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日本社会学的历史轨迹进行了追踪。日本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战前主要受德国社会学的影响。战后，日本社会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其间共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重建期（1945~1960年）、发展期（1960~1980年）和转型期（1980~1995年）。马克思主义、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福柯及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分别成为这三个不同时期主要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民主化和现代化建设贯穿于整个战后的日本社会学。展望21世纪，日本社会学正致力于自身的变革，在继续为民主化建设服务的同时，努力从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服务的科学，转变成为一门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的科学。
社会学是一门出现于19世纪西欧，研究当时西方社会因现代化和工业化而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科学[1]。和中国一样，日本作为非西方的亚洲国家，其早期社会学同样是从引进19世纪欧洲社会学起步的。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当时落后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社会学家为发展日本社会学，使其成为一门适合于本土社会分析的社会科学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这一切都对中国社会学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本文着重对日本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及其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日本社会学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当时，为了建设一个能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现代化国家，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国策。在这些方针的指引下，思想界和学术界积极引进西方各种先进思想和理论。社会学作为当时西方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同样受到了日本知识界的竭力推崇，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几乎同步被大量介绍了进来。如何看待西洋文化，如何通过吸收与借鉴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理论，批判性地继承与改造日本传统文化，成了当时思想与学术界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大环境下，以西方社会学为基础的日本社会学应运而生。
日本社会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大致可划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学主要受欧洲社会学，尤其是德国社会学的影响，十分重视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当时，齐美尔形式社会学在日本社会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的形式社会学以著名理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高田保马为代表。高田在继承齐美尔、藤尼斯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努力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和经济学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独立的社会科学。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社会的本质是有情者的结合，希望的共存，无限接触的意愿，可以说社会学就是研究有情者结合的科学。”[2]高田的社会学摆脱了思辨色彩浓烈的综合社会学的束缚，使日本社会学成了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但与此同时，他又宣称，脱离现实是社会学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可以维护社会学的纯科学性。他的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实践的重要性，使社会学成了纯理论性的科学。这一倾向此后尽管不断受到批判，却始终或隐或现地影响着日本社会学[3]。
不过，虽然战前日本社会学以理论研究为主导，但以家庭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为中心的实证研究仍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较为典型的有户田贞三以美国社会学调查方法为依据撰写而成的、日本最初的社会调查入门书《社会调查》（1933年）；铃木容太郎的《农村调查法》（1932年）；《乡土生活调查法》（1935年）；户田贞三的《家庭结构》（1937年）和有贺喜左卫的《日本家族制度与佃耕制度》（1943年）以及奥井复太郎的《现代大都市论》（1940年）等等。
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战前日本社会学在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里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受到天皇制集权主义的压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战后，为重建日本社会学付出巨大努力的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曾在其主编的《历史与课题》一书中，对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学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写道，“在加强战时体制，大搞法西斯主义之时，社会学是不可能自由发足的。社会学批判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充分进行讨论就被压垮了。不仅这样，而且还出现了一股追随反动潮流的倾向”[4]。福武的描述，并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年代，它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前日本社会学的整体状况。此外，战争对日本经济的破坏也给社会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战时物质的匮乏，明显限制了日本社会学会的活动。日本社会学会期刊《社会学年报》办到1943年时，由于资金的短缺被迫停刊。而《社会学研究年报》只出版了第1辑，就寿终正寝了，第二年也没有召开年度大会。战争不仅破坏了科学事业，对社会学也不例外[5]。
总之，1945年以前的日本社会学，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其发展十分有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战后日本选择了一条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本从一个封建集权制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从一个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丰裕的现代化国家。战后日本社会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第一时期的战后复兴期（1945~1960年）；第二时期的高速成长期（1960~1980年）和第三时期的后成长期（1980~1995年）。[6] 以此为依据，我们同样可以将战后日本社会学分成三个阶段，即1945~1960年的重建期、1960~1980年的发展期和1980~1995年的转型期。
