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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套索正抛向北京——从苏联被拖垮得到的启示

  

  千禧年前夕笔者评论:二十一世纪前期,除非发生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PRC )将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造就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PRC 就会被拖垮(详见《联合报》2000年1 月12日《美中对抗中的四种主义》)。

  

  速到的验证

  

  过去一年多的事态演变,快速证实了以上的悲观预测。代表政治右翼的小布希侥幸当选,只是加速了这一原是隐形的大趋势。五月份美国主要报刊连续报道,美国国防部及相关的研究机构向总统建议:美国要把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定北京而非莫斯科为首要假想敌。成倍增加瞄准中国大陆的核弹,增派亚太区域的航空母舰、核潜艇、战略轰炸机。

  更为凶险的,是美国着手布置多层导弹防卫系统,公开承认目标之一是PRC 。

  

  美国重操牛刀

  

  所有熟悉冷战史的人一眼便可看出,美国新近对付北京的诸般杀手锏,都是当年用作对付苏联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导弹防卫系统,它直接脱胎于1980年代雷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至于这些杀手锏造成了何种效果,今天已经明白无疑。今年三月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雷根1980年代强大有力的、耗资巨大的军备,促成了苏联的垮台,因为它衰弱的经济支撑不了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这个评估与俄国的资料互为印证。曾任六位苏联首脑外交助理的Georgi Arbatov在回忆录《制度》中说(p.203 ):

  “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1/3 至1/4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于他们而言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苏联的实力,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正是在雷根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的构想和军备计划,其目的专在‘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过时’。他们凭借自己的方案,迫使我们在最不利的、昂贵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

  

  美中较量的物力方面

  

  二十一世纪初的PRC ,与1980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GNP 、科研水平、军工产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1980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活活拖垮了苏联美国目前的年度军费三千一百亿美元,它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就迫使北京起而应付。虽然北京不至于轻率到在世界多处与美国的新军备较量,仅仅在中国大陆周边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经力不自胜了。

  北京比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不要忘记,迄今对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随着美国把PRC 视为首要对手,它不会容忍北京继续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吸取美国科技的宽松机会。近来接二连三的美国抓华人“间谍”便是一例。正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说:“与美国的严重危机,也将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中国带来最消极的长期影响,严重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

  

  可怕的百分比

  

  抵御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力绌,雪上加霜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均视其为主要假想敌。《华盛顿邮报》三月六日报道:面对周边的紧张局势,北京未来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西方分析家估计,PRC 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达450 亿美元,约占GNP 的百分之四点五。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局长的William Odom在《苏联军队的崩溃》中引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说:“1985年4 月以后,我们面临削减军费的任务……军费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八,背负这个包袱,经济无法正常运转。”即便是政治上保守的很多苏军将领,都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到了1989年即苏联瓦解前夕,莫斯科首次公布的较真实的军费预算近八百亿卢布,是它先前一直发表的数额的近四倍,约占它GNP 的百分之十一(接近西方历来的估计)。

  因此,我们可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为参考点,推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GNP 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巨额无偿外援。

  假定PRC 未来可保持GNP 年增长率百分之七,而它按计划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八(今年约为此数)。约在十年后,其军费将占GNP 的百分之十一;十五年之后,约占百分之十八。那便是当年美国拖垮苏联、“不战而屈人之兵”时的状况。

  

  美中较量的智力方面

  

  历史昭示,两国相争,成败既取决于物力,也(甚至更)取决于智力。智力主要指政策创意、战略构想和计谋策划。世界战略学史上最早阐明此道理的是《孙子兵法》:“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蕞尔小国或可能缺智慧,庞然大国从来不缺智慧,因为生物学规律不会让巨量人口主要由弱智者组成。大国缺的只可能是把智慧运用于适当地方的制度。

  当今美国应对北京的阵容庞大而多元,在朝在学在商,交叉互通。政府里对北京持强硬政策的,多为当年斗垮苏联的参与者,积累了与共产党政体打交道的丰富实战经验。更根本的,是他们坚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未来属于资本主义加普选制而非共产主义。有此信念,他们就会步步逼进,不达目标不罢休。

  但还有比他们更极端的右翼,如被称为“蓝队”的一组国会助理、政策专家和政治操作者。他们反对共和党许多要员试图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密切经济交往而促成其改革,力主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北京更强硬。像当年对苏联一样,四面遏制,必要时不惜兵戎相见。最佳选择之一便是向台湾提供更尖端的武器,与对岸硬碰硬。

