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信息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原本就是归全体公民共享的东西，人人都应享有平等获知的权利，所以它应当清晰明了地反映政府财政活动的真实面貌，应该让纳税人、媒体、分析人士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并易于理解这些信息。
健康社会必然信息畅通
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信息畅通的社会，而信息通畅的目的，一是问责，二是纠错。信息不畅，不能问责和缺少纠错机制的社会，迟早会出问题。畅通无阻的信息，就像射进黑暗教堂的那束阳光，珍贵无比，不可或缺。
同样的道理，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只有个人事务才具有私密性特征，而公共事务，越透明越好，因而也必然是信息畅通无阻的社会。故意限制人们获取某些信息，或有意提供某些虚假信息，或者不能确保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充分的相关性等等，都是缺乏透明度的表现。
对于公民来说，只有掌握了完整而准确的信息，才能做到心明眼亮、视野辽阔、心境高远。如果公众了解的是错误的信息，或仅了解部分信息而对其余部分一无所知，他们就会因误判而作出错误的选择。人类历史上许多公共事件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
在所有的政府信息中，财政信息最重要，政府的财政资金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的口袋，税收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的可支配货币的减少。所以，任何财政税收事务，政策制度的制定出台，都必须首先取得人民的同意或谅解。政府的首要职责并不是“执政”，而是尊重、维护和扩大公民的政治与财政预算的参与权。
财政就其本质来说，是政府受公民之托履行公共服务的责任，因而具有更为强烈的“大众化”属性。政府的财政活动须以公众的集体需要为依据，构建社会安全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使政府的财政收支符合全体公众的利益需要。但公众对于公共产品的相对价值和公共支出的顺序（如经济建设为先还是改善民生为先）的看法，与政府官员们的看法也许并不完全一致。这从近年来财政资源的扭曲配置（政府及其官员受益较多而民众受益不足）已经看出端倪来了。
现代社会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治理机构，普通公民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大量事实表明，公众中云集着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精英，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潜力和能力，而且这种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可有效地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所谓“公民社会”，就表现为公众更为关注世事，更加热衷于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并且这种参与和治理能够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然而，目前我国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严重不足，这显然是受制于现行体制，人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渠道和兴趣参与其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财政预算成了政府自己的事，公民们则成了“看客”，民意表达无从谈起。
财政信息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原本就是归全体公民共享的东西，人人都应享有平等获知的权利，所以它应当清晰明了地反映政府财政活动的真实面貌，应该让纳税人、媒体、分析人士便捷地获得相关信息，并易于理解这些信息。无论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预算的编制、审查、听证和执行，还是财政法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体现公开透明的原则，让大家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公众意见成为财政预算的重要依据，并接受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才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精神高度，这样的制度和政策，才会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和自觉遵从。
所以，公众获得信息的知情权是公众参与治理的前提条件，所谓财政信息公开，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公民可以自由地通过查询、阅览、复制、下载、收听、观看等方式获取财政信息，并且个人申请获知有关信息无需陈述理由，而政府或其官员拒绝提供申请人查询的信息却必须说明理由。向公众隐瞒信息，或公布不实的信息，与侵吞公共财产、贪污受贿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都属于犯罪行为，必须在法律上予以严厉制止。
人们每天获得的信息一般是通过大众媒介直接或间接传递的，包括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等。15世纪古腾贝格发明印刷机以前，信息传递是件有相当难度的事儿。“把信送给加西亚”描述的正是这种困难。再早些，1812年的新奥尔良战役，当驻扎在遥远的路易斯安那的士兵还在战场上鏖战不休的时候，其实战争早就宣布结束了。由于交战双方无法及时得到信息。现在这些当年看起来不可逾越的信息传递障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
与公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对照，那种把本来是“公共”性质的财政预算长期当成机密的观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目前的政府财政依然有如“黑箱”，既看不见，也说不清，政府各部门的预算数据、决策过程等，几乎都对民众保密，这与许多国家通过互联网就可以下载，在书店甚至报刊亭里就可以买到政府预算一揽子文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只要这种情况不加以改变，公民对基层预算事务的参与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财政预算就仍然只是反映领导者意愿的工具，与普通民众没有多大关系。
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只依凭官方的统计数据，因为无论从统计口径，还是从统计方法上看它都存在很大缺陷。
而透明的财政预算却可带来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好处，公众可了解财政预算活动的事实根据、形成过程、基本目标、预期成本和未来效益等情况，激发其参与其中的兴趣和热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各种不同意见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中发挥自己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在亿万双眼睛紧盯官员们怎么花钱的情况下，违规和腐败现象必然会减少。近年来，我国基层政治民主化（村民自治）运动兴起，民众的注意力开始集中于基层公共事务，“参与式预算”的出现就是证明，并正在成为公民行使权利的重要通道。这就给垄断权威公共信息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其考虑如何尊重公民的知情权，保证公共信息的公开、及时和畅达等问题。
推进财政信息公开，首先会遇到“权力的傲慢”。人大代表们经常抱怨预算“看不懂”，其实看不懂不是理由。预算报告没有高科技含量，西方国家的议会议员并没有很高的专业水平，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水平并不低。说到底，预算或财政信息让人“看得懂”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关键在于提供数据者是不是真心愿意让别人看懂。用中国最为通俗的语言把财政信息表达出来，应该不难做到，甚至相对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或者把预算数字具体化为财政支出项目（盖楼？铺路？架桥？）也就不会有人看不懂。
推进财政信息公开，还要面对公众的冷漠的问题。代表尚冷漠，何况“草民”？连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都不上心，我们的麻木到了何种程度？如果公众普遍不关心，财政信息即使公开了也没有用。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纳税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唯一通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不参与、不知情，处于混沌状态，也就无所谓权利的在与不在。一个公民参与度很低的地方，“权利”就像沙漠中的水，极其稀少。
说信息要公开，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支持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放到以前，政府信息公开还是不公开没有多少人操心，如今的人们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不再被闭塞，不愿意做奴才而要做拥有权利的公民。促进财政信息公开是构建民主法治社会最好的实践活动，强过“空谈民主”。
不必要的担心
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担忧：会不会引来“刁民”出难题？会不会造成政府有关部门负担过重？专家们的忧国之心令人感动，不过，我倒是更希望看到当人民的利益被公权力侵害时，专家们也能站出来为民分忧，担心一下“老百姓”的负担是不是过重了？
透明化程度低，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则化程度还低，“人治”或“威权”指数还高，执政者的心理和现行的行政体制还经不起“透明”的考验，解决的办法只有改革，而改革，就从信息公开做起开始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没有捷径可走。
记得某哲人说过，当封闭社会里的妇女第一次揭去她蒙面的纱巾时，社会上的“道德家”们一片惊呼，曰：如此，这些堕落的女人总有一天会露出她们的屁股！某种意义上说，妇女的解放恰是从揭去面纱开始的。我们或可做一个类比，对于政府来说，今天，它揭去自己的面纱是个值得肯定的进步，明天或者后天，早晚在众目睽睽之下，它得露出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