1945~1960年，是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和政治民主化的时期。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由于美国的占领，日本无论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置于美国的绝对影响之下。当时美国的占领政策主要是要清除日本的集权主义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制和家庭制度的影响。在美国的直接指导下，日本实施了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民主化三大改革。民主化改革使日本社会摆脱了战后初期的混乱和贫困的状态，并建立起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框架[7]。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
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社会学的重建期。战败给日本社会学带来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战后日本社会学的重心开始由德国转向了美国。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被大量介绍到日本。另一方面，战前受到天皇集权制压制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领域遭到了挫折，但在思想和学术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当时最具“正统性”的学说。因此，如何才能有效地将美国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了推动当时日本社会学前进的最大动力。
战后，社会学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实现日本社会的“民主化”[8]。众多社会学家们通过对二战前社会学存在方式的总结和反思，提出了社会学的新方向，即实证化道路。他们认识到，要发展日本社会学，就必须改变以往单纯强调哲学思辨的传统，重视经验性调查研究。福武直在《社会学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今后日本社会学的基本方向：“今后社会学的发展除了开展实证研究以外别无他路”[9]。但值得一提的是，福武并没有否定理论的指导意义，而是认为“实证必须要以理论为指导”。显然，福武重建日本社会学的两大口号，即“民主化”与“实证化”，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社会学。
从20世纪40年代中叶至60年代末，日本社会学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范式。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揭示和批判日本社会的前现代性、封建性、落后性以及体现身份的主从关系为主旨的封建遗制理论、民主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2）美国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调查的积极介绍和引进；（3）诸学科的共同研究；（4）产业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新型研究领域的出现与细分化。
同一时期，社会调查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代表性的经验性研究有福武直的《日本农村的社会性性格》（1949年）、大河内一编的《战后社会的实态分析》（1950年），川岛武宜的《日本社会的家庭结构》（1950年），隅谷三喜男的《日本货动史论》（1955年），尾高邦雄主编的《铸物街》（1956年）等等。同一时期，日本社会学会主持的“社会阶层与流动”调查（SSM调查）也正式启动。此外，反映多学科共同研究成果的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也相继面世，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有日本人文学会主编的《封建遗制》（1951年）、《社会性紧张研究》（1953年）、《近现代矿工业与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1955年）、《近现代产业与区域社会》（1956年）、《佐久间水库》（1958年）和《水库建设的社会影响》（1959年）等等[10]。
1961年至1980年，日本社会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也是日本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时期。自1955年至1965年整整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也使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之下，时代氛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从“民主化”转向了“工业化”。同一时期，日本政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计划。一方面，人们被要求加倍努力工作，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掀起了颂扬消费“美德”的消费革命。高度成长使日本实现了工业化，日本社会逐步步入了“大众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给日本社会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学的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即探索保持经济高速成长的社会条件，以及阐明由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实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一跃成为日本社会学的主流范式[11]。
具体而言，高速成长时期，日本社会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大众社会理论；（2）以家族、村落和都市为中心的实证性研究；（3）阐明与日本经济成长有关的日本社会的特征；（4）产业、劳动、犯罪、社会病理、大众传媒、政治、教育、社会调查等特殊领域的研究；（5）与历史性展望、历史意识和社会变动有关的理论研究，如现代化理论、产业社会理论、未来社会理论等等；（6）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包括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韦伯社会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与意识以及民众史的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社会调查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日本社会学会在1965年和1975年，又两次开展了全国规模的SSM调查。而且颇具影响的安田三郎的《社会流动研究》（1971年）和富永健一编著的《日本的阶层结构》（1979年）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版。此外，同一时期还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调查统计数据，较为典型的有中野卓的《商家同族集团研究》（1964年）、岩井弘融的《病理集团的结构》（1963年）、森岗清美的《家族周期论》（1973年），劳动调查研究会编《战后日本的劳动调查》（1970年）等等[12]。
80年代，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的多元化、信息化和后工业化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同一时期，日本也成长为成熟的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并开始了向后现代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过渡。这一时期，不论是经济成长、国家财政和经济生活等物质条件，还是环境及文化条件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形成的积极效应，如财富积累效应开始显现。经济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日本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经济高速增长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未体验过饥饿和匮乏的滋味。对于他们而言，丰富的物质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领域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另一方面，成长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地球环境问题、大都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交通拥堵现象，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淡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对社会学提出了挑战。
