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以前，物理学界认为，自然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宇称守恒的。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从理论上、吴健雄用实验证明：物体之间只有强相互作用才是宇称守恒的，弱相互作用则宇称不守恒，这个发现被称为反宇称守恒律。
有趣的是，在社会生活里，也有这种可比的情况。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道酬勤”。在西汉至清朝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往往拿“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事作为例证。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逐渐被扫除，社会上吹起一片清风，公正廉明成为主流。那时节，“天道酬勤”基本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律。在工、农、商、学各界，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靠山，只要你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作出突出贡献，就可以被选为劳动模范，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在教育文化界，只有真正勤奋努力、学业优秀的青年人才能考进大学，只有真正经过“十年辛苦”写出的著作才能受人欢迎，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当教授，只有勤学苦练的艺人才能成为明星。我们不能说那时节社会上就完全没有靠投机取巧得到好处的人，但那是少数，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流。从总的情况来估价，那时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受“天道酬勤”律支配的。
大约是1956年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不少勤奋努力，在工作中作出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人，却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致使生活困苦，人格受辱。而有些所谓反右英雄，只不过靠他们看风使舵的一点本领，就受到重用，名利双收。到1958年，许多经过长期努力、具有各种专长的人物，被插上白旗，而那些声称亩产10万斤稻谷的“吹牛大王”们，却红极一时。到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所有经过数十年辛勤劳动、学业有成的人，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而在考场上交白卷的，却被当作英雄吹捧。社会上“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成了‘不倒翁’。”这种情况，就成为“天道不酬勤”了。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只是在—个公平合理、至少基本公平合理的社会里，天道才酬勤；在社会生活不公平合理时，天道是不酬勤的，或可称为“反‘天道酬勤’律”。这种区别，是否象宇称守恒律和反宇称守恒律影响物质界那么严重，难以评说，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确实是十分严重的。1956年以前，我国社会处于一种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的年代，但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社会上浮夸风、专断风、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人们思想普遍僵化。
改革并放以来，情况有了较大改变。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劳多得原则得到较好贯彻。城市里也逐渐打破大锅饭体制，让那些勤劳创业的人先富起来。10余年我国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这种改变是分不开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前遗留下来的那种反“天道酬勤”的习惯势力，并未绝迹，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里还变本加厉起来。比如在大学里，学生毕业时，仍然有平时勤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其就业情况远远赶不上那些“有个好父亲”的学生；仍然有人以“工作需要”为名，比那些教学、科研成绩远胜于他们的人先取得高级职称；还有些很少甚至毫无科研成果的党政干部被评为教授；甚至有人骗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出书伪证和自制的7份假书评，成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党政机关，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苦了当牛作马的。在国营企业中，“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事时有所闻。7月3日《新安晚报》报道，安庆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出18个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中，有19个“富方丈”，涉及违法违纪金额29l万元。这说明，这些方丈决非是勤劳致富的。在农村，仍然有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靠勤劳而致富的基层干部。
所有这些，当然是有损于我国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我大声呼吁：彻底击溃“反‘天道酬勤’律”，使我国社会成为一个公平合理的文明社会。
(原载1997年8月25日《长江日报》专版，后由《中国改革报》全文转载，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