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现在的社会结构总体来说还是洋葱型,但是中产阶级在变大,洋葱的底部变小了中间变大了。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15%,2008年是22-23%,大致是每年增加1%。
·现在社会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高级化,……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所以国家充满了活力,让人觉得有盼头。
·原来的社会是封闭的、孤立的,后来开放了、流动了,阶级和阶层分化了,逐渐向多元化、开放型的现代社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
·我认为户口问题是“紧箍咒”,要把这个“紧箍咒”去掉。
·解决三农问题本质是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减少农民问题,让农民到城市里面从事第三产业或者当工人。我们的户籍上农业人口还有70%,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还有50%,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的农业人口。
·中产阶级是一个职业概念,经济学家提出中等收入者这个概念,是不对的。中产不是某一个阶层,是若干个阶层的总和。所谓中产,是指你拥有的收入、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根据你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划分是否属于中产。
新华网北京8月17日电(记者 袁韵)中产阶级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社会流动机制从“先赋型”演变成“后致性”、封闭型社会已经成长为开放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6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印证着共和国的成长,折射出一个国家向上的活力与希望。日前,本网记者独家专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深入解析这种社会变迁的内涵及影响。
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请您为我们简单地勾勒一张新中国社会变迁路线图。
陆学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大的变化一是物的变化,二是人的变化。这60年来人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变化非常大。简单勾画一个轮廓就是: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把社会结构分为地主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直到建国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如此;建国后,先是没收了资本家的财产,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然后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1951年土改以后,社会结构变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1956年到1957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变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后,分化成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十个阶层。
记者:您刚才说的十个阶层是在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7年后,十个阶层是否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阶层结构有没有成长?为什么?
陆学艺:到现在,这十个阶层基本格局没变,只是数据上有些变化:从2001年和2006年的抽样数据看,2001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所占比例额是2.1%,2006年变成2.3%;私营企业主阶层当时是1%,上升到1.3%;经理人员也从1.6%增加到2.6%;专业技术人员从4.6%增加到6.3%;办事人员从7.2%变成了7.0%;个体工商户从7.1%变成了9.5%;农民大量减少,原来是42.9%,2006年是40.3%,实际上我认为40%都不到,因为在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有不少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而我们统计的是常住人口,不少务工人员在城里没有进行登记,所以统计不到。
现在的社会结构总体来说还是洋葱型,但是中产阶级在变大,洋葱的底部变小了中间变大了。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15%,2008年是22-23%,大致是每年增加1%。首先是私营企业主在扩大,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中产;其次知识分子扩大了,白领扩大了。
另外,现在社会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高级化,因为大学生越来越多、科研单位越来越多、白领越来越多、机械劳动力越来越多、手工劳动力越来越少,工人本身也在趋于高级化。虽然农民工还戴着农民的帽子,但他们盼着户籍制度改革,等着户口一转就变成城里人。而由于整个社会趋于高级化,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所以国家充满了活力,让人觉得有盼头。
现代社会阶层已形成 去掉户口“紧箍咒”迫在眉睫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阶层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趋势是什么?
陆学艺:原来的社会是封闭的、孤立的,后来开放了、流动了,阶级和阶层分化了,逐渐向多元化、开放型的现代社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具体来说有四个标志:一是凡是现代社会有的阶层我们都已经有了,只是名称不一样;二是十个阶层的排序,国外是把科学家放在第一,我们是把社会管理者放在第一,这符合我国现在的情况;三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流动体制变了,以前的社会流动体制是“先赋型”的,现在是“后致型”的,就是你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第四,随着经济的发展,高等级的岗位越来越多,职业趋于高级化,整个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是往上升的,反映出来就是农民越来越小,中产阶级越来越大。
记者:60年来社会流动呈现出什么特点?很多人认为,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流动,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您怎么看?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
陆学艺:改革开放前,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只能一直当农民;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城市居民,工人想转变为干部,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由“先赋型”变为“后致型”,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年轻人可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城市工作,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状况。
我认为户口问题是“紧箍咒”,要把这个“紧箍咒”去掉。像上海目前在改革户籍制度,但是更改户口的条件都是选拔人才的条件,这实质上是在拉大差距。有人说户口没问题了,农民有了钱不是照样进城买房。那为什么有些中小城市都把户口放开了让农民进城他都不进呢?因为现在相关的配套政策是荒唐的,比如农民转户口要交宅基地、承包地,现在法律上都说这个承包地是物权了,那是他的财产,他把地交了上了户口后没有社保,就完全没有生活保障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开城门解决户口问题,让农民进城来,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社会结构问题 必须减少农民
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陆学艺:60年来社会建设的成绩是很大的,比如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但是,这些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对经济发展也还不能起到应有的支撑。比如我们的基础教育本来就不强,但是大学教育一直不错,从1999年扩招以后大学生已经不少了,现在50-60%的高中生能考进大学,但是再继续扩招的话教育质量就会往下降。因此下一步应该普及高中,加强基础教育,大学教育则要提高质量。
医院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脑子里只有GDP,他认为办工厂、办企业是赚钱的,办医院、办学校是赔钱的、花钱的,所以不愿意在医疗、教育方面花钱。建国60年来,咱们的经济翻了几番,人口也翻了几番,但是医院和医务人员增加得并不多,医疗资源和服务没有跟上。
社会保障更是问题。我们的住房补贴本来应该是拉平和矫正一次分配差距的,但要现在住房补贴是按工资的百分之多少计算,工资越高补贴拿得越多,实际上工资高的人已经有好几套房子了,工资低的人没有房子补贴又少,由此造成了新的差距。
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说,肯定是经济发展在前。但是有了钱以后,一定要盖学校、盖医院、办社会保障。生产解决消费,但是消费不畅的话反过来影响生产。咱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罗斯福的问题,生产过剩了,产品卖给谁?以前卖给美国,现在他们不要了,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认为现在不应该把钱继续投在生产方面,而是应该办学校、办医院、修路,让农村的孩子都上学,让人们都能看得起病。
记者:作为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您觉得三农问题里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
陆学艺:三农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不搞城市化不改变社会结构是解决不了的。2007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创造价值占11.3%,当年的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40.8%;同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4.9%,55.1%的人去分这11.3%的财富,农民怎么能不穷、怎么能不苦呢?所以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就是因为现行的户口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引起的。
解决三农问题本质是要解决农民问题,要减少农民问题,让农民到城市里面从事第三产业或者当工人。我们的户籍上农业人口还有70%,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还有50%,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的农业人口。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网友在关注和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在中国年收入多少才称得上中产阶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产阶级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
陆学艺:中产阶级是一个职业概念,经济学家提出中等收入者这个概念,是不对的。中产不是某一个阶层,是若干个阶层的总和。所谓中产,是指你拥有的收入、声望、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根据你占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多少来划分是否属于中产。前些年出租车司机挣钱比我们知识分子还多,但是,我们拥有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所以我们是中产阶级,出租车司机则不是,所以不能以收入的多少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产阶级。
政治上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跟执政党是保持一致的,因为中产阶级需要稳定,不希望动乱,更不希望政权垮掉。经济上,中产阶级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同时也是稳定的消费者,现在买汽车、买房子就是中产阶级。从文化上来说,中产阶级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消费者。所以说一个社会中产多了这个社会也就稳定了,或者说这个现代化也就实现了。目前,中产阶级在我国占22-23%,我认为中产阶级占到45%以上这个社会才叫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