同一时期，日本社会学也步入了转型期。战后，实证主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现在，社会学家们发现，虽然调查方法越来越完善，统计手法也越来越严密，但是，作为研究背景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却变得愈加模糊了[13]。日本社会学开始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范式转换。信息科学和符号学的方法被相继导入。
这一时期，福柯和哈贝马斯的后现代理论成了较为重要的社会学范式。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学也同国外社会学一样，进入了多元化时代。曾经占据支配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相继失去了权威性。社会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一方面，各种社会理论层出不穷，古典社会学的再利用、结构功能主义、权力理论、符号学、批判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主义等理论轮番登场。另一方面，社会学家们则把注意力转向了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具体分析之上，展开了对诸如日本式经营、老龄化、信息化、中等阶层意识、性别、政治参与、社会参加、劳动生活的变化、开发与环境、社会不平等与差别、网络化、社会福利、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全球社会等现象和问题的研究。
尽管这一时期实证性经验研究出现了明显的退潮，但仍然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如布施铁治编著的《地域产业变动与阶级》（1982年），岛崎禾念、安原茂编的《重化工业都市的结构分析》（1987年），直井优等编著的《现代日本的阶层结构》（全四卷，1990年），富永健一的《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动》（1990年）以及鸟越皓之等编著的《水与人的环境史》（1984年）等等。
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学进入了变革期。这一时期，社会学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学本身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迄今为止，社会学始终是作为“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科学”而存在的。在圣-西蒙和孔德倡导实证主义的年代，社会学曾经作为一门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政策性科学备受关注。而在奠定了社会学基础的第二代社会学家，如韦伯看来，社会学是西欧近代合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门自我理解与认识的科学。事实上，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学确实为现代化与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起，发达国家开始步入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现代的终结同时使社会学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学术领域内，经典社会学，即作为一种现代化与工业化科学的社会学出现了明显退潮。受此影响，欧美等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关闭或缩小了社会学系的规模。这一切对日本社会学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日本社会学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上所述，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与工业化，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20世纪80~90年代，日本逐渐步入成熟社会，即后现代与后工业社会。80年代末，随着前苏联的崩溃，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格局，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仅如此，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的日本，也在以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革命中丧失了主导权。“泡沫经济”的破裂，更使得日本经济出现了持续低迷，经历了“丧失的十多年”。受此影响，日本社会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社会学家饭田哲也概括了世纪之交日本社会的主要特征：全球化、网络化与信息化、环境问题、新的差别与人权问题、新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新的“生命与健康”问题[14]等等。日本社会呈现出与工业化时代截然不同的景象，新的社会体系开始逐渐形成。面对这样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社会学家们陷入了迷茫的状态。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已经无法准确把握社会的新动向了，社会学到了不得不进行自身改革的关键性时刻。
不仅如此，由于长年的经济不景气，这一时期日本的大学教育也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加上少子化现象的日益深刻化，大学陷入了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各大学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传统的学科秩序被打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被重新整合成各种综合性交叉学科。例如，笔者曾经就读的日本知名学府名古屋大学，就曾经在20世纪末建立了由信息科学、电子工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整合而成的信息文化学院，开设了偏理工科的复杂系统系、数理系、物质环境系，偏文科的环境法律经济系、社会地域环境系和媒介社会系等各种新兴学科，并在研究生院开设了信息系统学、计算机数理科学、媒介科学和社会信息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综合）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21世纪初，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又整合了理学、工学和社会科学等各学科的力量，成立了环境学研究所。其中的社会环境学专业是在社会学基础之上，整合经济学、法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组建而成的。可见，大学的社会学教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那么，曾经为实现现代化与工业化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社会学，如何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进行自身变革，顺利地渡过这一转型时期呢？著名社会学家盐原勉分析了社会学的特征，并提出了日本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即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成为一门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的社会科学[15]。
