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曾经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到“后现代”出来，许多人又跟着外国人改口说现代性。不论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标准化。随着通讯和交通的日益便利，我们的言说也越来越呈现出“全国一盘棋”的态势。不知不觉中，现代化已然实现；而现代性的问题，也开始萌芽了。
最近好像大家都爱说教育，媒体更动员出老中青各色人等积极参与。那意思，当然是期待着某种转变。不过听起来，却有太多似曾相识的话，从资深专家到本科学生，说得几乎差不多。
例如，一说大学行政化，就落实到校长的级别。可是学校里从校长院长到系主任，亦即一切非党委的各级机构，如今都自称“行政”。行为者和观察者（包括大学里很多指责行政化的从业者）都视此为正常，而不闻有异议。这才是深层次的行政化！在行政言行政，本是最应鼓励的工作伦理。既然自我和他人的定位如此，行政化乃是履行其常规职责，是敬业的表征，又有什么可指责的。
又如，一些常在媒体露面的大学工作者，凡指责学术水准不高，就喜欢说什么“低水平重复”。甚至一些办刊物的人，也常将此挂在嘴上。但真要追究责任，那些自己既写文章又指责的人，便先当自我反省。对专业学术刊物而言，即使不要求办刊者能把握学术“水平”，不发表“重复”的作品，似乎不能算很难。如果“低水平重复”确实存在，便不宜仅指责作者，而应当拿刊物来问责。
再如，凡说大学里教学效果不好，就指责所教内容不适应现实需要。某次电视上一位大三学生也这么说，那人看起来很年轻，似乎不像是上学前已有“创业”经验者（节目主持人也没说）。于是我有些纳闷：此人距专业领域之实践尚远，甚至未曾进入专业，何以能预先知道其学非所用？有这样的前瞻眼光，似已超过“学而知之”的层次，应提前入选诺贝尔奖冲击团队，予以特别的培养。
而说到大学教育不佳，又都爱说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用东北话说，这可真是老鼻子的说法了。要解决其实不难，只要定为制度，本无需多说。但在实践层面，还真没那么简单。有的所谓名牌大学，常说本科生是金，而研究生是银。给本科生上课，那是要教授申请并逐层审批的 （给研究生上课则不然）。在这样的学校里，老师多上研究生的课，是一种谦逊的表现；要自视不低的，才会去申请给本科生上课（从学理言，有资格做教授，却不意味着有资格给本科生上课，这标准似乎也太多元化；正体现出学校里职能部门“行政化”的成功，而整体“行政化”的失败）。
若不是希望教育现状有所改变，则多重复熟悉的老话也没什么太不好，至少媒体准备起来比较容易，可以节约成本。然而套用一句孔子的话：说而不思则罔。希望说套话者也顺便想想，其所说究竟是历史还是现状？为什么历史仍是现状？若进而还能虑及其所说在学理上是否成立，则善甚。
上述套话后面隐伏的思维定式，颇令人担心。试想，大学教育本当有层次，都去“适应现实需要”，谁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今人爱说研究型大学，若一说上课就想到本科生，实传承着很强的师范心态；把重点大学当成师范办，又怎样成为研究型？且现在有些大学的研究生数量已超过本科生，如果给研究生上课不“提升”到与本科生同一层级，教授的工作还真不好安排（不少学校给本科生上课有课时费，而研究生则无）。进而言之，教授给研究生或本科生上课，真有冲突吗？
另一方面，大学里不太能做研究却善于上课的老师，却往往不能得到适当的待遇。类似现象连师范大学都存在，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大学教育本是多功能的，既要传授知识，也要提示获取知识的方法，并引导学生走向研究。我们不必处处学某些外国，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有校内分工，长于做研究不善于上课的固不排斥，也当为善教书的老师设置有尊严而能用其所长的职位。
若说大学对老师或有点重研究而轻教学，对学生却恰好相反。尤其特别需要“研究”的博士生，现在都严格规定三年就要毕业。教育本当因材施教，学科、专业和个人差异都不小 （有些学科需要实验，而实验数据并非事先知道何时可得），如此精确地一刀切而无回旋余地，是不是离“研究”有些距离？如果毕业年限可以更波动灵活，或更有利于提高品质，更充分地体现“研究生”的本色。
至少，今日大学教育是否要这么标准化，且在具体细节上实行全国一盘棋，是很有必要反思的。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