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有人说过，当今社会，并非左派与右派之争，而是深思熟虑者与人云亦云者之争。
当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就会由于自身所处的特定的历史阶段，从而确立一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比如，当今世界人们普遍的追求人权而不是象几百几千年前那样顺从神权，就是当今世界人们所确立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当然，这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由于世界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及自身比几百几千年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才能确立的。具体到某一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是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内，受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并由本国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地域种族特征等所影响，从而最终得以确立的。一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一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人为随意所能建立起来的，随意人为也建立不起来；人们只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经济基础上顺势而为，才能最终确立统一稳定健康积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一国的健康积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确立不起来、甚至混乱，必然会造成人们对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认识上的混乱、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认识上的混乱，会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时间久了，必然会造成国家的急剧动荡。所以，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健康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关系到一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原始社会，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人们只能共同合作，生产资料公有，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当时，不需要有人提倡，人们自然就会形成“团结互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封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借助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大肆宣扬神权，神创造了世界、主宰着世界，人们只有顺从神，才不会有灾难；而君主们及其既得利益者都是神派来管理世界的，人们只有顺从神所安排的等级制度，才会幸福；使人们在等级制度中各安其位，从而形成了“君权神授，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的发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君权神授，转而追求人权，使能够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由于其仍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为了保住并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它们大肆宣扬资本的魔力，是资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资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和源泉，是它们养活了穷人、是它们养活了国家，这样，它们就排除了劳动者的作用，从而淡化了人的作用，竭力淡化阶级的矛盾，甚至不承认有阶级的存在，使人们只去逐利而不顾其余，这样，它们就可以世代安享奢华；也由此而形成了“金钱至上”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具体到国家而言，中国、英国、美国是典型。英美两国先后为世界超级大国，现在虽然同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同样以“金钱至上”作为总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但由于民族、地域、历史等的不同，各国的具体的某一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各具特色。
英国由于地处海岛，自然灾害极其频繁。在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很容易以自然灾害的不可知性及其威慑力，假借神权来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更由于其不断地攻取杀伐，对自然灾害的不可预知感及对人生无常的恐惧感，更增加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感及内心的负罪感，从而耶稣的赎罪思想很容易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其君权仍得以保留，正是由于人们的赎罪思想根深蒂固。当然，更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至上”为社会核心价值观，使人们在资本的驱使下拼命逐利并对外拼命扩张、掠夺，在追求金钱的同时，人成了资本的工具，使人的生存丧失了本来的意义；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人们的思想极度空虚，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更增添了人生的变幻莫测感，人们的内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慰藉；而现实生活中除了金钱还是金钱，于是，人权和神权在金钱的撮合下成了一个和谐的混合体，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人的魔力；这正是英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历史、地域和种族等的原因，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美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它天生就是个人主义的温床。美国虽然独立了，但各州高度自治，只是一个松散的联邦，根本不能算得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它的联邦政府行使国家管理的职能极少；直至南北战争后，美国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公权力的国家，其联邦政府才能真正行使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管理的职能，但政府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一直被资本家限制在越少越好，从而使资本家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空间，这种现象当然是美国的特殊历史的产物。其实，在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管理成本是一个常数；只有当公权力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国家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一个国家的管理成本才能接近于这个常数。当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范围过小时，其所缺位的国家管理职能就必然会被各种企业、民间社团、甚至是黑社会组织来填补。各种企业、民间社团、黑社会等组织行使了由政府缺位的国家管理职能，表面上看，政府减少了管理成本，整个国家的管理成本分散为不同组织分担，提高了整个国家管理效率，降低了整个国家的管理成本。然而，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在市场经济中，不同的企业、民间社团、黑社会等组织均为一定私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可能在国家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必然会由于信息的大量不对称，不同的私有利益集团为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国家整体的利益、更遑论全民的利益了。这样，人们在经济社会的各种交易活动中没有统一的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只能由不同的企业、民间社团、甚至黑社会等组织来制定规则进行交易，必然会造成国家的管理成本大大增加。