虐待不听话或持异见的人的故事；后者使我油然忆起明代学者王守仁著名的“瘗旅文”，为那位据人们猜测是个赴美淘金的死者兴起一番不小的伤感。
由于绕道，这艘运输舰航行40余日，才于1945年1月初到达美国的洛杉矶。途中曾在大洋洲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停留，我都没有上岸。在洛杉矶上岸后，美国海关检查我十分简单的行李，硬要我为那8双象牙筷缴纳10美元的进口税，使我不禁又忆起那位孟买老营业员的忠言。
晚上，我躺在旅馆的床上，回想起这次漫长、乏味、有时心情很沉重的旅程，浑不似此前某些留美先行者描绘的那种充满憧憬、希望、浪漫情调的经历。是战争的原因吗？也许是！
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我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烽火中离开祖国，到地球的另一面人称“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美国来闯荡。在这敏感的时代，耳闻目及的，乃是与我一向习以为常的大异其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新的生活必然促使我产生新的思考。
我在洛杉矶大约逗留了两天。虽然当时美军和美国军需品正在为反法西斯战事作出重大贡献，但市面上看不出战争的影子。大街上来往的人群，不像重庆多数人那样穿得寒酸，在街上闲荡；美国人都是行色匆匆，穿着整齐鲜艳，好像重庆的新郎新娘。有一次，我和一位友人坐在旅馆门内暂时休息，却见一位衣履整洁、身材挺拔的老年男子，手持铜盘伸到我面前。我正诧异时，友人说他是在向我乞讨。我给了他5美分，同时兴起一种美国乞丐也比我穿得好的感慨。我想着，美国的富裕真是名不虚传呀！但是，到晚上看了一场脱衣舞后，我又接触到美国的另一面。那舞台上一幕幕下流的表演，那满面迷惘、衣冠不整、可能由于长期失业而来寻求刺激的可怜观众，那观众厅上空的乌烟瘴气，却使我想起了兽洞魔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进这种令人恶心的场所。我初步的印象是：美国，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离开洛杉矶后，我要到的下一个城市是芝加哥，因为我要在那里进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早年读过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我很想见识一下种植园奴隶主统治过的美国南方，于是和一两位友人乘汽车到达圣路易斯，然后北上芝城。有一次停车晚餐，乘客们纷纷拥向路旁一个便餐店的柜台。我见店角有一餐桌空着，便坐在那里等，但久久没有侍者来服务。我抬头一看，上面悬着一块牌子，写着“For Coloured”（为有色人种而设）字样。我立即感到这是自寻屈辱，
匆忙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空出的位子坐下。然而，女侍者仍然不理我，幸亏旁座一位同车纽约人对她说：“请快给这位先生供应食物，我们的车不久就要开了。”我才没有挨饿。这样，我就亲身体验了种植园奴隶主统治残余的苦味；当然，我也尝到了那位开明的纽约朋友的友谊。
既强加种族歧视，又提供友谊，我又一次领教了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美国。
战胜美国一位颇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获得硕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不像中国大学，将每年分为两个学期，而是分为4个学季：1月至3月为冬学季，4月至6月中为春学季，6月第4周至8月底为夏学季，10月至12月为秋学季。作为研究生，每个学季选修3门课程（可有条件地增减）。如果成功地学好3个学季所有规定课程，便可获得足够学分，申请硕土生综合考试，及格后便具有候补硕土资格，俟学位论文通过后，即可获得硕士学位。所以一般说来，只要你努力，大约一年半便可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几种原因，我获得硕士学位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首先，我想多选修些课程，并利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多看些课外书，因为我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B.Veblen)的经济学、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学很感兴趣，也很喜欢阅读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书籍和美国著名小说。其次，我写学位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The Reig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花的时间比较长。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坐在图书馆里收集资料、写卡片。我的硕士论文译成中文约17万字，比一般硕士论文长一些。第三，我的学位论文获得认可经过一番曲折。当时我的好朋友、美国进步学生马尔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n)曾经仔细读了这篇论文，十分赞同论文的主题思想。芝加哥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rld)教授夫妇是我清华大学老师费孝通教授好友，由于这层关系，雷德菲尔德夫人也仔细阅读了这篇论文。她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论文中某些对儒家思想和文物制度的尖锐批评不太同意，但她认为这篇论文很有分量，经过一定加工便可作为博士论文。可是，当论文交到我的第二位导师(我的第一位导师当时被联邦政府借调到首都工作)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教授以后，他说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文献不熟悉，把论文转交给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所副教授、颇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赫利·克里尔(Herlee G. Creel)夫妇评审。我当时就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我知道，克里尔夫妇在学术思想上是十分倾向儒学、反对进步思想的。