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求财富，向来如此，且向来不讳言。春节拜年，首要说的就是“恭喜发财！”旧时交往中，如果彼此不是问“您在那里高就”，一定是问“先生在什么地方发财？”时至今日，“福如东海常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副对子，总是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并驾齐驱的。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体制下生活的中国人，都自动会想到这样存在我们语言定势中的对财富的向往，都自动会表达这样的向往而不会有丝毫不好意思。
财富之为物质形态，还只是人们心向往之的对象。而人们心向往之形成了可以涵盖一个社会不同阶层，跨越同种文化人们生活地域的共同文化符号，这就已趋近于“形而上”了。再进一步，对使用、改造、更新这样的共同文化符号不但毫不讳言，且孜孜不倦，津津乐道，那就为说明与探讨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某种文化“底蕴”，提供了社会心理的基础，毕竟使用、改造和更新财富符号，不但在“形而下”的意义上，而且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改革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一部分，我暂且称它为“身份经济与身份成本”的过程。
身份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彼此辨别的最初也是最有力的符号诠释，在任何人的社会都必不可少。在中国，身份长期以来始终是和政治好恶联系在一起：工人是领导阶级，一时，工作服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农民具有深厚朴素的感情，对襟褂子也曾上过台面；解放军当过“全国人民的榜样”，当时，有多少人为了一身“四个兜儿”的军装四处奔波呢？在经济改革成为一切事情向所谓“好”的方向“转变”的象征的今天，一切身份自然也就和经济、财富、代表财富的金钱及其一切衍生产品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其中，财富符号就显得尤为重要。买什么东西，利用它的什么特性，在追求财富乃至追求财富符号的过程中，退居其次。买香烟，吸香烟，谁都知道其中的弊大于利，甚至很多人也知道在健康层面上，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吸烟，特别是吸某种牌子的香烟，代表了和“财富”有关的价值，所以有某种时刻要贿赂某人，必须起码附带赠送相应品牌的香烟的社会现象存在；明明城市当中的街道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轿车，开轿车不但费时，而且费钱，并且还要担心被偷被破坏，但“财富”的符号不但包涵而且主要通过是否拥有轿车乃至是否拥有什么品牌的轿车来表现，所以，整个汽车行业，希望通过汽车行业来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政府加上渴求“财富”符号的“身份消费者”的集团，就要不断制造和更新这样的符号，使其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身份”；现在的“房地产热”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果真需要利用200平米居住空间给他提供的物理生物心理上的好处，对其价格令人越来越瞠目的“豪宅”趋之若鹜呢？
推而广之，在自有传统基础上，在政治经济精英的努力号召之下，现代中国社会中，几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在不断地努力使自己成为“财富符号”，印证由此被人所推崇的身份：大吃大喝是“富有”的象征自不待言；一时间，上海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知本家”的说法，又何尝不是在把知识通过诠释变成“资本”，变成可以制造财富，因此可以制造令人们尊重的“身份”呢？富有的贪官们未尝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未尝不考虑老大一把子年纪，能否禁得起夜夜狂欢的负担，但一旦拥有年轻漂亮的女性，哪怕仅只是形式上的拥有成为和“财富”，“财富符号”和它们构成的“身份”标志的时侯，有那个贪官肯善罢甘休呢？文化教育自然也未能幸免。一纸文凭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令人不惧法律的惩罚，不断造假，不惜重金贿赂，难道不是因为人们对文凭与财富乃至财富的符号的期待使然吗？
因为制造、改变、更新财富符号以适应新的社会认可的需求成为如此广泛的社会运动，所以，这样的活动形成了社会经济本身，也为这个社会制造了许多额外的“成本”。说求“财富”符号成为经济活动，这不难理解。看看“房市”、“车潮”、“金银首饰热”，就可以明了其中的“不可抗力”了。但这样的经济活动会制造社会成本，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社会成本会成为社会不堪承受的，这一点国人却并不体会，也不愿体会。
且不说追求富人人手一车，会给中国的有限能源造成何种压力，给环境带来何种破坏；也不必深究文凭泛滥，已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诚信危机与压力；只是看看为了装饰自己“繁荣”身份，中国金融界投入了多少再难回收的资金，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明明北京上海广州的空房率已不但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事实上也超过的银行贷款的最终底线，明明这样制造的潜在坏账已经足以摧毁现存中国整个银行体系，但这个号称实行“市场经济”，要利用“看不见的手”来制衡“看得见的权力”的改革国度却迄今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去制止，哪怕是去降低如是现实危机的压力。这其中理由很简单：房地产商要的是“财富”，炒作“房地产”的买家要的是吹起来的房地产背后的巨大“财富符号”和这种符号代表的“身份”，而政府要的是大众消费繁荣的表象，换句话说：政府要的是“群体财富符号”和其中蕴涵的“集体繁荣”的身份，也保有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保持这样的符号与身份不致破灭，不致失去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效力，再多的“身份成本”也顾不得了。
当然，一定会有经济学家出来反驳说：这样的“身份经济”和“身份成本”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当中，都不但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奇怪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身份经济”一旦跨越一定限制，造成比如金融的紧张，这个国家的民众、政府和社会组织就会出面通过各种讨论，来起码降低人们对“身份”的期待，降低由“财富”符号构成的“身份成本”给社会造成的直接的风险，以致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本土始终没有发生类似1929年那样的毁灭性危机。反倒是受到如是资本主义“身份经济”影响，对“财富符号文化”毫无节制的所谓“第三世界”与“门槛国家”中，毁灭性危机始终未曾中断过：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南亚；1999年的俄罗斯；2001年的阿根廷和2002年的巴西。而资本主义本土重大组成部分的美国也不同程度受到以鼓吹“股份持有者文化”（culture of shareholder-value） 为代 表的过度“身份成本”的影响。在美国，曾尤其可以体现人们财富身份的行业－新经济与银行股市，财富缩水烈度最高，造成的社会振荡也最大。这些，我以为都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足够的重视和采取断然措施的决心。
之所以如此耸人听闻，不是因为经济过程怎样难以调控。真正难以调控的是形成全体文化底蕴的身份与其符号，是对这些符号锲而不舍的追求，是这种追求给所在文化圈中的人们心理带来的几乎接近等同他们生存全部价值的“形而上”。在我看来，说“您在那里发财”时的不经意，正是这种“形而上”的民俗表述；说“知本家”时知识分子脸上放出的自豪，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精英表述；说“落后挨打”而且实际认为“落后等同经济增长的落后”，正是这种“形而上”的上层政治表述。而正是这种“形而上”的表述如此完整，涵盖如此众多的社会阶层，造成它难以扭转与改变，也造成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诸多危机和“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