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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论统一思想的可能性

  

  报刊上时常出现“统一思想”的提法。每每看到这种提法时,我往往禁不住将之和现实生活、经典著作和著名学者的言论对照,觉得这种提法可以商榷。下面是商榷之一。

  统一思想是可能的吗?答曰:既可能,又不可能。这要看如何理解“统一”这个词汇;是形而上学地理解呢,还是辩证地理解?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其思想意识当然不一样;每个阶级之内又各有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除有共同阶级意识外,还有不同的阶层意识;每个阶层的人由于各人具体生活条件不同,除有共同阶层意识外,也各有其个人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家庭之内,不同成员也因其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能体会到,不独焦大和林黛玉的思想意识迥异,从贾母、贾政、王熙凤、贾宝玉、赵姨娘、迎春、探春、惜春一直到婢女袭人、晴雯、平儿、紫鹃等,有几个人的思想意识是完全相同的呢?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荣国府里那么多人各有自己想法,这个大家庭的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呢?显然,那是靠宗法社会的家长制,决不是由于统一思想。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期间,德国和苏联政府作出的决策和选出的领导人,往往是全票通过的。但那决不是思想统一的结果,而是靠的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专制独裁的党政体制。

  就整个社会而言,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就一个社会的政治领域而言,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就一个党而言,毛泽东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由上所述,足见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说,所谓统一思想,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只能有一个想法,指的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说得通的。但应指出的是,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这就表明,这种集中或统一,是不同思想的集中或统一,而不是思想的一致。这种思想统一,是毛泽东《矛盾论》中说的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或一致性),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以,这种思想统一指的是两种及两种以上对立思想统一体。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国早期农业合作化决策思想,就是一个多种对立思想统一体。它提倡合作化和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但允许单干,允许组织互助组,允许退社,允许农业合作社解体,允许初级社长期不转高级社。这种辩证地统一思想的方法,不独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根据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当时“已经建立起来了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表明实践上也是有效的。如果当时要求所有农民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在建成初级社后不久都转为高级社,那样的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是有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虽然统一思想既不可能而又可能,但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的传统及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由于它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形而上学地理解“统一思想”的提法,认为“统一思想”就是要求十几亿中国人做到:最上面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实际上很像孔老二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之故,有些领导部门或领导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让或不听别人讲话;有的党政部门一把手甚至公开扬言“这里就是我说了算”;“我说你对你就对,我说你不对你就不对。”我时常听到舆论界的朋友说,他们机关经常接到指示,这也不能刊登,那也不能广播。甚至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虽然在理论上认为应该辩证地理解“统一思想”,只有符合“矛盾的统一性”的思想统一才成为可能,但如邓小平所说,从1958年“大跃进”起,他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形而上学的统一(《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20年的弯路。

  综上所述,我衷心希望今后人们(从领导到群众)再不要轻易地运用“统一思想”这种提法,以免引起误解,以便我国十几亿人民的聪明才智都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2008年2月1日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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