克里尔平时对我借阅中国共产党学者吕振羽的著作，就表现出一种不屑和不高兴的神态，我也不大理他。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中国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和当时美国众议员、美国院外援华集团(实际上是援助蒋介石独裁政权的集团)积极分子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中文名字为周以德)是好朋友，曾请贾德到芝加哥来向中国留学生宣传他们的观点。所以，我感到克里尔夫妇很可能受他们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又只是一知半解，对我的论文不能作出公正的学术评价。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们否定了我的论文。但是，一方面我对自己的论文怀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也相信美国大学讲究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的导师能听进我的申辩。我对沃思说：“我不是选读过你教授的‘知识社会学’课程吗？该学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个人和社会集团所认为的真理，都和其所处社会地位、思想志趣、既得利益等等密切相关。克里尔夫妇是美国社会中的保守派，他们沉迷于儒学，深深同情提倡读儒家经典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我的论文则彻底揭露儒家学说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认为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原因，并认为提倡读经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儒学统治的余孽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尔夫妇能对我的论文作出公正评价吗？”沃思教授听了我的申辩后笑了笑，点头认可了。他把我的论文寄给了康奈尔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这位汉学家不独同意我的论文的论点，而且颇有赞美之词。因此之故，我不独获得了硕士学位，沃思教授还认为耽误了我计划回国的时间，帮助我获得了一笔小小奖学金。克里尔夫妇只好彻底认输了。
师友情
在我留美期间，美国的头等大学中，芝加哥大学是比较开明的，种族歧视的痕迹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很明显。我所接触的一些教授和同学，大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科学、民主和学术自由；反对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提倡国际合作、世界和平；痛恶法西斯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共产主义。由于我在中学、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所受教育，对于这类思想，我是很容易接受并受其影响的。因此之故，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了一些来往比较亲密、建立了一定感情的师长和朋友，大约10人。在师长中，前面提到的芝加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蜚声国际的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教授，是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曾任芝大社会学系主任的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教授的女婿。帕克30年代曾来燕京大学讲学，费孝通先生是其高足，他的女儿也在燕大住过，夫妇二人都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欣赏中国家庭制度。我赴美时带有费先生的介绍信。因此，我虽未选修雷德菲尔德教授课程，但他们夫妇对我非常友好，有时请我到他们家喝咖啡，还请我到芝城郊区他家农场，和他们一家共度周末。我仍然清楚记得雷德菲尔德教授欣赏刊有颐和园画廊的画报时那种喜悦的样子，我更感激他的夫人仔细阅读我的长篇硕土论文，并提出中肯意见，还劝我取得硕土学位后继续念博士学位。解放前夕，雷德菲尔德教授应费先生邀请来清华讲学，并有信给我。我因当时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张地从事地下工作，未便去北平看他，也不好请他来武汉大学讲学，只是回了他一封信，并且告诉他，他所热爱的中国旧文化，恐怕是难以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了。从此以后，再未互通消息。现在每每想来，我是有负于这对善良的美国学者夫妇的。另一位对我友好的教授是威廉·奥格朋(William F. Ogburn)。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专门谈他，这里就不详述了。
除美国师长外，还有两位关心过我的师长也应提一提。一位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的清华教授陈梦家。由于他夫人赵萝蕤当时也在芝大进修，他们有个家。他虽是个著名诗人和考古学家，但为人热情，不时邀请我们在芝大的清华同学到他家聚会，因而相识。1947年上半年，他了解到我因未按照陈达教授要求重点攻读社会统计学因而未被清华聘请时，主动地多次为我向国内著名大学联系工作。另一位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教授。他当时是中国社会学学会主要负责人，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他接到我要求介绍工作的信后，十分信任和关注，致使广州中山大学和昆明的云南大学都愿意聘我去任教并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不过后来我因家在武汉，而且作为湖北省公费留学生，我有义务留在湖北工作，所以选择了武汉大学。