特别是在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缺位，不能强力保证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穷人只能通过黑社会组织的交易才能进入市场竞争，否则，就永远穷下去，永远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因为在私有制的市场中，进入市场竞争，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本（或掌握一定的自然社会资源）才行，否则，就永远也没有机会参与竞争。对于那些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大量资本或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社会资源的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可以轻易地在市场中纵横捭阖；对于有才能想进入市场中的穷人来说，只能通过一系列的非法手段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通过黑社会组织则是一条捷径，特别是当政府管理职能缺位时，通过黑社会组织几乎成了穷人进入市场中的唯一途径。美国由于历史原因，过分强调个人权利，是天然的个人主义国家；政府行使的国家管理职能最小，缺位最多；所以其历来是黑社会天然的温床。在国家管理职能政府缺位、社团乱飞、黑社会横行的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在追求金钱的同时，更感到世间的变幻莫测及人生的无常，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物欲的放纵及对未来的渺茫，使人们由开始对神权的否定转而对神的重新解构并加以信仰，从而寄托心里的慰藉，此时的神已不是原来高高在上的神了，人们对它已不是敬畏了；而是融合了人的温情，是人们在现实中找不到的温情的寄托了，所以各种宗教在美国的盛行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其资本主义社会越发达，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就越虔诚，因为那是人们在人世间所找不到的温情的寄托所在。宗教信仰使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所以在美国以个人主义思想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宗教来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建立起来的。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仍然是金钱创造了世界，而不是神创造了世界，神只是金钱的一个装饰品了。人只不过是赚取金钱的工具而已，所以，世界也不是人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社会学说，无不抹杀人的真正作用——劳动者的作用，无不拼命证明金钱（资本家是其代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唯一源泉。这就是美国的独具特色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对金钱的无比崇拜，一方面对神的无比虔诚，其实，这正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通过金钱和神的调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一个国家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如何平衡的最终的表现形式。美国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翘楚而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多大的动荡，正是由于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使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平衡即是一种稳定。
中国因为其文明古老而常新，既源远流长又一以贯之，始终以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理为核心，始始终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有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人性的光辉始终在其中熠熠生辉。在原始社会，从“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到大禹分定九州、疏河导水，期间虽有神话传说，但不过是一些增加了非凡能力的人而已。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虽然时时借助神权来加强统治，但中国的神始终不像西方的神那样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中国的神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有时反而不像神，更像人。况且，中国在周代的《易经》中，虽然也敬天祀神，但更主要的是探究天地变化的规律，让人来顺应天地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生生不息的变化规律，以此为主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特别是以儒释道为主的封建社会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更是如此。道法自然，佛筏自性，儒发自身。老子强调世间万物运行都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人们只要顺应这些法则，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做，其实却什么都做到了；恰如春风吹拂，万物复苏，腐败的自然腐臭直至消失，新生的自然勃发生长；春风并没有刻意地去做什么，只是顺时顺势而吹拂，好像什么都没做，却什么都做到了，这就是“无为无不为”；细观《道德经》，老子的入世思想也很浓，也很愤世嫉俗，当无力改变现实，宁愿避世也不愿意同流合污，其实他并不刻意于出世；道家自庄子后才趋于虚诞、执着于出世思想。释迦牟尼静观内心，从人的自身的生命规律（人的自性）中觉悟到了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从而人的自性是万物规律的集中体现，是万物的假借，以此可知彼；恰如从河的此岸到彼岸，需要坐船过去一样，到彼岸后，船就不需要了，船只是一个假借，此处彼处，船好像是不存在的，但从此到彼，船又是必须的，无处不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无在无不在”；静察《金刚经》，释迦牟尼虽然竭力从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永恒，但他还是顺应自然界的规律的，使佛家的根基有很强的现实基础，还是有入世的思想的，不像自六祖以后，就颠倒了自然规律而随心改造万物了，使佛家末流趋于空无，连自我都丧失干净了。孔子、孟子强调人通过学习掌握事物的规律，从而可以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使自己养成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以自身再推及万物，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最终达到了“无可无不可”的境界，就是看透了世间万物的规律，凡事只要因时顺势，即可进退自如，出世、入世皆可，若道不同，孔子出世的思想也是很浓的；儒家自董仲舒以后，才趋于入世强争、媚权献谄的，其末流徒以衔权自炫，早已乖离孔孟本意。详儒释道三家本源，均竭力探究自然、社会及人生的运行规律，强调顺应万物规律、不可逆势而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因为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国虽然仍以君权神授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但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观念始终贯穿如一。这是中国的地域、种族特性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决定的。
当中国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互助协作精神，强调劳动者的作用，从而使政府可以在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发挥了人民主人翁的精神，实行人民监督、人民管理的优势，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热情，使国家的管理成本接近于当今时期的国家管理常数；否则，中国是不可能由解放前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状况，在短短的几十年，通过自力更生一跃而成当今世界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当然，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企业甚至黑社会等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巧取豪夺，将全民所有的财富转化成个人或个别利益集团所有，从而使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成本表面上分散了、减少了，但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因为上一级政府的各种政策根本执行不下来，
