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正处在媒体事件时代，所谓媒体事件，既包含突发事件，也包含常发事件。这些事件虽不一定因媒体而起，但都是因媒体而放大了事件影响力，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个全新的媒体事件时代已经到来。身处媒体事件时代，任何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可能卷入其中，处置不当，都会受到影响和伤害。尤其媒体事件中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应对得当与否，直接关系事件处理，关系到政府、官员的形象。
（二）
现代社会，要重新认识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党、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媒体还是公共管理的资源和工具，公众民意的舆论反映，知识、文化、价值观的大学校，社会监督的哨兵，老百姓娱乐的场所，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
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反映，短时会让相关政府、官员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它能揭示问题、有助于解决问题，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三）
当今社会，媒体事件的处理、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已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更是政府官员的必备素养。
在媒体事件的处置中，我们许多政府和官员抱着“做了再多的工作，经不住网络的炒作”，“防火防盗防小报”的心理，因而采取躲、吵、封、抓、告、怨等下策，表现出极大的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
聪明的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两者应是竞争性的伙伴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力求双赢。
媒体是躲不掉的，官员越躲，记者越认为你有问题，采访的劲头就越大。如果报道失实，有可能会是政府不接受采访造成的，失实的责任和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官员的。
和媒体吵架是不明智的。媒体只要把官员申斥的镜头公开，倒霉的是官员，因为受众是忌恨强者、同情弱者的。
突发事件处置暴露了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政府新闻学正是公共管理与新闻学交叉的应用型学科，致力于研究在当今政府和媒体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勇于接受媒体监督，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正确引导舆论，发挥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四）
人的精力和经历是有限的，而世界和社会发展是无限的，有限的经历无法认知无限的世界，所以当今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媒体。媒体怎样刻画世界，直接影响受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社会关注的热点往往是媒体设置报道的，进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政府要引导舆论，就应在媒体之前了解民意，把政府要说明的、媒体感兴趣的、公众关心的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设置新闻议程，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新闻和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宣传借助新闻，新闻脱胎于宣传；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宣传重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操纵，新闻重沟通；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
我们现在的宣传立足点是站在政府而不是受众角度，语言是政治而不是群众语言，方式是讲道理而不是讲故事，结果事倍功半。当今我们各级政府要充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从宣传走向传播，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更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
（五）
突发事件一发生，公众急于知情，既出于自我防范，又出于监督政府；媒体更是急于报道，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求，也是对社会问题的预警。以往突发事件，由于政府担心信息公开会造成公众恐慌，影响稳定，要求控制媒体，不予报道。但是在当今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所有网民都是公民报道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放上网。因此封堵媒体和网络是做不到的。所有的突发事件，政府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规律是：公众对信息的饥渴性、媒体报道的热衷性、政府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信息传播的先入为主性。以往我们全作出了错误选择：不想让公众知道，不愿让媒体报道，政府有权威也不要，结果让谣言先入为主。政府再事后去辟谣，结果事倍功半，影响事件的处理和政府形象。
突发事件传播有个悖论效应：越是不说传播越广，越是说了越无人知道。因为政府不说，则给公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给媒体留下了无限炒作的空间，给谣言留下无限传播的空间。政府说了真相，媒体就不好炒作，谣言就无法流传。
突发事件发生后，过去我们往往不愿公开，怕媒体添乱，引起公众恐慌，影响政府形象，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发事件只有不发布或者迟发布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没有因为及时发布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
我们处在高速发展期，突发事件多发有客观难免性，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但如果突发事件隐瞒不报，政府主观有过错，政府就丧失了公信力，责任是无限的，由此追究责任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大。
突发事件的处置，我们政府有比较成熟的机制和有力的行政资源，处理是快捷而有效的。但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如果没有被摆在重要位置或处置不当，不仅直接影响事故处理本身，还会引发新的次生灾害。政府只有在第一时间发布真相和政府救灾举措，才能为事故的处置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六）
网络是双刃剑，带来的机遇挑战并存：网络给媒体发展带来新的空间，但也使传统媒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网络有力推动了信息公开，但也增加了新闻管理的难度；网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但也会成为人们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但也容易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网络加强了对官员的社会监督，但也容易产生网络暴力；网络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播，但也容易造成低俗落后文化的流行；网络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也会出现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网络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但也会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渗透的渠道。
网民的快速增长和网络监督的方兴未艾，已经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提出挑战，如果传统主流媒体只做正面报道而不做社会监督，长此以往，主流媒体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逐渐被边缘化，更是把话语权让位于网络，只会更加放大网络的影响。
网络监督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一是腐败行为会迅速被曝光，二是各种不正之风难以掩饰，三是传统的潜规则和陈规陋习无法面对公众质疑，四是政府处理问题敷衍了事、避重就轻的做法必须接受问责。在网络时代，必须顺应时势，迎接信息公开的挑战，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构建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公共政府、效率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真正让我们政府和官员的一切行为，经得住网络监督的考验。
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网上舆情，将亲自上网、了解舆情作为每天上班的必备功课，将网上舆情作为工作第一信号，将能否使用网络、能否发现舆情、能否应对舆情作为衡量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七）
媒体（网络）监督成本低、公开性强、收效快，是当前中国社会监督的利器。媒体具有监督政府的职能，它在体外监督就有可能失实，不能因监督失实而给它定罪，犹如匿名举报信失实而不能打击报复一样。
埋怨媒体是无用的，监督政府是媒体的职能，正是在监督政府、让政府难堪中，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善，维护了群众利益，推动了社会进步。对此，公众是乐观其成的，媒体也会乐此不疲。
不管我们的官员是否愿意，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媒体、网络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有人说在网络中，官员成了弱势群体，这反映了网络监督的力量。只有在网络和媒体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官员才能真正从“主人”回归到“公仆”的本来地位。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