在同学中，最使我怀念的是前面提到的马尔科姆·柏森和来自加拿大的女同学弗洛伦丝·爱德华兹(Florence Edwards)。由于我在另外两篇文章中对他们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提了。有两个中国同学是必须提到的。一个是清华同学叶笃正。我们是同一期考取自费留美的，原不相识，但到芝加哥大学后，同住在国际大厦的同一层楼。有一天清晨，我们在该楼的公共浴室相遇，攀谈起来，才知道是清华同学。虽然他学气象学，我学社会学，专业不同，但两人的思想、性格、爱好、生活态度和习惯颇相似，共同语言多，很谈得来，不久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彼此之间几无隐私。为了节约以便将配偶接往美国，我们搬出国际大厦，在校外同租一房，自理炊事。伙食费节省2/3，还吃得很好；卧室虽然差些，但房租减少一半以上。由于我能做菜，分工时我主烹调，他负责洗碗等善后事宜。日子一久，他对洗碗、做清洁感到烦腻，要求轮换，但第一次他就将饭煮糊了，鸡蛋炒得又咸又焦，难以下咽。自此以后，他就只好安于洗碗的工作了。后来，我们两人都给配偶办成了赴美手续，但我的妻子因故未能成行，我只好获得硕士学位后先回国，他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自此以后，我们虽然长期分居武汉、北京两地，而且因为工作紧张，通信无多，但彼此总是相互怀念、相互关心的。我只要出差北京，他只要出差武汉，就决不会放弃见面畅谈的机会。而今，我俩都已年过九旬，仍然耕耘未辍。非常可喜的是，2006年1月，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接到我的祝贺信后他回信说：“好多年不见面了，今(真)想见面谈谈。我现在……夜间便频，已不便离北京。你……如有机会来北京，请一定通知我，见面谈谈叙叙旧，何其乐也。”
另一位是原西南联大同学邹谠。我到校时，他和夫人已是芝加哥大学学生。他在政治学系，他的夫人卢懿庄在社会服务系。每逢周末下午，他们就请我和其他相识同学到家打桥牌，喝茶或咖啡，一般还留晚餐。由于我和邹谠在西南联大共同选读过潘光旦教授课程，而且我在班上成绩很优秀，他也好学，两人已有往来，如今海外重逢，自然感到有些亲切，建立了友谊。不过，虽然我们都喜欢读书，但由于思想、志趣、生活习性颇有差别，我们间的友谊，比起我和叶笃正的友谊来，就不是那么真诚和亲切。1947年我回国后，也未互通音信。后来，听说他留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68年因发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一书而声名大噪，逐渐成为北美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1984年我去美国讲学路过芝加哥大学时，他只在唐人街宴请了我，却未请我去他家，也没让我见他夫人。这种情况，我当时已感到有违人情之常，也和1945年我们那种亲密往来不合拍，未免心存疑惑。我回国后，又曾邀请他们夫妇来我校讲学，他们却分别回信婉谢，这更使我如堕五里雾中。后来叶笃正告诉我，他们夫妇那时已离婚了，这才使我明白过来。1999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医院逝世，享年80。现在，作为我们友谊见证的，只是我书柜中他赠给我的几本研究美国史很有用的书。
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我出生于一个薄有田产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有一副春联：
教子读诗书，虽未成名且脱俗；
呼儿耕陇亩，纵非大富不求人。
父亲刘伯秋家庭观念重，很想光宗耀祖，考过一次秀才未中，思想比较清高，而又朝中无人，所以直到逝世，主要教私塾、作小学教师。我在读私塾、中小学时，成绩优秀，常冠群伦，他和亲戚族人都对我期望甚殷。但我知道，我要想升到社会上层，光宗耀祖，因为无龙鳞骥尾可攀，只有靠发奋为学，或有所成。我在高中时，特别羡慕胡适，很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受社会尊敬的大学教授。到1946年，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成绩，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习俗和风气，我觉得我这个长期魂牵梦萦的美好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不是托人转告我，只要我同意专攻社会统计学，将来就聘我到清华任教吗？但我清楚认识到，要想安稳地、具有成就感地在大学长期从事教研工作，没有一个国泰民安的中国，是不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要中国国泰民安，中国就必须实现现代化，经济上不断发展，政治上实行民主法治，使中国国强民富，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我也清楚意识到，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专制腐朽的统治下，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而除国民党外，当时唯一能与国民党抗衡、有可能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但当时我不了解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也不过是个争权夺利的政治组织。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回国到大学当教授，不过是为国民党政府专制腐朽的统治作装饰品，既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有益的贡献，也不能实现自我价值。我长期盼望的、为之努力奋斗的安身立命的美梦，在其即将实现之时破灭了。这种痛苦和失望之深重，可想而知。我感到前路茫茫，精神无主；我不知怎样作为才能既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对得住自己良心，对得住培育我的祖国和中国人民。后来，我虽然有机会了解到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不是争权夺利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但这还只是一种耳闻，不是目见。我逐渐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倾向，其中含蕴着大量的希望成分。所以有的时候我曾考虑继续留在美国读博士学位。这种想法之所以旋生旋灭，一方面是由于我留在国内的妻子一个人辅养两个孩子确实困难，我不能推卸责任；一方面是由于我一再和当时在哈佛大学进修、与我思想倾向相同的老友史国衡商量结果；我们认为，根据当时形势，为了国家前途，我们有义务回国去尽我们一份力量，并且有些天真地谈到，必要时可以去跟着共产党打游击。
这样，1947年6月获得学位后，我便动身回国了。
2000年3月25日初稿，2007年10月20日修改于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