  美国政治的左翼,也有对北京的极端强硬派。他们虽然在本国政策上与右翼争执不休,但出于人权、西藏问题等原因,照样对北京处处打击。只不过他们更倚重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备。

  民主党内辅助克林顿制定“美中战略伙伴”概念的派别,现在已被挤到边缘。分析家估计,仅仅一个海南撞机事件催发的美国民间敌意高涨,就将迫使几十名国会议员转向强硬派,否则选票难保。

  美国诸派之你去我来,并不影响各自相对独立的运作基础和彼此对话。这就使得各种美中关系的研究生生不息,新观念和新招数源源不断。每当美中关系出现什么新态势乃至突发事件,或有人想制造新事态以达到某种政策和战略目标,都面对一长串形形色色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多样化,才能比较出各种选择的收益和代价。美国的这种体制,可称为“多元灵活反应主义”。

  

  自我闭锁

  

  美中间的较量,中方的物力逊于对方,理应特别侧重己方的智力潜能。目前却没有这么做。与美国多元灵活反应截然相反,北京的应对体制主要由“三不”组成。

  第一是“不通资讯”。海外中文外文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内国际因素之现状和渊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广度报道,在中国大陆主要的大学学报、学会期刊、时事杂志和大报上,极少见到。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数千万受教育程度最高、从事观念和知识生产及承传的专业人士,与事关本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资讯,处于日常的隔绝状态。

  有人会说,不下达广大知识界的这类资讯,会上达高层。但问题在于,资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中才能被辨识。把这类资讯封锁在秘密管道里,一是会造成持续的扭曲失真,二会帮助特别利益的个人和小集团垄断最高领导层的耳朵,造成错误判断和决策,三会促使本国专业研究素质的全面退化。

  人们往往高估秘密资讯流通体制的效果。仅举一例:中国大陆经手台湾问题的机构不可谓不多,人力财力不可谓不丰。然由于秘密作业,资讯扭曲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得北京对台湾大选的情势连连误判!不透明的体制对同文同种、隔海相望的台湾都反映失真,你还能指望它在远为复杂的美中关系上表现更佳?

  第二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进行公开严肃的、客观系统的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只是小问题。其实小事无需讨论就可处理,因为处理错了也不影响民族兴衰,大事才亟需公开讨论。像美中关系这样的大事,牵涉两岸三地、东亚和太平洋多国的国内国际因素,很多方面史无前例,其复杂诡谲的程度,远非一个人或一小帮人的大脑能够思考透彻。况且,任何个人或部门都免不了偏见和特殊利益牵挂,只有通过公开冷静的讨论,盲点才能被消除,偏见才能被中和,诡计才能被揭穿,创见卓识才能被激发而出。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战略,才能少上圈套,少付出血泪代价。

  第三是“不纳圈外”。凡是来自“圈子外”的建议与忠告,基本都不予采纳。这个圈子近年来愈益收缩,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只信家人,不听外人”的管理模式,经营一个小企业尚可,经营大型跨国企业绝少成功。经营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中的大国外交,其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在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华文明的洋人里,有许多基于坚实的研究和近身的观察的新主意好设想——如何缓解台海两岸的敌对,以避免外力大规模介入造成大陆台湾双输;如何呼应美国各界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力量,以缩小极端反华论点的市场;如何逐步改善大陆内部的政治和人权状况,以化解在国内外四面树敌的困境,等等。这些理性的建议目前一般都无门进言。

  

  何以“三不”

  

  美中较量,中方物力不及对方还有理由,而智力的不及主要归咎于“三不”把自己闭锁在缺乏创意和远见的思维死港里。《孙子兵法》告诫将帅:要有“知诸侯之谋”、“通于九变”。而今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北京何以只会发出别人不信、自己也说不圆的套话和空话?G. Arbatov对苏联衰亡期的观察一语破的(p.219 ):

  “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历史将再次站在悲观者一边?

  

  二十世纪尾,多种西方文字的报刊书籍成千次地引用170 年前拿破仑的预言:“最好让中国长睡。一旦她醒来时就会摇撼世界。”因为其时两岸三地的经济增长和合作初显神威,大中华似乎已经苏醒。不过,类似的苏醒苗头在二十世纪已经有过两三次,每次都落了空。

  今天,为了对付红色恐龙PRC ,美国已经抛出当年拖垮红色巨熊苏联的套索。解开这个致命套索的关节,其实多半不在美方而在中方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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