盐原指出，长期以来，社会学被视为一门十分宽泛的学科。尽管社会学的宽泛性特征曾经招致各方面的批评，但实际上却是社会学的长处。社会学的宽泛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可以向其它学科提供解释社会及其社会现象的基础性理论；（2）能够收集和整理调查的信息；（3）具有整合性和媒介性。首先，社会学作为一门有关社会的基础学说，可以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提供各种阐释社会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元理论。例如，韦伯曾经在《经济与社会》第一章中，提出了从社会行为到国家的浩大的“社会学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体现了他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其理论不仅为社会学，同时也为经济学、法学、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有关社会的理论范式。总之，社会学可以和邻近社会科学一同分享包括基础理论在内的，有关社会的丰富的社会学知识。
其次，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调查科学，长期以来，致力于成为一门同时兼具理论性与经验检验性的精确的认识科学。社会学收集各种有关社会现象的信息，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社会调查名副其实地成了培育社会理论的土壤。事实上，通过社会调查所收集到的各种数据，不仅可以用来检验理论性假设的正确性，它同时也能为其它学科服务。此外，各种政策的制定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人们在制定或修改政策时，首先有必要通过社会调查来论证政策的可行性。
社会学的整合性和媒介性是其宽泛性特征的第三种表现。长期以来，在社会及其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里，社会学以连字符的方式扮演了联结与整合诸相关社会科学的角色。社会学家擅长以分工的方式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与问题。以对健康问题的研究为例，社会学家们通过医疗社会学、保健社会学、福利社会学、家族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及其宗教社会学等方式，联合其他相关学科一起展开共同研究。社会学的这种以连字符方式吸收各学科营养的特长，经常被看作是对其他学科的侵害。事实上，涂尔干学派的确试图通过提倡社会学主义，来构建社会学帝国主义。但21世纪社会学所体现出来的综合性与媒介性，却是志愿式和网络型的。换言之，这是志愿方式的，网络型意义上的综合性和媒介性。
总之，社会学能够向其他学科提供有关社会的基础知识，收集各种调查信息，并促进各学科间的合作。21世纪，由各学科共同创造出来的“网络型”知识，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学完全有能力成为构建此类网络型知识的核心科学之一[16]。
21世纪，社会学必须充分发挥这些特长，进行自身变革，成为一门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的社会科学。盐原指出，正如贝克尔在《风险社会》中所揭示的那样，如何克服现代科学与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21世纪一个全球性课题。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在封闭的小团体内，仅仅凭借个人对知识的好奇心进行科学研究，并得到了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此后被全权委托给其他毫无关联的小团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了技术化和商品化，并最终被送到普通用户手中。在这种缺乏协调性的体制下，科学家集团根本不用对人类和社会负任何的责任。尤其是日本，科学家共同体很不成熟。他们既无需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有说明的职责，也没有这种自觉意识。但21世纪，科学技术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将越来越大，社会学家不能放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为了避免科学家们的“自由研究”成为孕育“风险社会”的温床，社会学有责任也有义务作为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的社会科学，从中立的立场出发，以建议的方式提供有关社会行为选择的合理依据，具体可以通过“俯瞰型研究”来确立科学规范，促使日本科学家共同体尽早成熟，建立社会责任体制。“俯瞰型研究”指发现问题、设定课题、联合诸相关学科共同开展对科研成果、应用与设计、作为最终成果送到用户手中的一系列过程进行评价和论证。在此，“网络型知识”将显得尤为重要。21世纪，社会学如果不能创造这一类型的知识，就将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为人类与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17]。
综观日本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展望21世纪，有一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日本社会学正致力于自身的变革，希望充分发挥综合性和媒介性特长，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为人类与社会服务的科学。此次三位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见田宗介、厚东洋辅、今田高俊接受《社会科学》杂志社的邀请，特意为“日本当代社会学”专题所撰写的文章，就十分清晰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学的这一新动向。总之，为人类与社会服务已然成为推动21世纪日本社会学发展的最大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福武直編：『歴史と課題』社会学講座18，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
有末賢ほか：『社会学入門』，弘文堂，1996年。
厚東洋輔：「日本の社会学 社会学理論」，『社会学理論』，東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塩原勉：「２１世紀における社会学の貢献」，『社会学評論』，2002年第1巻。
富永健一：『戦後日本の社会学――一つの同時代学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作者简介：朱伟珏，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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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 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页。
[3] 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7~218页。
[4] 福武直编：《世界各国社会学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
[5] 同上：第268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网，http://bic.cass.cn/index.asp。
[7] 同上。
[8] 厚東洋輔：「日本の社会学 社会学理論」，塩原勉、井上俊、厚東洋輔『社会学理論』，東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頁。
[9] 福武直：「社会学の現代的課題----人間の解放と社会の合理化のために」（1948年），佐藤勉、細谷昇、村中知子『社会学思想』，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13-17頁を参照。
[10] 有末賢ほか：『社会学入門』，弘文堂，1996年，第256頁。
[11] 厚東洋輔：「日本の社会学 社会学理論」，塩原勉、井上俊、厚東洋輔『社会学理論』，東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頁。
[12] 有末賢ほか：『社会学入門』，弘文堂，1996年，第257頁。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网，http://bic.cass.cn/index.asp。
[14] 飯田哲也：「現代日本社会論の試み（下）：社会学による構成」，『立命館産業社会論集』第40巻第1号，2004年6月，第145~165頁。
[15] 塩原勉：「２１世紀における社会学の貢献」，『社会学評論』，2002年第1巻，第3~4頁。
[16] 塩原勉：「２１世紀における社会学の貢献」，『社会学評論』，2002年第1巻，第3~4頁。
[17] 同上：第6~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