仅仅对自己有利的则不遗余力的执行，否则，就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使国家本来在统一利益基础上的有计划的管理，分散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为政而争利；使国家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成本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而大大增加，使国家的管理成本更是大大的增加了，更是造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度混乱。特别是那些通过巧取豪夺而致富、掌握社会自然资源的人，一方面极力宣扬金钱创造世界的理论，否认劳动者的作用，极力想改变政权；一方面移民国外以备后路。其实，它们人在国外，消费在国外，而资本增殖的生产仍然在国内；只有在国内，它们掌握的资本、资源才可以上下其手，充分发挥其增殖的能力；它们在国内资本增值的方法压根无法复制到国外，倘与国内脱离一切关系，到了国外，它们的资本就成了无源之水，很快就会枯竭。然而由于这些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自然资源，有些则通过企业、民间社团甚至黑社会等组织来行使一部分国家管理职能，甚至形成了一个个小的地方王国，使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使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成了空话、成了它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幌子；它们的所作所为给政府、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甚至扭曲了我国现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企业的产生，同时行使一部分国家的管理职能，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下，由于社会的发展，个人分散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社会的大量需求，只能通过集体协作生产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的产物。它是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调和的产物。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的国有化是必然的趋势，如今很多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影响力及其行使的国家管理职能比很多小的国家还要有“国家性”。当然，企业为个人所有，个人往往会成为独裁，企业的兴亡寄予一人，这是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企业的国有化是必然的趋势；当然，国有化是对企业更为科学的民主的有计划的管理，并不是特权阶层的个人化、私人集团利益化，国有企业的私人集团利益化只不过是在国有的幌子下的私人企业而已；它所行使的国家管理职能也是独裁的，与真正的国有化是不沾边的。在欧美等国所常常进行的企业国有化最多只能算是特权阶层或私人利益集团的集体化企业，其实质仍然是私人或私人集团的企业，压根与国有企业是不沾边的；所以，它们的改革从来都没有动它们的私有制根基；所以，它们的改革，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至今一点也没有改变。详查企业的起源，首先从封建社会的行会和私人手工作坊开始：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不可能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与生产，不同的私人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太过于分散，既增加了国家的管理成本，又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同时，生产效率极其低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散的私人手工作坊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部分黑社会性质、半官方的民间社团组织——行会就应运而生，行会具有部分集体的性质，使不同私人作坊之间在部分统一利益的基础上具有简单的集体协作，当然，行会是具有部分国家管理职能的；从而降低了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原来的极其分散的生产方式下的国家管理成本、社会交易成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商品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行会及私人手工作坊的简单集体协作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了；人们需要在一定的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更紧密的集体协作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越来越具有计划性统一性科学性；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这种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统一利益的基础上的集体性的生产方式与原来的分散的生产方式相比则大大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成本、社会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诞生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随着生产的越来越社会化，企业会越来越大，行使的国家管理职能越来越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了，而企业生产方式的集体协作性是适应社会化性的大生产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越来越大，有的形成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俨然就是在一定的统一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科学的生产与管理的一个独立王国；在公司的内部，它是竭力强调统一的利益，即集体公有协作观念的，否则，是要出大乱子的。当然，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调和的产物。所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越来越具有的计划性统一性科学性，公司的国有化是必然的选择。
所以，当今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就必须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进行明确界定。“治大国若烹小鲜”，当初的改革开放，正是因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这些人成了改革的中坚，先易后难，一步步才改到今天的，从而使社会没有出大的乱子。现在的进一步深入改革更难，因为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混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中央政府和弱势群体想深入改革，但执行改革的中坚却没有；所以，当今中国的深入改革更难，虽屡屡发动却很难实行下来。当今中国深入改革已不能从农村开始了，当初将农村从僵化集体所有制中分散开来，就是因为适应了农民的小农意识，几乎没有阻力，更兼改革中坚力量的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如今，农村中的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农村的大量的自然、社会资源，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明确界定，自然是它们极力反对的，它们还需要模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产权界定以从中继续得利；农村改革自然是不可能深入下去。国有企业目前毕竟还是国家所控，还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虽然有极个别特权阶层竭力将国有企业化为个人或私人集团所得利，但毕竟还在中央政府所能控制范围内，还能够界定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使各明其位。以国有企业为切入点，逐步向社会各层面推进，明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明确界定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才能真正发挥人民管理、人民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剥除特权者的伪装；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劳动者的作用，才能真正树立起“以人为本”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观确立了，才能表明一个国家政权真正稳定了下来，达到了一种社会各界都认同的利益平衡，经济社会才能在一种平稳有序的环境中可持续发展。
建党90周年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了，此时，正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而一个健康的积极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中国成为世界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之前所必须确立的。
（胡立利，龙飞世纪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安徽）
