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美国金融危机初现之时，《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写了篇文章，“负债文化”（The Culture of Debt，见该报2008年7月22日），批评美国人不顾偿还能力乱借钱，导致房贷危机。作者感叹同胞们正在失去艰苦朴素的新教文化传家宝，资本主义金灿灿的江山就要变色了。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少为人知的是，韦伯还写过题为“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专门讨论新教文化对美国商业的影响。
韦伯出名后，于1904年受邀赴美国讲学。他发现美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相当彻底，一个移民国家，人们失去了与故土教堂的联系，不参加教会的人却只有6%，远低于欧洲的相应比例。更奇怪的是，美国人还非常虔诚，吃饭、做生意都要问你是哪个教派的（新教分圣公会、浸礼会等很多教派）。
韦伯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推销员。这位老兄说：我不管你信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不隶属于任何教派，我连五毛钱都不会赊给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我凭什么相信他？”
当时，美国有大量德裔移民。韦伯曾去北卡罗来纳州看望亲戚，并不信教的亲戚带他参观当地浸礼会的洗礼。10月初的天气，已是相当冷，受洗者毫不犹豫地跳入池塘。亲戚指着一位年青人说：哈哈，我就知道这家伙会受洗，他打算在这里开银行呢！韦伯问：是否浸礼会信徒只信任本会教友的银行，而且人数多到足够支撑他的生意？亲戚说：这倒不见得，不过，浸洗之后，他的生意就有保证了。
原来，当时浸礼会对受洗者有严格要求。不要说赖账的进不去，就是爱跳舞、爱打牌、经常上馆子的都进不去。入了教派，就相当于拿到了道德合格证，在商场就有了信用；即使出远门，只要亮出教会的受洗证明，就有人会放心借钱给他，赊购更没问题。就算一时银根紧，债主知道，教派为了自身的声誉也会担保他；反之，如果某人因为道德问题被教派除名，生意倒闭的日子，通常也不会很远了。
黄仁宇曾说：资本主义“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美国经济起飞时节，既没有计算机又没有网络，很难验证某人的财务记录，交易者靠所在教派的声誉，获得彼此的信任。由此可见，教派和信徒的存在，使得负债经营最终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注意，笔者并没有说资本主义是“道德”的。正如西方社会学所尊崇的另一位鼻祖卡尔·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也会指出：比起之前的社会状态，资本主义是一种伟大的历史进步）。对于工人和奴隶，原始积累很不仁慈。但不可否认，商业交易需要一种简单的诚实：不卖假货，不付伪币。而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经济起飞时期，这一诚实主要是由新教教派保证的；或者说，并不是像国人往往以为的那样，商业诚实仅靠法律强制。
只是这一商业诚实，在韦伯之后百年，演变成为无节制的借贷，或许也算是生活的辩证法。布鲁克斯的文章见报之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社论（The College Credit Card Trap，同年10月18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大学生信用卡管理条例”之类的法规。社论说，银行在校园里乱发信用卡，害得很多大学生背上永久性经济包袱。整篇社论，没有一句提到学生的个人责任。社论标题里就用了“陷阱”（trap）一词，似乎大学生都是天真的小绵羊，懵懵懂懂掉入信用卡“陷阱”。
这就是美国偏民主党左翼媒体的典型思路：如果你有个人经济问题，第一个原因是银行里那些有钱的家伙骗了你，他们有罪；第二个原因是政府里有权的官员没有把你保护好，他们有过。哪怕每次刷卡你本人必须签字，哪怕你已经二十来岁而且受着高等教育，你仍然不必对自己的行为严肃地负起责任来。难怪偏共和党的保守派布鲁克斯要感叹新教文化的衰亡了。不过在文章结尾，他还是乐观地认为，经济危机会迫使美国人重新拣起那些古老的美德。
布鲁克斯的文章写于奥巴马上台之前。奥巴马进入白宫后的一年来，他和民主党掌握的国会一次又一次通过法案，政府出钱，宽待那些因短视或贪婪而背上过重房贷的人。于是，分量更重的人说话了。哈佛大牌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最新一期《外交》双月刊（今年3/4月号）里发了篇文章，“复杂性和崩塌”（Complexity and Collapse）， 讨论帝国垮台的问题。弗格森借用了不少物理和复杂性理论的说法。他说帝国相当于着火前的森林，处于自组织临界性之中。着火的后果是不可测的，可能小火被扑灭；也可能星火燎原，发生相变，森林被烧毁。而“火种”往往来自财政问题。作者最后说：华盛顿，你被警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