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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以诚为(资)本

  

  前年,美国金融危机初现之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写了篇文章,“负债文化”(The Culture of Debt,见该报2008年7月22日),批评美国人不顾偿还能力乱借钱,导致房贷危机。作者感叹同胞们正在失去艰苦朴素的新教文化传家宝,资本主义金灿灿的江山就要变色了。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少为人知的是,韦伯还写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专门讨论新教文化对美国商业的影响。

  韦伯出名后,于1904年受邀赴美国讲学。他发现美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不参加教会的人却只有6%,远低于欧洲的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美国人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来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10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不要说赖账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入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即使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就有人会放心借钱给他,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他;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很远了。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美国经济起飞时节,既没有计算机又没有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靠所在教派的声誉,获得彼此的信任。由此可见,教派和信徒的存在,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注意,笔者并没有说资本主义是“道德”的。正如西方社会学所尊崇的另一位鼻祖卡尔·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也会指出:比起之前的社会状态,资本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对于工人和奴隶,原始积累很不仁慈。但不可否认,商业交易需要一种简单的诚实:不卖假货,不付伪币。而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这一诚实主要是由新教教派保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国人往往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只是这一商业诚实,在韦伯之后百年,演变成为无节制的借贷,或许也算是生活的辩证法。布鲁克斯的文章见报之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社论(The College Credit Card Trap,同年10月18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大学生信用卡管理条例”之类的法规。社论说,银行在校园里乱发信用卡,害得很多大学生背上永久性经济包袱。整篇社论,没有一句提到学生的个人责任。社论标题里就用了“陷阱”(trap)一词,似乎大学生都是天真的小绵羊,懵懵懂懂掉入信用卡“陷阱”。

  这就是美国偏民主党左翼媒体的典型思路:如果你有个人经济问题,第一个原因是银行里那些有钱的家伙骗了你,他们有罪;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里有权的官员没有把你保护好,他们有过。哪怕每次刷卡你本人必须签字,哪怕你已经二十来岁而且受着高等教育,你仍然不必对自己的行为严肃地负起责任来。难怪偏共和党的保守派布鲁克斯要感叹新教文化的衰亡了。不过在文章结尾,他还是乐观地认为,经济危机会迫使美国人重新拣起那些古老的美德。

  布鲁克斯的文章写于奥巴马上台之前。奥巴马进入白宫后的一年来,他和民主党掌握的国会一次又一次通过法案,政府出钱,宽待那些因短视或贪婪而背上过重房贷的人。于是,分量更重的人说话了。哈佛大牌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最新一期《外交》双月刊(今年3/4月号)里发了篇文章,“复杂性和崩塌”(Complexity and Collapse), 讨论帝国垮台的问题。弗格森借用了不少物理和复杂性理论的说法。他说帝国相当于着火前的森林,处于自组织临界性之中。着火的后果是不可测的,可能小火被扑灭;也可能星火燎原,发生相变,森林被烧毁。而“火种”往往来自财政问题。作者最后说:华盛顿,你被警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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